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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李大钊的研究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而对李大钊文化发展现的研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文章从三个方面概述了李大钊文化发展观的思想渊源，认为李大钊的文化发展观是在当时中西文化论争的背景下，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文化发展的思想，同时借鉴西方近代文化中一些思想家对于文化发展问题的思考形成的。
关键词 李大钊；文化发展观；思想源流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为了探寻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他汲取中外思想而自成一家之言。在短短的38年生涯中，给我们留下了500多篇文章，160多万字的著作，其内容涉及各个领域。他的一生就是在寻找一条适合于当时中国国情的文化发展道路，其文化发展思想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大钊认为，文化是“进步、发展的，常常变动的”。而且“文化是一个整体的，不容片片段段的割裂。文化生活的各体态、各方面，都有相互结附的关系；不得一部分一部分地割裂着看”。同时文化的发展又是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的，“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一切过去，都是现在我们利用的材料。我们的将来，是我们凭借过去的材料、现在的劳作创造出来的”。因此李大钊认为文化是发展的。通过吸收各种文化的营养而进行自我更新，有其实现的基础、条件、主体，朝着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方向发展。文化发展观，顾名思义，就是李大钊对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思考所形成的观点。本文中李大钊文化发展观是指李大钊对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文化的发展，通过思考文化发展基础、条件、主体、目标，进一步解释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是朝向建立社会主义文化。李大钊一生经过艰难选择，考察对比中西文化优劣，认为中国不可能像西方一样建立资本主义文化，只能像俄国十月革命一样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同时也说明世界以后的主流将是“劳工的世界”。他认为，中国最理想的文化发展模式就是建立一种全新的能够吸收各种文化之长的新文化。但是，这一思想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是李大钊思想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他的文化发展思想的形成，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是在借鉴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考察李大钊文化发展观的渊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李大钊文化发展观形成的丰厚土壤
大凡某一种思想的发展除了在横向上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驱动、牵引外，还在纵向维度上受到思想史和学术史自身发展的传统与惯性的制约。从这个视角来进行考察，李大钊的文化发展思想就是中国文化在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思想要素逐渐累积、融会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蜕变和创新的结果。
李大钊自幼深受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熏陶，他四五岁时开始读《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启蒙书，七岁起从塾师单子鳌、赵辉斗、黄玉堂读书。在此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李大钊，传统文化影响了他的思维。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则是主流。孔子提倡人的价值在于终生奋斗，“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强调“善养吾浩然之气”。李大钊受到传统文化刚健有为思想的影响，认为“宇宙无尽，即青年无尽”。作为文化发展主体的青年应该“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在涉及到文化发展条件时，李大钊的思想也吸收了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涵。《尚书·泰誓中》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之语，意思就是说上天所作所为都是由民意决定的，民意是社会秩序的主宰力量。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就体现吸收这样的观点，他要求治者能够处理治者与被治者的关系，遵循平等的观念，为治者要代表民意即“众庶之信仰”，以德治国。他还引用了《道德经》“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儒家的“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等来说明仁政、德政的合理性，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包含民主之意。
李大钊文化发展思想中创新因素与调和因素显然来自于儒家传统思想。在李大钊看来，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出现了危机，形成不调和的生活。因此，他主张调和中西文化，其主要目的是改造中国文化的主体结构，他的这种调和思想主要吸收了传统文化中调和持中的思想内容。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主张“礼之用，和为贵”。李大钊对中庸之道所包含的思想特别感兴趣，认为调和折衷呈向上发展之机，更有利于文化的进步。他说：“甲之说畸于刚，说畸于柔，吾宁欢迎‘第三’之说。盖‘第三’之说，乃刚柔适宜之说，中庸之说，独立之说也。”李大钊提出介于“第一”与“第二”之间的“第三”说，与他对道家文化的理解是相联系的。他说：“老子有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故‘第三’之境，实宇宙生生之数，人间进步之级，吾人当雄飞跃进以向‘第三’。”李大钊认为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迎受世界新文明，在时代的挑战中得到创新和发展；中国文化要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融合时代的精神；“变形易质”，更新再造。这就提出了对传统文化变易主张的理解。《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伊尹日：“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这些关于社会变革的思想无疑对李大钊的文化发展思想造成影响。李大钊把中国文化的发展与世界的进步联系起来，提出了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任务。对于中国人来说，不能只是“摘西洋物质文明之疲劳，不自反东洋精神文明之颓废”，而必须在“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学说”的同时，“将吾东洋文明之较与近世精神接近者介绍于欧人，期与东西文明之调和有所裨助，以尽对于世界文明二次之贡献”。《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一文，正是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李大钊把眼光注意到俄罗斯，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是趋向于建立与俄罗斯一致的文化。
二、西方近代文化是李大钊文化发展观形成的重要基础
五四时期的学术思想是中外文化相碰撞、冲突和融合的产物，考察李大钊文化发展思想的渊源也必须从当时的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和研究。李大钊受过比较系统的西方文化教育，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就已经初步接受西学的熏陶。 哲学家托尔斯泰是李大钊十分崇拜的人物，他充分吸收了托尔斯泰的英雄观来作为阐述其文化发展观中关于文化发展主体的思想。托尔斯泰认为：“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李大钊十分欣赏这一主张，并进而阐释重视民彝的重要性，倡导“唯民主义”，重视民众在社会上的自主和独立。他说：“夫圣智之与凡民，其间知能相去不远。”英雄与凡民之间并没有绝对的不可跨越的鸿沟，英雄产生于民众。李大钊已经意识到群众力量的伟大，确立民众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李大钊对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也十分赞同，主张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融为一体，希望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启悟人心，开展对农民的教育。他要求中国的青年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农村作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只有青年多多的还了农村，那农村的生活就有改进的希望；只要农村生活有了改进的效果，那社会组织就有进步了，那些掠夺农工、欺骗农民的强盗，就该销声匿迹了。”在涉及到文化发展的基础及趋势时，李大钊明显受到了法国思想家鲍丹的影响。鲍丹学说中关于事物是“螺旋状的进步”的说法深深影响了李大钊，李大钊在《鲍丹的历史思想》一文中，吸收了鲍丹这一思想。他认为：“人类不但不是永远退落的，而且在震动不已的循环中，渐渐地升高。这是螺旋状的进步。”这一思想也影响了李大钊对历史规律的研究。他在《史学要论》一文中认为：“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停滞的，亦不是循环逆反的、退落的，这样给了我们一个进步的世界观。”这一论断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观的论述，同样也适合于论述文化的发展。列宁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时曾指出：“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前的阶段，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
另外，李大钊的文化发展思想还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受到河上肇及其所编的《社会问题研究》杂志的影响，有关马思原著的大量引文来自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其中对经济是文化发展条件的论述与河上肇有惊人的一致。
三、近代中西文化论争是李大钊文化发展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我们知道，在文化繁荣的时代，人们难以进行文化的自我批判。引发自觉批判的原因往往是文化的衰落，各种社会思潮存在，多元价值体系在社会上震荡。多元社会思潮的存在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之一。李大钊恰处于中西文化剧烈冲突的文化氛围里，自然会对当时的东西文化进行研究，形成自己的观点，但是他比较关注的还是中国文化整体的发展方向。
众所周知，五四时期曾发生过影响深远的东西文化问题的大论战。论战主要是《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对《东方杂志》文化观点的批判，主要是围绕东西文化的优劣、新旧等问题进行的。如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吾人最后之觉悟》等文章中，旗帜鲜明地认为中西文化主要是古今之别。即“近世文明”与“犹古之遗”的差别，中国应彻底采用西方近世文明，抛弃中国“犹古之遗”。而东方杂志派则认为，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主要是民族性质的差异。杜亚泉发表了《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战后东西文化之调和》《迷乱之现代人心》等文章，认为只有依靠中国的“静”的文明来救济西洋“动”的文明，对于今日中国之精神危机，“救济之道，在统整吾固有之文明，如满地散钱，以吾固有文明为绳索，一以贯之”。随着论争进一步升级，陈独秀在《调和论与旧道德》中又认为，“现在人类社会种种不幸的现象”不限于西洋东洋，那种“物质上应当开新，道德上应当复旧”的论调是万万不可的。常乃惠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一文中又说，中国固有文明“很欠完备”。“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与青年杂志派的观点正相对。杜亚泉又发表《新旧思想之折衷》，认为中国固有文明“苟以科学的法则整理而刷新之，其为未来文明中重要之一部分，自无疑义”。
两派在文化的新旧问题上各执一见。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予资本主义世界以沉重的打击、以及十月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进行了新一轮的论争。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就针对这种情况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出路，认为应当用中国文化来救治西方社会。梁漱溟在其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认为未来的文化应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而陈独秀等人则认为，要想以发展资本主义来拯救中国多数人的贫困，那是南辕北辙，唯有中国劳动阶级联合斗争，才能达到中国独立的目的。回顾这次论争，可以看出东方[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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