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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派主张中国应建立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新文化，而陈独秀的文化理论更有价值。他适时提出借鉴西方现代文化和变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课题。然而，其理论存在误区，其东西文化的比较，不是两种文化的平等对话，而是以西方现代性标准对东方传统文化进行的单向批判，因而他强调的更多是中西文化的时代性差异，而不注意乃至否认文化的民族性区别，这无疑深化了中国文化的认同危机。杜亚泉则针对陈独秀的这种文化观念，认为文化是社会历史演化的产物。其实，文化既有体现人类文化“共相”的时代性内容，又有表征民族文化的“殊相”的民族性因素。文化要想发展，既要进行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改革，也要着眼于传统的承续与复兴。新青年派和东方文化派分别抓住了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两个基本属性进行论争，以致双方都难以得出一个完全客观的结论。如果只强调冲突而排斥融合。就会夸大文化的时代性而陷入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如果只强调融合而排斥冲突，就会夸大文化的民族性而堕入“中体西用”的泥潭。
李大钊就是在这样一个中西文化论争的背景下，对文化领域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他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并没有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在文化发展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相结合这一点上，他采取了辩证综合的立场，既反对用西方文化来取代中国文化的全盘西化论，也反对用中国传统文化抵御西方文化的保守主义，而是对两种文化进行解释、分析、评价和取舍，最后选择其文化发展模式。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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