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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923年底1924年初李大钊两封信的探疑与考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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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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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2006年3月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中，新收入一封李大钊《致张溥泉、汪精卫并附剑云函》。其中《致张溥泉、汪精卫》的信中说：
溥泉、精卫先生：
京、津代表经已选出。京为张国焘、谭克敏、许宝驹。津为韩麟符、于方舟，余一人不记其名。拟于四日离京，五日由津起程赴沪。特闻。
弟 李大钊
二日
这封信的发现和收录，对了解李大钊与国民党“一大”召开的密切关系有着重要意义。但是仔细分析起来，该信中还有一些疑点值得注意。本文即根据有关资料对其作一些辨析，希望能得到方家的指教。
首先，关于该信的写作日期与其内容的矛盾
关于这封信的写作时间，信中两次写有“二日”，信封“左上角北京邮局打印的邮戳发信日期为：‘2、1、24’，即1924年1月2日”。① 由此可见，该信写于1924年1月2日无疑。《李大钊全集》注释本，在题解中只说“二日”这个日期是“邮戳发信日期”，而没有说它是李大钊的信中原本就有的。这可能会使人们对原本比较确凿的写信日期产生疑惑。
但是，仔细分析起来，“1月2日”这个日期，与这封信的内容似乎有些矛盾。
该信中说：“京、津代表经已选出”，即是说北京、天津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在1月2日，更可能在2日之前就已经选出。实际上，据1月6日《京报》和天津《大公报》等报刊的报道，参加国民党一大的北京代表是在1月4日才选出来的。对这里的相互矛盾，似乎只能解释为：李大钊在1月2日所说的“京、津代表经已选出”，指的是北京代表的候选人已经确定。
其次，李大钊在信中说：北京代表“拟于四日离京，五日由津起程赴沪。”从《京报》和天津《大公报》在1月6日的报道来看，北京代表是在“昨晨”即5日晨离京的。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李大钊等人在5日早晨离京，最晚到6日就能到达上海。而从北京向上海寄信，即使是“快件”，也要二三天。这样，李大钊在1月2日的信中，在已经确定“拟于四日离京，五日由津起程赴沪”的情况下，还要向在上海的张溥泉、汪精卫等人报告“京、津代表经已选出”，似乎意义不大。更何况在1月2日，北京的代表实际上并未选出，李大钊向张继、汪精卫等人报告的，不过是北京代表的候选人。
（二）
李大钊在信中说北京选举的代表是“张国焘、谭克敏、许宝驹”；而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中，北京特别区的选举代表是“许宝驹 谭克敏 石瑛”。① 两者比较起来，关键在于：张国焘和石瑛，哪一个是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实际上，这两个人又都参加了国民党一大（张国焘提前离会）。那么，北京特别区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到底有哪些人呢？
首先，作为重要史料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① 并非完全可靠。
1、有许多人，尽管被选入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或监察委员会，实际上并没有参加国民党一大，或没有被列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中。这些人共有24名，占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委员共51人的将近半数。他们是：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李烈钧、居正、林森、邹鲁、谭延闿、覃振、石青阳、熊克武、杨希闵、邓家彦、瞿秋白、张国焘、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锺秀、杨庶堪。
2、孙中山作为国民党的领袖和国民党一大的核心人物，既没有列入国民党一大代表名单中，也没有列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名单中。
3、作为国民党一大秘书长的刘芷芬，也没有被列入代表名单中。
4、据《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所载，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共220人次。其中编号为25的李希莲、编号为134的李宗莲，均未列入代表名单中。①
其次，认定张国焘是北京代表的，除了李大钊的这封信，还有张国焘自己的回忆。在《我的回忆》中，张国焘详细回忆了他被选为北京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和李大钊一起先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再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的开幕式，最后因为要回北京筹备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而于23日离开广州，经上海回到北京的经过。② 这些回忆比较翔实、合理，因而被许多论著所采纳。就连主要给张国焘《我的回忆》挑毛病的一些专著，也承认张国焘确实参加了国民党一大③。而且，张国焘尽管提前离会，但在最后仍然被孙中山提名并被全会通过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这样，张国焘作为国民党一大代表之一，应该是确实的。
再次，说张国焘是北京选举的国民党一大代表，也有一些疑点。
其一，他既然被选为北京代表，李大钊又提前报告了张继、汪精卫等人，张国焘的名字为什么没有列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中？
其二，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发挥作用较大，既是大会主席团的成员，还被孙中山提名为组织宣言、组织章程、组织宣传三个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他又非常希望张国焘与他一起参加国民党一大。这样，他对张国焘应该是非常关注的，对张国焘没有被列入国民党一大代表的名单中也应该不会置之不理。
其三，既然张国焘早就因为要筹备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而不愿意去广州开会，最后也确实只参加了三天的会议就提早离开了，为什么还被选为北京的代表?
其四，张国焘在回忆中，只提及他自己被北京国民党组织选为代表，未提及其他被选举的人，这也有些不正常。而在1924年1月6日《京报》和天津《大公报》的有关报道中，都讲到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选定谭仲逵、李大钊、许宝驹、谭克敏等6人为代表”，而未提及张国焘、石瑛等人的名字。这与张国焘回忆的他“以最大多数票当选为代表之一”，① 也不太一致。
李大钊在1924年1月2日的信中已经向汪精卫、张继等人报告北京的选举代表为“张国焘、谭克敏、许宝驹”，而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中的北京选举代表却是谭克敏、许宝驹、石瑛。在这里，或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李大钊希望张国焘成为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北京代表之一，也确实把他列为北京代表的候选人之一。但在选举时张国焘却没有被选上。李大钊就发挥他的影响力，使张国焘成为国民党一大的特邀代表或曰“代他种名义参加”的代表之一。这样，张国焘虽然参加了国民党一大，但因为不能算北京的代表，故而没有被列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中。
其五，尽管《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有上述缺陷，但它关于北京代表的记载却比较完备，明确列出了指派代表和选举代表各三人。在1924年1月6日《京报》和天津《大公报》的报道中，都说北京代表是“六人”。有关论著在提及北京代表时，也都说北京代表是6人。这样，未被列入北京代表6人名单的张国焘，就更不能被轻易认定为北京代表。
其六，按照李大钊在信中所说，北京出席国民党一大的选举代表有张国焘，而无石瑛。但是恰恰是石瑛，不仅名列北京选举代表的名单中，而且在会议期间多有活动。1月22日上午，石瑛被孙中山指定为国民党一大组织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29日下午，石瑛向大会提出《本代表大会对于海外各同志为国为党奋斗应有一种诚恳表示案》，被大会接受，并议决“交秘书处起草”；30日上午，石瑛被孙中山提名并被大会通过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列24人的第11位（李大钊则列第18位）。这样，说北京代表中有张国焘而无石瑛，是难以成立的。
其七，有的论著可能觉得说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北京选举代表有张国焘而无石瑛，的确难以自圆其说，就转而说北京代表中有张国焘而无延瑞祺。① 在《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一卷中，这样写到：“1924年1月4日，李大钊主持了在京国民党党员大会，推选出许宝驹、张国焘、谭克敏3人，加上孙中山指派的李大钊、谭熙鸿、石瑛共6人为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北京代表。”②
这个延瑞祺，在国民党一大期间的活动的确较少，在目前看到的有关史料中也很少见到关于他的记载。但是，延瑞祺不但是代表北京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还是孙中山指派的代表。他和李大钊、谭熙鸿一样，并没有参加北京选举代表的竞选。因而说北京代表中有张国焘而无延瑞祺，而且把石瑛列入北京的指派代表之中，也缺乏确凿的证据。当然，如果能确证延瑞祺虽然被指派为北京代表之一，却没有参加国民党一大。那么张国焘倒是有可能顶替延瑞祺的指派代表身份出席国民党一大。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这样的确证。
（三）
2006年1月下旬，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在台湾首度公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李大钊、陈独秀等亲笔书函八封。这八封书函中，有一封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写给汪精卫、廖仲恺、张溥泉等人的信。信中说：
弟与仲远兄来津讲演，此间青年倾向吾党的意趣甚浓厚，党员增加率极速，现已超过百人，日内即开选举代表大会，青年学子颇愿多一、二人到广州大会，拟请以于树德兄归于指派之列为荷。诸先生同意，即乞电请 总理指派直隶代表三人时，于溥泉、励斋两先生外，并指派于树德先生，而弟之出席可以代他种名义出席，京津代表由津到沪之旅费暂由他项款下借用，又山西太原部已成立，拟赴会，已函令举代表三人，并闻。
弟李大钊
这封信，比较具体地反映了李大钊积极参与国民党一大召开的准备工作的有关情况，也为今天的人们理解李大钊写于1924年1月2日的信提供了新的思路。
首先，从时间和地点来看，此信当写于天津，所谈也主要是天津国民党组织的发展情况及其推举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之事。此信写作的时间，当在1923年12月23日至30日李大钊在天津学术演讲会上演讲并参加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8周年校庆活动期间。稍微具体一点说，此信大约写于1923年12月底。从信中所说“日内即开选举代表大会”这句话来看，李大钊的这封信写于直隶省国民党党部推举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的会议之前。把李大钊的这封信与[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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