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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923年底1924年初李大钊两封信的探疑与考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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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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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写于1924年1月2日的信联系起来，人们对当时的情况就会得到更加清晰的认识。
在《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大事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23年12月下旬，“为尽快建立中共天津地方组织，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8周年校庆之时，特意赶到天津，亲自指导党组织的筹建工作。这期间，李大钊还在法政专门学校秘密主持召开了推选直隶省国民党一大代表的会议。”①这段记载，虽然未注明所据为何？大体上可以作为李大钊的上述信件写于天津的旁证。
早在1989年，刘民山所著《李大钊与天津》一书就指出：“在中国国民党‘一大’开幕前夕，他却来天津停留了一星期。一方面说明李大钊对母校的关切；一方面可以设想，他来津还有另外的任务。比如：与去参加国民党一大的天津共产党员于方舟、韩麟符、江浩等交换一些情况，商量一些问题，或者进行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刘民山在这里讲得比较含糊，并表示“还要作进一步的探讨。”②从李大钊的上述两封信中，今天的人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他对直隶省选举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的工作了解得相当细致，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其次，信中说“青年学子颇愿多一、二人到广州大会，拟请以于树德兄归于指派之列为荷。诸先生同意，即乞电请 总理指派直隶代表三人时，于溥泉、励斋两先生外，并指派于树德先生，而弟之出席可以代他种名义出席”。表明李大钊向汪精卫、廖仲恺、张继等人建议，将于树德和张继（溥泉）、王法勤（励斋）
确定为直隶省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三位指派代表，而将他自己列为“代他种名义”出席的代表。这固然表明了李大钊不计名分的高风亮节，但他本来是北京的指派代表之一，他建议于树德被列为直隶的指派代表之一，并未提出某个人可以调剂到北京的代表名额之内（也不太可能这样做）。因而，李大钊的这种“谦让”令人有些莫名其妙。
再次，从李大钊提出建议以后的实际情况来看，他的建议被部分采纳了。据1924年1月7日的《广州民国日报》第3版报道：“此次国民党召集全国代表大会，原定每省由总理指派三人，及由各该省选举三人。除粤省及北京上海两特别区，经已指派外，昨六号复由孙总理将各省应指派代表，一律派定。计开是日被指派者为直隶省为张继王法勤于树德，……”（原文中标点皆为“、”，引者按现行通例改），由此可见，于树德的确成为了直隶的三名指派代表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张继开始仍然是直隶的三名指派代表之一。但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中，直隶的指派代表却有李永声，而没有了张继。看来在1924年1月6日之后，根据某些情况的变化，李永声又取代张继成为了直隶的指派代表。这样，张继虽然照旧参加了国民党一大，在会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并被孙中山提名、经大会通过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5名正式委员之一。但是，他的名字并没有被列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中，成为不代表任何地方的代表，或许就是李大钊在信中所说的“代他种名义”出席的代表。
根据这一点来看张国焘的代表身份，他自然是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之一，但既未被列入北京的代表，也根本未被列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中。看来，他和张继等23人的代表资格一样，也是“代他种名义”出席的代表。或者，称他们为国民党一大的“特别代表”或“特邀代表”更妥当一些。
最后，李大钊的信中说“弟与仲远兄来津讲演”。这里说的“仲远”，尚无从确认，只能作一些大体的推测。李大钊这次到天津，共做两次讲演。一是12月23日在天津学术演讲会上演讲，一是在直隶法政专门学校的18周年庆典上做《十八年来之回顾》的讲演。“仲远”既然与李大钊一同到天津讲演，大致上也是在这两个场合或其中之一讲演。因而从这两次讲演活动的其他参加者中，或许可以找到“仲远”的线索。而且，李大钊在给汪精卫、廖仲恺、张继等人的信中提到“仲远兄”，大约这位“仲远”也是和上述三人，特别是和张继比较熟悉的人。“仲远”既然和李大钊一起“来津讲演”，很可能就是从北京一起去的。
在网络上搜索“仲远”二字，发现在上海工运志的“人物传”中，提到“邓中夏，谱名隆渤，字仲澥，又名康、仲远、安石”。并介绍他是“湖南宜章人。幼年读过私塾，后进长沙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民国6年（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多次听过李大钊的讲课和读过他的许多文章。民国8年，任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总务干事，并任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部干事，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同年7月，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翌年3月，发起并参加国内第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9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他与李大钊等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他是第一批团员。民国10年初，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在铁路工人中建立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人运动，并于同年5月1日，正式成立工会。民国10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邓中夏任北方分部主任。翌年5月，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8月，根据中共二大的决定，全国发动了劳动立法运动。他参与起草了要求承认有言论、集会、结社和罢工等自由权利的劳动法大纲。曾先后领导了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民国12年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北京迁到上海，邓中夏随来。同年4月，参加创办上海大学，兼任总务长。8月，邓中夏出席了在南京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组织部长。10月，参与创办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①
在这段介绍中，明确提到邓中夏曾用名“仲远”，并且介绍了他和李大钊的密切关系。根据这些介绍，说邓中夏与李大钊一起到天津讲演，也是有可能的。
进一步检索邓中夏的资料，还发现许多论著都提到邓中夏“又名‘重远’”：
1、“邓中夏(1894 —1933)，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原名邓隆渤，又名邓重远，字仲，湖南宜章人。”②
2、“邓中夏（1894-1933），原名邓康，字仲澥，又名重远。”③
3、“邓中夏，原名康，号仲懈，笔名心美、仲夏等，在长辛店从事工运时，为便于工人们记会他的名字，才将仲懈改为谐音‘中夏’，此外，他还曾用过笔名‘重远’、‘李成’、‘大壑’等。”①
从上引几条资料的介绍来看，邓中夏所用名字中，既有与“仲远”谐音的“重远”，又有“仲懈”、“仲夏”、“仲”等。据此认定“仲远”为邓中夏的名字之一，也是完全可以的。
但是，许多论著都提到：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北京迁到上海，邓中夏随来。同年4月，参加创办上海大学，兼任总务长。”② 这样，在1923年底时，邓中夏似乎在上海，而不在北京，也不太可能
与李大钊一起去天津“讲演”。因此，如果不能证明邓中夏在1923年底到过北京和天津的话，李大钊在信中所说的“仲远”是否就是邓中夏，也还不能确证。
实际上，1923年间，邓中夏尽管主要在上海大学任职，但因为他在北方有着巨大的影响和深厚的工作基础，由于某些方面的需要，他在北京仍然肩负了一些工作。这样，他还是有可能与李大钊一起到天津去做“讲演”的。
早在1980年代之初，魏巍、钱小惠所著《邓中夏传》中就提到，1923年“十二月间，他被派往北方检查团组织的改选工作。”“一个寒冷、阴沉的冬日，他终于又回到了离别十个月的北京。”“他又见到许多熟识的同志们。他打听了别后的情况，知道同志们在艰苦危险的环境下，仍然继续在坚持斗争。他帮助同志们整顿了团组织。”“第三天，他匆匆登上了去保定的火车。”③
冯资荣在《邓中夏与第一个蒙古族党支部》中回忆说：中共北方区委派邓中夏到蒙藏学校去开展党的工作。“1923年10月，邓中夏身着朴素的学生装，来到蒙藏学校蒙族青年中间。”“是年冬，邓中夏请示李大钊后，先后发展乌兰夫、多松年、奎壁、吉雅泰、李裕智、佛鼎等10余人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之后，邓中夏在蒙藏学校又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引导他们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并陆续发展他们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创建了第一个蒙古族党支部。”④
乌兰夫也回忆道：“1923年冬，李大钊、邓中夏、刘伯庄、赵世炎、李渤海等同志，先后到蒙藏学校来，通过个别谈心、介绍进步书刊、吸收我们听讲座等方法，向我们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启发我们的觉悟。”①
贾吉在《我党在蒙古族中建立的第一个支部》中写道：“1923年10月，邓中夏、赵世炎、恽代英等经常到蒙藏学校从事秘密活动，宣传马列主义。特别是邓中夏经常循循善诱地向学生们传播灌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深入浅出地介绍中国共产党“二大”制定的关于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纲领。这批蒙古族进步青年迅速地接受着革命真理。逐渐成熟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邓中夏根据李大钊的意见，先后发展了乌兰夫、奎壁、赵诚、高布泽博、康根成、佛鼎和多松年、吉雅泰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次年，邓中夏以这批青年团员为核心，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陆续发展这批青年团员中的骨干分子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以蒙古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②
署名“大松”的《内蒙古党建史话》也生动地描述道：“1923年的一个冬夜，北平市风雪交加，寒气逼人。座落在西单石虎胡同的一座深宅大院，当时的北平蒙藏学校初中四班大宿舍内，却炉火正旺，温暖如春。30多名同学正在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他们争取恢复官费、驱赶反动校长王维翰、金永昌的斗争胜利，不时发出朗朗笑声。随着敲门声，一位浓眉大眼、留着小平头、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身穿一件灰色粗布棉袍的先生，在邓中夏陪同下走了进来，‘这位就是李大钊同志’，邓中夏介绍说。”“当时李大钊领导下的中共北方地区党组织对来自内蒙古的这批蒙古族青年予以极大的关注。他多次亲自到蒙藏学校和他们交流思想，促膝谈心；他先后派邓中夏、赵世炎、韩麟符等北方地区党团组织的负责人专做蒙藏学校进步青年学生的工作。”③
李权兴等人所编《李大钊研究辞典》一书，在介绍“吉雅泰”、“奎璧”、“多松年”等内蒙古人士时，都提到：从1923年冬天开始。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邓中夏、赵世炎等人，先后到该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④
以上所引几条资料，虽然都未提及邓中夏于1923年底与李大钊一起去天津讲演，却多次讲到邓中夏在北京的活动。这至少可以证明，1923年下半年的邓中夏，并非只在上海和南方从事革命活动。这样，他与李大钊一起到天津进行革命活动，乃至作讲演，还是有一定可能性的。
从邓中夏本人的情况来看，他既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位卓越领导人和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又是一位重要理论家和学者。他也完全有能力与李大钊一起到天津去做“演讲”。
1996年8月间，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查阅1923年12月31日的天津《大公报》时，在第2张第2页上发现一条报道，题为《法政学校开纪念会》：“法政专门学校，于日昨（三十日）上午九时，开成立纪念会。到会者除本校学生外，有各界来宾。由校长李秀夫主席。上午有高玉韩李寿昌二君演说，下午有演各种新剧旧剧。颇称盛况云云”。
这个与李大钊一起在直隶法政专门学校演说的“高玉韩”，是否就是李大钊所说的“仲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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