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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研究到文化研究:人文社科学术范式转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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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9: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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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的国家和未工业化的国家、现代化国家和未现代化国家、极权主义国家与自由国家做相互比较的研究；最后一个叫区域研究和全球研究（area studies and global studies），把研究放在一个全球的背景下进行。目前全球化已成为一个囊括一切的框架，区域研究这种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nationstate based）研究方法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目前强调更多的是无边界的世界（the world without borders），而且现在处于一个信息革命时代，是互联网的时代，在文化上强调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强调各个不同族裔的独立性、自主性（independence of ethnicity）。时代的迅猛变迁，似乎使区域研究走向边缘化，开始衰败了。
三、区域研究的两种学术范式：冷战与发展
区域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范式就是冷战，把反共作为主题，采用比较分析和研究方法，以极浓的意识形态色彩来批判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有一个有意思的背景。二战时期有很多的犹太学者从德国逃避纳粹的迫害流亡美国，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多数哲学家纷纷跑到美国加州。其他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犹太学者，如传播学创始人拉扎斯菲尔德，到了美国以后就把他们对纳粹极权主义的分析经验、对纳粹的批判视角基本上照搬在对苏联的研究上，他们认为斯大林的苏联体制和纳粹德国的体制有很多相像的地方。这些犹太学者并没有在苏联生活过，缺乏直接的体验，基本是道听途说，停留在对苏联的表面的了解。斯大林的苏联尽管有高度专制和官僚主义的一面，但是苏联立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中所提倡的一种平等的社会主义的理念，是不为这些犹太学者所见的。他们认定苏联跟纳粹、希特勒没什么太大的区别。这就是反共的范式的一个很强烈的知识背景。
区域研究的另一重要范式是有关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所谓的“发展”（development）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不发展（underdevelopment），是与发达和不发达、工业化和非工业化一样的很大的分野。二战结束后，西方要重建一个世界新秩序，如何来重新划分世界？二战后，除了出现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过去的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纷纷通过民族解放战争来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争取独立。毛泽东说“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基本概括了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的状况。第三世界国家取得独立后，首先面临着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尤其是在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发展的问题特别敏感。拉美应怎样发展，建立一个怎样的模式？美国许多学者花费很多的心思来研究这个问题。最著名的研究发展的政治学家撒缪尔·亨廷顿因此建立起一个“发展”的学派。亨廷顿建立了一整套关于不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模式。亨廷顿最近这些年搞出了个所谓的“文明的冲突”理论，使他再度名声大噪，但最早出名的是有关发展的理论。
第三世界的发展跟冷战也密切相关。美国除了意识形态和军事上对社会主义的包围，还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整体战略，这样就是马歇尔在西欧的“复兴计划”和在亚洲的“开发计划”。亚洲开发银行就是那时成立的。美澳新条约是美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控制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手段，由此衍生的“亚洲—太平洋圈”（Asian Pacific Rim），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为全球化中重要的区域经济圈，其来源即是冷战。此外还有美日安保条约、东南亚国家条约组织等，把整个亚洲都纳入美国和西方的战略计划。这个发展的范式实质上是一个遏制共产主义的范式，跟冷战的范式息息相关。随着美国和西方遏制共产主义的大战略，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国家，叫做“新兴工业化国家”（NIC—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特指中国周边的所谓“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一个东亚现代化“奇迹”。但这个“奇迹”从根本上讲是冷战遏制共产主义大战略的产物，没有美国和西方对这些国家地区的大量政策扶植和优惠，奇迹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研究是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冷战和发展的两种范式均适用于中国研究。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美国资深的中国研究学者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中文名字叫何汉理）在1999年举办的“美国的中国研究五十年”的学术会议上，总结了美国的中国研究，提出中国研究的五种主要角色⑥。第一个角色就是商务顾问和咨询（business consultant）。他说这话的时候，中美之间的贸易已经越来越频繁。他预测到中国的经济将要有更迅猛的发展，中国研究肯定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第二个是情报分析（intelligence analyst），这一向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这一角色现在看来是越来越强化。第三个就是传媒资源（media source）。美国的学术界跟传媒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尤其是研究国际问题的。美国传媒大部分都是通过与专家、学者的交流来了解世界的。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对于美国传媒中的中国形象如何塑造、如何表述，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第四个角色就是政策倡议（policy advocate）。他们要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我们常说的智囊团（think tank）。最后一个比较有意思，叫做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就是要让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针对中国来鼓吹美国的理念和价值观。这跟左翼色彩的赛义德（Edward Said）和乔姆斯基（Noam Chomsky）那样的公众知识分子完全是南辕北辙的。西方左翼公共知识分子是要批评资本主义的弊端。而针对中国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则要向一个“不自由的、缺乏人权的、极权主义的”中国宣传自由、人权、民主的理念。所以美国很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研究中国的，都有着此类的很强的使命感，就是怎么样使中国“变色”，使中国和平演变。这是研究中国的许多美国知识分子、汉学家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他们中的确有一部分是搞情报、参与政治的，但更多的则是出于西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信念，觉得中国应该完全接纳美国的多党制、民主制。
西方人文学科研究现代中国的特别是文学和历史领域，冷战的范式是特别突出的。如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夏氏得到美国军方资助为朝鲜战争的美军军官编写的中国小册子的命题之作。虽然夏氏在书中大量使用了西方现代主义美学和新批评的唯美主义方法来“改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其鲜明的冷战反共立场却非常突出，夏在其台湾版中译前言里特别提到他写这本书的来龙去脉，强调他始终一贯的反共立场⑦。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学术界大量引进译介西方汉学成果，在普遍的学术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趋势中，往往忽略了西方现代中国研究的冷战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
四、西方的文化研究与中国研究
西方的文化研究与区域研究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文化研究有着强烈的左翼批判的色彩，是20世纪60、70年代席卷全球和西方的一个激进的左翼社会运动的产物。这个左翼运动跟19世纪和20世纪初左派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一个完全的工人运动，也不是一个政党运动（party politics），而是一个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是比较松散的，由各个社会阶层的参与，其中知识分子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不受某个左翼政党的约束，政治观点芜杂，但均要求对资本主义做激进的社会改造。左翼知识分子在学术上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社会与政治关怀。 上世纪60、70年代的左翼社会运动跟西方的中国研究有一些有趣的关联。当时有一批法国和德国的激进青年知识分子十分向往中国，把中国革命视为与西方资本主义对抗和有别于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不同选择。这批向往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之中产生了一批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重要思想家。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如萨特、德里达、福柯等都曾经非常向往中国革命。福柯和德里达的老师阿尔图塞对中国革命则充满了崇拜。这批法国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的向往，后来化为了哲学和理论的思考。他们对于“文革”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颇有微词，但仍然充满了好奇和关注。
与此同时，在美国也有一批激进的向往中国革命的青年。但美国青年相对浅薄些，经验主义的传统使他们很少做深刻的哲思。他们向往中国，就想到中国来，干脆就学起汉语来了。因为中国和美国当时是敌对国家，无法到中国来，他们于是就找到在美国的华人教汉语。在美国的中国人当时主要来自台湾，他们对中国革命和共产党多数有着深仇大恨，一边教汉语，一边教美国青年反共的理念。60、70年代这些很激进的美国青年最后都到了台湾，后来变成了汉学家，把区域研究的大旗祭起来了。这批人对中国了解比较多，知道了中国“文革”的一些真相，但又不是知道全貌，也就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知道的都是“文革”中最可怕、最恐怖的事情。他们从崇拜到怀疑、到憎恨中国革命，经过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间许多人今天成为研究中国的中坚力量。前面提到的哈里·哈丁等，现在都是哈佛、耶鲁这些一流大学里面研究中国的顶尖人物。可以想象，三四十年前他们正年轻，血气方刚，真诚地热爱毛泽东、热爱胡志明，向往中国革命，充满乌托邦的情愫和幻想。但到后来他们却跟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分道扬镳，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这批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大多跟左翼无缘，多半是认同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文化研究也基本持否定态度。
跟从事区域研究（包括中国研究）的学者不同，西方文化研究的学者继承发扬了20世纪60年代的左翼批判精神，对西方现代的知识的建构以及与政治和权力的关系有一个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们往往从哲学、美学和语言学这些人文学科入手，关注社会科学和学术的构成以及学术背后的政治，这便是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反思精神。这些强烈而深刻的批判与反思给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带来了学科范式的转变（paradigm shifts），在人文学科领域是革命性的变化。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语言学中的语用学（pragmatics）理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等，在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欧洲大陆派系的传统学术研究强调的是理性的研究和理性演绎的学术方法，如从韦伯的理想型（ideal type）再推理下去研究社会的各个不同的分层。而英美浓厚的经验主义传统则以实证和归纳方法为主。理性主义讲的是理性，理性可以通过一个透明的语言来表达；经验主义讲的是经验，经验也可以通过一个透明的语言来表达。尤其是经验主义对语言的理解是更加直截了当的，因为经验主义需要大量地靠统计数据来说话，它跟语言的关系似乎是非常直截了当的，用不着考虑什么语言跟真实、跟思想的复杂关系，更不去关心叙事的范式等问题。比如说叙事在历史描述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都不在经验主义的思考范围之内。由于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的不懈努力，人类学后来开始关注叙事的问题，历史学也开始考虑叙事的问题，开始关注语言、知识和权力的关系问题。
有着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丰富的哲学和理论背景的文化研究，对西方的学术研究提出极大的挑战和怀疑，企图釜底抽薪地解构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和基本理论预设。随之，在研究课题上也出现了一个文化的转向。西方政治学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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