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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创作与研究概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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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0: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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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另一个角度，即不是语言造就了诗，而是诗造就了语言。他说：“一首诗，呈现的总是一种语言事实。……但是，诗歌绝不停留在语言事实之中，它是语言的本质。只有诗，才能拨亮语言黑暗中的灯盏，把语言忠实地引向纯粹，回归其神性的品格。”他认为纯粹是诗人的生命吁求，是诗人对终极的逼问，而写作是语言的纯粹化过程。最后他强调：“诗人的自由绝不停留在写作本身的自由上，而更应该在一种有责任要求而进行的创作行为中享有自由。这种自由才是绝对的和超验的自由，才是被默许的被语言所敞亮的存在意义上的自由。”他把这种写作称为“红色写作”。〔21〕刘翔的《诗歌与语言》一文也认为：“语言不可能是诗人的所有目的，诗人的力量在于其思想深度、体验深度，寻求理解和自我理解才是他写诗的目的，而理解毕竟不仅仅是对语言的理解，而是通过语言对存在所进行的理解。”他要求诗语达到八个方面的统一，即：诗的语言的多义性、能指的快速滑动性与一定的主题统摄力的统一；语言的抽象性与以韵律、意象恢复词语的原始生动性(词与流水、鸟儿、天空和土地的关系)的统一；语言的约定俗成性、规范性(提供交往之可能)与语言之失序、语言魔力展现的统一；语言本身的俗念与语言的伦理、认识欲念的统一；俗语、俚语、口语的运用与语言的诗性本质的统一；民族的语言与世界性、现代语境的统一；赞美的、神圣的言辞与诅咒的语言、黑色预言的统一。他反对当代诗歌语言中的两个倾向，即“反对离开生动的经验存在的‘语言游戏’，反对仇视思想深度的‘口语化’。”〔22〕胡彦的《当代人本诗歌的语言特征》的研究向度是对时兴的语言本体论的偏离，同时他又企图在语言的工具性和本体性之间找到某种共性。他首先指出：“人本诗歌以人的主体性存在、人的主体性思想意识、情感心理的表现作为自己根本的艺术目的。……语言从根本上来说是附属于人并为人所任意支配和使用的符号。”然后，他指出，“在人本诗歌中，语言主体对语言的使用具有如下本质特征”：语言的独白化、语言的修辞化、语言的能指化和语言的本质化。他富于启示地说：“人本诗歌所表达的真理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取决于语言主体的意识方式、意识观念，它是主观的、相对的、有限的。而本体论意义上的真理是存在之真，它蕴含语言本体与语言对象于自身，呈现的是一种悠远玄妙、意蕴丰厚的审美之境。”〔23〕这几句话实际上道出了诗语工具论和诗语本体论的根本区别。
汉字是中国诗歌最重要的语言事实。1996年第2期《诗探索》转载了旅澳门画家石虎发表在《文论报》上的短文《论字思维》，该文罗列了以下一些命题：汉字是汉语诗歌诗意的本源，“亚文字图式”的构成法则，中国人的字信仰，汉字有道，汉字的两象思维等。石虎后来又写了《字象篇》(1996年2月1日)〔24〕和《神觉篇》(1997年7月1日)〔25〕。前者探讨字与象的关系，后者探讨意与象的关系。一石激起千层浪，“字思维”引发了许多人的思考讨论。但所发表的大多数文章都有思考不周，表达不清之嫌，暴露了仓促上阵的弊病。不过，也不乏比较有分量的。如郑敏的《语言观念必须变革》一文重新认识了汉语的审美与诗意价值，即：文化意蕴、充满动感和感性魅力等。她着重从诗歌的三个本质特征(朦胧、暗喻和意象)入手，阐明了汉语之优越于西方拼音文字。〔26〕洪迪的《汉字与诗》一文则“就造字、组词和练字等方面，探讨汉字思维如何运作于现代诗美创造”。〔27〕邹建军的《意象与汉语的诗性特质》首先对石虎的主要论点进行了展开和进一步的论证，他还认为汉语的诗性特质主要体现在：“第一，汉字所具有的字象。”“第二，汉字构成的形声指事会意之法，是一种富有诗意的法则，本身也是含蓄的。”“第三，每一个汉字本身所拥有的文化与精神内涵，每一个汉字所带有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人生故事，也是富有诗意的。”最后，他提出，在申述字思维理论的同时，也应注意三个问题。“一是字的构成法则是不是可以称作一种‘思维’方式?”“二是‘字思维’要与整个中国古典与现代诗学结合起来，才具有生命活力和远大前景。”“三是在比较中华汉字思维与西方拼音文字思维的时候，在讨论汉字的诗性特质与西方拼音文字纯表意符号特质的时候，不要将两者加以对立，要有一个客观公正的健康心态。”〔28〕1996年11月8日，在北京还专门召开了“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研讨会，与会者就“字思维”概念本身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与汉语诗歌语言特质、与中国现代诗学的关系等问题展开激烈而深入的讨论。〔29〕
2.关于诗歌修辞的研究
前几年，张目致力于设计并考察现代主义诗歌本文模式的“语言——意象——象征”三维架构。最近，他又以隐喻“连接言意象，贯通三维架构，使之成为有机整体，从而滋生出无限意蕴的功能系统”。因为，在他看来，“隐喻是一种功能，而且这种功能具有诗性的特点。”他认为，隐喻的诗性功能的关键和作用“是对等原则从选择过程带入组合过程”，“也就是依从对等原则，把隐喻带入转喻”。他把隐喻分成三类，分别进行了探究，即：标志式隐喻、置换式隐喻和象征式隐喻。最后，他将对隐喻的分析同诗歌现象结合起来，“在写实的诗歌中，转喻起着主导作用，它强调的是叙述；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中，隐喻起着主导作用，它强调的是暗示；而介乎隐喻和转喻之间的，是浪漫的诗歌，它多用明喻，强调的是抒发……”。正如他自己坦承的，这种分析有点“简单又武断”。〔30〕针对于坚等人提出的“拒绝隐喻”的反叛性口号，姜耕玉写了《当代诗的隐喻结构》一文，予以反正。他直截了当地说：“没有隐喻就没有好诗。”因为，“隐喻结构，作为一般认知模式，是一种古老的经验和智慧”。而其功能，“发自隐喻式的感觉方式”。他看出隐喻结构的艺术规则有三条：“首先，尽量造成比喻双方的‘远距’，开拓隐喻结构的意义空间”；“再则，通过比喻双方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引出新的关系意义”；第三，隐喻……“诱发人们进行联想和想象，去发掘新的更多的意义”。他又认为，在当代诗歌中，隐喻的意象大致可分为四类：装饰型、精致型、深沉型和客观型。而象征的隐喻与一般隐喻相比，有以下特点：主体的抽象性、喻体的自主性和喻指的超越性，其主要功能有三个方面：有形中寓无形，有限中见无限，瞬间现永恒。〔31〕 3.关于诗歌体式的研究
80年代以来，一直有让诗歌回到诗歌本体的呼声。但是对诗歌本体却很少有人作出有效的界定，所以大家对本体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即1989年以前的着重点还基本停留在诗歌的本质或文本的意义等属于内容范畴的概念和问题上；1990年以来，尤其是在过去的两年里，诗歌的形式尤其是格律日益为人们所关注。
刁永泉的长文《21世纪——走向汉诗的格律时代》说：“诗在寻找语言。新诗史将揭开新的一页，交由格律诗来完成，建设格律的时代开始了。”他认为：“现代精神不是通俗白话，也不是自由诗的专利。正如西方一样，它也以格律诗为载体。”〔32〕杨匡汉的《说诗调》一文则提出了五条建设性的具体规则：节制的原则、齐整和变化的复比率、内在律动与外化旋律的调适、宜松不宜紧的节奏音韵、语言整饬与生命情调相对应。他这里所说的“诗调”与传统所理解的格律和声调有所不同，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诗的格调”，“二是指诗的协调。”〔33〕
诗歌创作状况
这两年里，有些老诗人宝刀未老，依然写出了可堪赏析的佳作。最值得研读的是著名讽刺诗人刘征发表于1996年2月号《星星》的《画虎居寓言诗》(五首)；其一《聊斋新编》戏拟狐狸的口气，嘲笑了官商勾结的丑恶现象，于嬉笑中饱含着怒骂，“异史氏曰：莫以为法律一钱不值／每个字价值五斤权势加五斤钞票”。其二《发财本〈红楼梦〉》戏仿无聊无能的堕落文人的腔调，劝曹雪芹将红楼梦改成武侠加色情加鬼怪小说，厚颜无耻地称之为发财捷径，从而鞭挞了当代文坛的某些不良现象。其三《断臂的维纳斯》借用寓言小说的笔法，叙述维纳斯下凡，在酒店里因为没钱付帐，而被老板砍下了一条胳膊，说明在这个俗世上，美只有被利用或戕害的命运。其四《肥牛颂》是对颂诗的戏仿，表面上是在歌颂因吃喝玩乐而肥胖的官老爷，实际上是无情地讽刺了那些高高在上而且鱼肉人民的贪官污吏。其五《佛和佛的影子》写佛的影子依仗佛的权势，无恶不作。“佛爷呢，总是笑眯眯乐呵呵／依然无愧于清如水明如镜的圣者。”事实上是在包庇。而“王母”等大小官僚都慑于佛爷的威势，“都睁一眼闭一眼”，事实上是在助纣为虐。最后以反语手法质问读众：“好在人世间找不到这样的影子／天上的事儿，又何必管这许多？”这些诗看似轻松，实质沉重，在传统的形式里、素朴的语言里，包孕着针砭时弊的锋芒。七月派诗人冀访的《我对芒刺说》赞美了芒刺，也赞美了武器，因为它们是捍卫自身的本能性力量。《我对蛆虫说》诅咒了上帝先造蛆虫，再造人的神学谬论，也诅咒了上帝本身，说上帝是蛆虫的另一种形象，表现了彻底的无神论的战斗精神。《我对宇宙说》则展现了老年人对宇宙中的短暂而不定的人生的疑惑和喟叹，不过，并不怎么悲观绝望。李瑛的《我的另一个祖国——为2000年在中国消除贫困而作》表现了思索社会，忧虑祖国的激越情怀。他惯于描摹细节，以重构丰厚的生活体验。雁翼的《商人悟语》没有像许多其他同题材的诗作一样，情绪化地咒骂商品经济，显示了老诗人可贵的理性思考。
1997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现代诗学研究中心和改革出版社联合推出“中国当代诗人精品大系”丛书第一辑，集中出版了欧阳江河、翟永明、西川、陈东东、肖开愚和孙文波等六人的个人诗集，他们都是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以来，有广泛代表性的实验先锋诗人。欧阳江河的《透过词语的玻璃》“以他准确的措辞和深刻有力的思想，表现出对时代以及人在这个时代的处境的洞察，更确切地说，生活因为他的写作而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寓言的意义。”“他的笔像一把简洁有力，但颇有分寸的刻刀，在语言的胶泥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刻画出所希望的效果来。”“更重要的是，他善于在词与词之间制造戏剧性的冲突，利用可能有的间隙突然改变词语的意指方向——不是使词变得意义含糊，而是使词在悖论的关系中变得更加紧张和富有多解的表现力。”“雪助人忘却，但被推迟到老年。”(《雪》)这样的句子表现了“他内心深处不能自已、同时也上下不得的无休止的隐痛。”〔34〕翟永明的《黑夜里的素歌》“把握着个人的生存经验，反省历史和时尚，保持了一个现代诗人必要的警觉”。“由内心的剖述，转而为一种外部事件性的描述。”“抓住一种近似于哲学的本质性，对事物的基本原子进行陈述。”集子中最出色的是压轴的《十四首素歌——致母亲》，那是她和母亲的对话，快乐和忧伤、生和死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35〕西川《隐秘的汇合》是一次“朝圣，是向着基地(源泉、不灭的空间)所发出的长吁和祈祷”。“也有另外一种声音，……那就是对结局的不可知论。”“哪怕是光明的前途也不能保证人们不是继续生活在黑暗之中，哪怕是正确的高度和步伐也不能保证人们不是依然生活在错误之中。”不过，“当他在黑暗中歌唱，在‘给魔鬼壮胆’的同时，也在给所有处在黑暗孤独当中的人们送去安慰，送去勇气，其中包括那些已经在路上随风飘散的亡灵，也包括我们这些竭尽全力奔赴终点的未亡的亡灵，让死亡及其所带来的损失对所有的人来说变得容易接受些。”“他眺望那空想的雪山／他把自己变成一团火焰。”(《空想的雪山》)〔36〕陈东东的《海神的一夜》“不光为读者提供了一种个人的内心经验”，“既有特定的地域性，而同时，也是无地域性的”，“对词语冒险的兴趣，显然大于对观念本身的兴趣。”“更多的是让读者去阅读——看，或观察，而不是去冥思苦想。”因为他的写作“靠的是能够还原为物质的，一种几近于透明的‘物象’。”这些诗都是“本地的抽象”，围绕南方和都市展开，具有典型的南方气质：湿润，秀雅，细腻，敏感，多疑而不失飘逸。他的短诗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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