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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创作与研究概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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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0: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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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中不仅出现了“环保散文专辑”，还出现了一些佳作，如：《美生灵》〔51〕(张炜)、《泪的重量》〔52〕(林希)、《羽毛的浮力》〔53〕(周涛)、《鹿的眼睛》〔54〕(许淇)、《大地上的事情》〔55〕(苇岸)、《敏感的河流在我心中颤栗》〔56〕(刘元举) 《象脚花瓶》〔57〕(喻丽清)、《蝙蝠悲歌》〔58〕(戴小华)，等等。这些作品在生态意识之上体现了自然、生灵与人类生命灵魂的相系相依，在独立自足的生态生灵世界内寄寓了包含人类在内的生物界至高至美的理想，生物的灵性被纳入到与人性平等甚至高于人性的地位加以言说。主体的投映赋予自然生灵世界人格化的表达使这部分作品脱离了“问题文学”的机械。
都市题材的散文伴随着近十年中国城市的都市化进程而来，这两年渐渐清晰。《城市宿营地》〔59〕(王开林)、《上海人的“面子”与“夹里”》〔60〕(陈丹燕)、《小洋房里的主妇》〔61〕(潘向黎)、 《生活在城市之中》〔62〕(丹娅)集中反映都市人心轨迹与价值方程。作家主体对都市文化的剪裁集中于：都市人的生存情状，受物欲挤压的价值观，都市边缘人传奇，失去故园的流浪心迹。流浪与孤独、欲海中人的异化与自守是常见的主题。由于乡土与都市两种文化的异质性，就使都市题材的散文呈现出较多艺术上的新追求，《城市寓言》〔63〕(瘦谷)、《隐形的城市》〔64〕(吕约)、 《月亮领着灵魂走》〔65〕(王俊文)对象征、隐喻、蒙太奇手法有充分的运用，现代艺术手法的介入给这类散文带来了丰富的表现力。都市题材散文的深化发展将会成为散文多元景观的重要一元。
自80年代末由余秋雨开创的文化散文延续及今已成为当代散文的题材传统。其内部演化出的两种积弊可以归纳为：一、主体为历史材料的抑制，有学术笔记的学理化倾向。二、沿袭余秋雨散文模式作比附式的文化感喟，超越于主体个性。这两方面是影响1996、1997年文化散文文学价值提高的主要问题。何向阳《澡雪春秋》〔66〕、韩春旭《新人类》〔67〕、肖复兴《寻找勃拉姆斯》〔68〕、肖克凡《激情行动》〔69〕、韩静霆《梵高与青藤》〔70〕，分别抒写的是孔子、尼采、勃拉姆斯、海明威、梵高与徐渭，以人物为核心而打破了传记式的史实演义，代之以对文化人物的透视，摄取极富有精神价值的历史人物所辐射到今世的灵魂之光。在将自我的理想人格价值投映到历史人物的真实言行上，重组形象的不朽时，这些作品都燃烧着主体强烈的生命意识或动人的人格精神。
在蔡翔的《底层》〔71〕、《北方传奇》〔72〕、王俊义的《抚摸汉朝》〔73〕中，文化已非典籍记载，而是活在民间的血液中的活文化。蔡翔既是底层文化、北方民间文化的歌者，也是其寻梦者。
近两年，散文界存在着较浓厚的理性化氛围，究其原因应该是社会转型深化引发的情的消退以及要求散文承担文化史、时代史书写责任的呼声。其表现首先是随笔篇幅占据着宽泛的散文概念内的相对优势，文化散文的学术理性趋向是其中的一部分。文化散文目前最大的危险是陷入文化解释、陷入主体空洞的史的消费不能自拔；能否打破既成的模式是对文化散文的考验。
死亡的主题下容纳了一些佳作；回忆与悼亡是散文的重要主题之一；联系国内值得纪念的大事，产生了一大批相关的散文。死亡是生命的悲剧，历炼着人世的创痛，但接近死亡，本质上是向往、热爱生命的极端。这两年离世的散文作家有汪曾祺、戴厚英、李佩英、林耀德。步履仓促的戴厚英、林耀德分别留下了令人悚目惊心的《说梦》〔74〕、《尸体》。〔75〕两篇遗作关于“托梦”的神话与围绕尸体的纵横捭阖，行文怪诞，感受独特。李佩芝缠绵病榻多日，留下了血泪交融的《守望灵魂》〔76〕，殷切传送了“敬重生命、善待生命”的嘱托。
张立勤在《追不上生命》〔77〕中抒写了深味生命脆弱后，顿悟与死亡之抗争价值的心理过程；王晓华《关于死亡》〔78〕论叙了由恐惧到超脱死亡的心路；老高《然后》〔79〕是对死亡的最原始的“记录”。人们以各种形式与心态探问死亡，对死亡的探讨意味了散文生命体验性的深入。
回忆与悼亡散文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由于对人物缺乏足够的了解与理解，或者情感份量不足，因而止于满足于二、三事的连缀，再揉合上表面化的抒情。纵观这两年的散文，悼亡之作当推：《永远的五月》〔80〕(徐晓)、《遥想艾青》〔81〕(徐刚)、《痛悼戴厚英》〔82〕(杜渐坤)、 《永别亡约》〔83〕(艾晓明)、《伴灵絮语》〔84〕(绿原)、《春蚕到死丝已尽》〔85〕(舒婷)。回忆散文当推：《周扬的目光》〔86〕(王蒙)、《冰心与木香花》〔87〕(张昆华)、《黑娘》〔88〕(牛汉)、《梦与泪》〔89〕(舒乙)、《一杆红木秤》〔90〕(鲁光)、《汪曾祺在大连》〔91〕(徐城北)、 《真亦可畏》〔92〕(周汝昌)、 《从往事门前走过》〔93〕(裘山山)、《我擦洗我爸爸的脸》〔94〕(王小妮)、《艾草清凉》〔95〕(颜颜)。人物的立体化与情感的慑服力历来是回忆与悼亡散文取胜的重要砝码。
近两年，各杂志纷纷就“’97香港回归”推出纪念征文或专辑栏目，但鲜有佳作。圣光《香港感觉》、〔96〕陶然《“1997”之夜》〔97〕可作代表。朱建信《从瑞金出发》，〔98〕主题是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纪念文革三十周年，反思当年的疯狂、野蛮和荒诞，控诉它所造成的心灵伤害的散文有：孙绍振《满脸苍蝇》、〔99〕李平《祖父》、〔100〕张天佑《庞然的阴影》、〔101〕程乃珊《冬》。〔102〕高红十《黄土如诗》、〔103〕梁南《我那间泥屋》〔104〕系知青题材的散文。应时代而作的作品往往由于心灵积淀不足易于失败。
1996、1997年散文研究情况
伴随90年代的散文创作热，散文研究渐次升温，它直接表现为研究文章篇目数量的显著增长与研究群体的崛起，此种情形持续到1996年，在1997年有所回落，但并无颓势。’96、’97散文研究有步入“状态”的趋向，研究的综合化、探讨的纵深化、论文的专业化发展是近年、也是这两年散文研究的总体方向。
理论倡导“三家鼎立”，带动着散文文体研究。散文研究存在至今的难题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难以借鉴到一套既成的、富于建设性的系统理论作参照，由此引起了散文理论、评论、创作三体彼此脱节、互动失效、难以共同步入良性循环。在国内散文理论建设的工程中，争论开始于最基本的问题，即：“什么是散文?”“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散文?”由这一问题决定的散文理论研究目前形成了两种分歧、三方倡导。
“净化文体”论倡导者刘锡庆在《弃“类”成“体”是散文发展的当务之急》〔105〕一文中，鉴于作为“文类”的传统散文观念的滞后性、庞杂性，力主散文实现文体的自觉。文章规划了“净化文体”的具体目标，继续将弃“类”成“体”，解决散文向文学的提升视为当代散文的历史重任。在长篇论文《世纪末：对散文发展的回顾与思考》〔106〕中，刘锡庆回顾了现当代散文创作与理论的阶段性演进历程，阐释了当代散文文体观念的进化过程，总结了几点建设性意见。“1.汉语散文必须走自己的路；2.高扬‘文学’的大旗是‘规范’散文的标尺；3.旧有‘散文’范畴的‘文体净化’是当务之急；4.散文由生活而艺术的‘转化’、‘升腾’是产生‘精品’、‘大作’的关键。”这两篇文章继续张扬“艺术散文”的主张，重新规范了艺术散文的“范畴论”、“审美特征论”，描述了人性表现的五个层面，“范畴论”和“审美特征论”的明确化将有利于“艺术散文”的深入研究与理论成熟。
近年来，“艺术散文”的主张不断地受到理论界的重视、呼应与补充。施战军〔107〕W·“菱形秩序”描绘了艺术散文的内部运动机制，张国俊、常效东〔108〕则从当代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指出，艺术散文的表现性、精粹性和无规矩性，在构成散文美的同时也使其自身具有某些局限性。
与刘锡庆主张不同，早在西安《美文》创刊〔109〕之时，就将多种实用文体划入散文，倡导‘大散文’。1996年，贾平凹指出：“大散文”的提出是为了造就散文大家的气氛和土壤。〔110〕代迅在《散文：告别与复归》〔111〕中认为：当代散文路径狭小，只有“回归古代的大散文概念”才能拓展路径。但是作者又承认：“其实贾平凹曾经简略地谈到过向古代的大散文复归，但应者寥寥。”大散文的倡导者始终没有给出全面而清晰的论证阐述，这使倡导缺乏理论支持。
在“大散文”的争论之外，楼肇明创立了“复调散文”的概念。他与老愚合作的论文《散文：从单调走向复调》〔112〕，出于解决当前散文危机的目的，认为散文需要质变，“复调散文”可以打破封闭的写作者中心，产生“一种平等的文体”，实现质变可能。他论述了复调散文的四个方面：“一是维度的改变，不再是一件事、一种情感、一个道理；二是一个主题包括二个母题，一个意象包括二个缩影，在两个层次、两个侧面上展开；三是宏观时空和微观时空碰撞、两个叙事人、双重视角；四是七嘴八舌、叙事人非常隐蔽。”楼肇明将提倡思想者、学者和诗人的三位一体，提倡复调散文，视为打破散文在封闭中恶性循环的方法。
散文的论争与理论倡导不断地启发文体研究。邱景华〔113〕历史地追寻散文的发展轨迹，用“母体”与“子体”之说界说“大散文”与“艺术散文”，试图阐释散文内部的裂变衍生过程。陈平原〔114〕依据古典小说与散文的姻亲关系，肯定了文类边界的跨越。张思齐〔115〕以西学和日本学中的相关观念为参照，重新界说了骈文、散文、美文等概念。刘卫英〔116〕多方面辨析了记人散文与短篇小说在体裁上的差异。文体研究的深化势必为散文理论的建立创造机缘。
关于“散文热”的研究热：贬多褒少。90年代的散文热是研究界的热门话题，其背景、成因、问题、态势备受关注。王岳川《90年代文学和批评的“冷风景”》〔117〕将散文走红归因于“世俗化的策略使然”、俯就大众期待视野的结果。他呼唤：“重建散文的体裁，重建散文的深度，重建散文的个体经验与母语经验。同时开拓散文全新的文化语境和更有创意的审美境界。”楼肇明、老愚《矫情泛滥 大众得到了什么》〔118〕措辞激烈，抨击文坛负面种种，力主实行“三个否弃”：“文化快餐”、“文以载道”、“文化霸权”。实现与“五四”和世界人文精神的接轨。谭桂林《90年代散文热的文化透视》〔119〕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将散文热视为国人规避政治话语、淡化意识形态性、寻觅生命温馨的“集体尝试”，也是生活节奏调整使然。作者认为散文热呈现衰相的根本原因在于“散文评论创作本身的软性化与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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