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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十分繁荣, 出现了一批佳作。至于历史题材的电视剧, 则几乎占领了每天电视的黄金时段, 帝王将相你方唱罢我登场, 往来穿梭, 很是热闹。这些历史小说与电视剧, 在目前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从整体上看, 短期内它们都难以被超越。
从历史题材写作的总体指导思想来看,过去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历史唯心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元对立之争已被搁置, 呈现了写作者多样的历史观与群众性的审美需求的多样性趋势。重新感知历史, 大写历史,反思历史, 这是当前时代的需要。同时, 在这个消费的时代, 大说历史, 在历史的艺术形态的展现中获得娱乐, 也是在消费历史。广泛的市场消费需求, 导致了对历史消费的多样性。
在历史小说、电视剧中, 大体有正说的历史写作和对历史“戏说” 的写作, 解构历史的写作, 和以逆反心理来改写原来的小说或是剧作的多种模式。这最后一种的写作, 实为胡乱改编, 品位低俗, 且往往要引发官司, 是些不上台盘的东西。
正说的历史题材的写作, 包括历史小说与历史电视剧, 实际上因作者的史识、史观的不同, 而出现了不同的类型。
我们先说一种大致适应了当今老百姓历史体认的“圣君贤相” 的历史故事写作。过去广为流传的那些“太平盛世”的“圣君贤相”的事迹, 自然格外受到当今不少作者的青睐, 描绘这类历史人物、事迹的作品, 可以说深受各阶层人士的喜爱, 上至高级官僚, 下至普通百姓。前者除了满足自己的消闲审美需求, 大概还要暗暗对号入座, 把自己与书中的明君贤相做个比较。后一类读者则在千年传统流风的裹挟下, 总盼望有个太平盛世, 而把希望寄托在那些圣君贤相身上, 渴望他们出来建立清明的政治与社会。“明镜高悬”这块匾额, 不仅仅是戏仿性的装饰, 却是地道的圣君贤相的威严象征; 而宫闱秘闻、权谋较量、株连杀戮、征战讨伐, 自然是十分讨好的素材。这类小说, 通俗易懂, 情节引人, 印刷量大, 卖点极好。当今社会中的种种黑暗、腐败现象, 与历史中的黑暗、腐败现象惊人的一致, 如今观众在历史戏里看到, 那些贪赃枉法的皇亲国戚、腐败官员一一受到惩处, 于是在休闲娱乐中感到了情绪上的满足。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 可以看到这类小说与电视剧, 确实把众多的历史事件, 大量虚构的情节加以审美化了, 人物也不再简单化了, 读者阅读起来很有兴致, 观众看得很有趣味。不过, 这类小说与电视剧, 总让人感到少了些什么。这里历史场景是有的, 情节的生动性是有的, 而且热闹得很, 但却是少了那么一种从生动的历史场景中流淌出来的历史的意味。
历史小说的创作, 要具有一种意识到的巨大的历史内涵, 和因此而自然获得的思想深度, 产生一种意味, 显示作品的较高品位, 这是与作者的史识、史观密切联系着的。
史识产生于对史实的彻底的、独特的把握中。这里所说的所谓彻底, 不是指对于史料把握的详尽无遗, 而是说透过重大的史实, 对被把握的史料有着独到的体认, 理解到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中那种内在的和独特的意义。这是受到创作主体的历史观的制约的。比如《三国演义》开头的那阕词, 显示了作者的一种历史轮回的史观, 这种历史观在过去是极为普遍的。但是小说由于复杂地反映了历史特定时期的战乱, 写的极为好看, 充分显示了历史人物智勇风貌, 而揭示了作者史识的深度。而挂在(1888年) 昆明大观楼的孙髯翁的一副楹联所表述的史观, 则要深刻得多。它的下联说到, 历代帝王费尽移山心力, 建立了伟烈丰功, 但“珠廉画栋, 卷不及暮雨朝云, 便断碣残碑, 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 半江渔火, 两行秋雁, 一枕清霜”。作者意识到, 几千年里历代王朝来收拾云南时, 何等轰轰烈烈, 如今它们自身却无可挽回地衰颓了。这是对几千年的历史兴衰的一种整体的把握, 一声深藏着历史意味的长叹, 从中显示了一种犀利的史识与深沉的历史感。清王朝几位“圣君” 的盛世, 其实已是整个几千年封建王朝走向彻底衰落时期的回光返照。但是现今的一些历史小说与电视剧, 使那些“圣君贤相” 在历史的苍烟落照与断碣残碑的缝隙中, 一个个爬了起来, 弹去了身上的王朝覆灭的烟尘, 锦衣鲜着, 风光无限地演绎着天朝盛世的故事, 让人感佩他们, 简直是在教人欣赏那“苹天苇地, 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 万里晴沙, 九夏芙蓉, 三春杨柳”了!
在当今消费主义影响下出现的“戏说”的历史电视剧, 把过去极端化了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完全翻了一个个儿, 圣君贤相一个个都站到被奴役的人们一边来了。这类电视剧, 在当今的历史消费中影响是最大的了。目前对于“戏说” 有几种说法, 一是编剧人自己说的“戏说”, 是指他以戏剧形式来叙述历史人物与故事。另一种是观众心里的“戏说”, 就是指游戏的戏说, 它的特征就是“娱乐交流”。这种戏说多半是一种针对现实的借古讽今, 其中帝王作为主要人物, 都是群众所熟悉的那么几个, 叙述的事件与种种人物, 则纯属虚构。编剧者有所谓“大事不拘, 小事不虚” 的说法, 而不是相反。这就注定它是一种游戏、娱乐之说。它有意避开历史, 不在乎描写历史重大事件真实与否, 而是借用历史人物作为壳子, 游戏般地、自然是十分投入地充塞着编剧自己的今天的观念, 奉行“现代史都是历史的再现”的原则。其实这一原则, 有时会与历史相合, 有时却相背而行, 如果把它绝对化了, 就成了历史循环论了。
这类“戏说” 的人物性格、特征与活动场地, 由作者随意安排。帝王由宫廷而深入民间, 城镇商栈, 官府旅店, 村舍杂院, 必要时伴有皇宫后院、皇后嫔妃做些点缀。皇帝老子一旦到了平常陌生的下层社会, 自然感到十分新鲜, 戏剧冲突可说俯拾即是。他们生就一副平民心肠, 关心民间疾苦; 明查暗访, 演绎侦探跟踪; 惩治赃官污吏, 大纠冤假错案; 制服恶霸地痞, 屡屡救人于水火; 行侠仗义, 为民伸张正义。由于帝王也是人, 所以又都怜香惜玉, 风流倜傥, 又会来几手拳脚, 可说风度翩翩。于是黄尘古道, 结识风尘女子, 田园酒舍, 偶遇一夜皇后, 花正开, 人未嫁, 可说占尽风流, 格外的动人了。这类戏说, 有人把它称做“古装戏” 确实更为合适些。在这一点上, 戏说也可以成为现实的一面镜子, 让现实中受到压抑的人们舒一口气, 畅笑几下, 松懈一下精神, 这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同时它也符合老百姓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审美情趣, 皇帝老子也是爱民如子, 好打抱不平, 还可看看他们的风流韵事, 也就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
但是悖论也就在这里, 编剧者说, 由于皇帝也是人, 也有“人性”, “帝王性”也是人性, 所以“帝王性”与“人民性”在他身上获得了高度的统一。而且编剧声言, 为了把帝王戏编得好看, 还应对帝王抑恶扬善, 比如要稍稍配上一些他的瑕疵, 但不能过火; 要写得紧张, 但不能让他冒出血腥味来。也就是说, 要为帝皇讳, 要化他们的残酷为一笑, 要在血腥中熏香, 真是爱护备至, 体恤有加。在这种帝王史观支配下写出来的帝王形象, 照剧作者的说法, 一定会受到中国老百姓的欢迎的, 因为帝王就是高峰, 历史就是他们的历史, 老百姓头下枕的就是帝王梦。但是话又要说回来, 枕着帝王梦的老百姓, 在这种帝王戏的熏陶下, 他的帝王梦可能还会百年千年地做下去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山呼万岁声, 虽然已渐渐远去, 但看来我们现在对于主子、奴才、万岁万万岁的呼声, 又会熟悉与习惯下来的! 一个被封建思想浸润了几千年的民族, 要使他清除自己身上帝王梦、奴才气, 自己当自己的家, 在思想上真正民主化起来, 那是多么困难啊!
在另一种历史小说里, 作者的史识是与现代意识精神有了结合。现代意识精神就是现代性的反思, 一种历史的自我批判。这种反思与批判, 就是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中, 探究我国民族、文化趋向衰落的原因, 那种深入我们民族骨髓的几千年的封建意识, 以何种方式流贯于我们今天生活的方方面面, 使我们在一百多年来的世界民族之林中, 难以自立, 受尽屈辱, 以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 要生存下来都成了问题。直到今天就是在恢复民族自信和民族元气的过程中, 仍是一路坎坷, 荆棘丛生。
现代意识精神是一种具有历史高度的立足点, 在这一立足点上感受历史的过程, 就会使作家感性地体认到选择哪些历史关键时刻更为紧要, 从而使他们变得更具人文关怀一些, 气度会更宏放一些, 对民族生存的命运的思考会更深沉一些, 历史观会更开阔一些, 会更多民主气息一些。自然, 作家的史识与史观总是渗透于他所感受、体认到的历史的感性生活的, 总是保持了其具体性与过程性的。在《梦断关河》、《曾国藩》等小说里, 我们体验到了现代意识精神, 那种带有历史的深刻反思与批判。《曾国藩》深刻的史识, 表现在时代的潮流将要对行将就木的封建王朝彻底摧毁; 而主人公却想方设法企图在这块千孔百疮的土地上“重建周公孔孟之业”。小说在历史情节的生动性展现中, 显示了那种被意识到的巨大的历史内容的意义, 一种深刻的历史感, 由此获得从中生发出来的深刻的思想性, 从而使得小说阅读起来不仅具有动人的情趣, 而且留下了令人心惊不止、久久不去的历史的意味。这里所说的历史感、历史意味, 并不仅仅是指史实的真实, 环境的渲染, 细节的正确, 而是指一种独特的历史的感受, 它既是历史的, 包含着我们民族昨天、过去的思虑的积淀, 同时又是发展的, 包含着今天的反思[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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