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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权力“铁三角”下变法悲剧与作家的诗性叙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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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0: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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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大业，张居正有时也不得不违心地答应他的一些出格的要求，比如给贪官胡自皋安排肥差，对杀人犯章大郎网开一面等等。在基本合作的同时，张—冯之间也常有些摩擦：张居正必须防范冯保过多地插手外廷事务，而冯保也时常在太后面前给张居正上点“眼药水”，以便让张居正意识到自己的重要。至于张—李关系就更复杂了。李太后是一个端庄贤淑、深明大义的年轻太后，她希望张居正是一位有治国才能而又忠心耿耿的相国，同时还是小皇帝的一位称职的老师，甚至在情感上承担着一定程度的父亲角色。此外，作为女人，她对张居正还有一些男女情感意义上的欣赏。因此，张居正必须很有分寸地处理与李太后的关系：既要显示自己的果敢干练，又不致有专权僭越之嫌，还要在皇宫对国库公银的索取、李太后父亲李伟无穷无尽的名利要求面前一再妥协。在张—李关系中，张居正经常表现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会引发李太后对自己的信任危机。《荐贪官宫府成交易，获颁赐政友论襟怀》一回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张在私下里对他的朋友大发感慨：“古今大臣，侍君难，侍幼君更难。为了办成一件事情，你不得不呕心沥血曲尽其巧。好在我张居正想的是天下臣民，所以才慨然委蛇，至于别人怎么看我，知我罪我，在所不计。” 需要指出，权力是一柄双刃剑，它成就张居正的变法霸业，也悄然地异化着他的人性。在这个意义上，置身权力“铁三角”的张居正，注定要扮演悲剧英雄的角色。作者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理解，在描写张居正大刀阔斧变法的同时，也揭示了其性格中残忍狠辣的一面：他以每年大批处决犯人来树立自己领导下政府的权威，并把曾经插手朝廷政治斗争的邵大侠和何心隐找借口秘密地杀掉。另外，权力斗争的隐秘诡诈还致使张居正工于心计和不择手段：他甚至联合冯保通过东厂的特务机构来达到整垮对手、控制朝廷官员的目的；而权力斗争的妥协性则导致了张居正性格中的某种软弱性：在就任首辅之前，面对受隆庆皇帝重用的、强硬老辣而富于计谋的高拱，素有大志的张居正只能隐忍行事，在两广总督的任命和处理内阁同司礼太监的关系上，张居正都委曲求全，尽量不与高拱发生冲突。他多次对高说：“你是首辅，凡事还是你说了算。”尤其是变法一旦涉及到皇室利益，他便不得不做出让步，因为他明白“他什么都可以碰，唯一不能碰的是皇权；他什么都可以改，唯一不能更改的是皇室的利益”。张居正性格的复杂性是权力复杂性的外化。他在成为首辅之前和甫登首辅之位时，私人生活十分严谨，不事经营，也不喜贿赂，对家人管束甚严，还常常因家里的用度而捉襟见肘，但是到了执政后期，他不仅接受戚继光送来的胡姬，纵情声色导致身体衰败，还开始排斥直臣循吏，任用钱普、陈瑞等阿谀奉承之徒。“用今天的态度来看，张居正的人格是典型的，也可以说是分裂的”[3]。他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入世从政而致使人格畸变的一个典型写照。
权谋文化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精髓，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以其很强的神秘性、趣味性成为了历史叙事的最爱。在中国当代历史小说中，对于这种古老而又残酷诡谲的政治智慧，往往有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立场：一种是批判揭露之中有欣赏认同，如二月河“落霞系列”对雍正皇帝的书写。其实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这种智慧却并没有带来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没有带来现代中国的繁荣和富强，它起到的是恶化社会环境、阻碍人类进步的作用”[4]。另一种如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等新历史小说对权力的揭橥和嘲讽。这种态度多少有失偏颇——作为历史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权力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借用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的话来说，就是“历史并非清白之手编织的网。使人堕落和道德沦丧的一切原因中，权力是最永恒的、最活跃的”。严格地讲，权力仅仅是一种手段，是政治家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挥舞在手中的一把利剑，对权力不加区别的否定与对权力不加分辨的认同一样都是不可取的。立足于这样的角度，《张居正》中的权力叙事就颇可称道。虽然作者常常借别人之口表达自己对张居正务实稳健、炉火纯青的政治智慧的赞赏，但他并未对权力做简单的情感化和道德化评判，更不因自己赞赏张居正，就回避对其在取得和运用权力时表现出来的冷酷残忍、刚愎自用和不择手段进行批判揭示。的确，权力的善与恶有时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当张居正看在冯保的面子而起用贪官胡自皋受到友人的责难时，他反问道：“如果用一个贪官，就可以惩治千百个贪官，这个贪官你用还是不用？”并说：“为了国家大计，宫府之间，必要时也得作点交易。”这说明作者已超越了简单的善恶对立，站在更高的历史基点上来看待权力斗争了。
与单纯地叙述宫廷斗争的作品不同，《张居正》的权力叙事是指向变法叙事的，并被整合在变法叙事的整体大格局之中。权力是变法的手段，变法才是目的。变法是挽救大明江山、造福于天下百姓的事业，也是触动千万人利益的异常艰巨浩大的系统工程，在完成这一事业的过程中，显规则和潜规则、光明正大的目的和实现这种目的的不择手段，往往难以分割地掺杂在一起。也正因此，《张居正》中的权力叙事，使读者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隐秘诡谲和尔虞我诈，也不是刀光剑影和热血火并，而是正直人格在复杂社会面前的委屈和无奈，是正义事业惨遭失败后的悲悯和感慨。这种叙事效果与作者的权力观和叙事立场是分不开的，它昭示了近年来历史小说思想艺术理念的进一步成熟。
三、和谐而富有张力的历史叙事
与当下其他作家的历史小说相比，《张居正》的诗性叙事是相当突出的。二月河的“落霞系列”熔历史、情爱、武侠、推理等小说元素于一炉，突出了小说叙事的“趣味”二字。唐浩明的《曾国藩》、《张之洞》和《旷代逸才》等作品在古今中外开阔的文化视野里突出了历史的厚重感和理性的穿透力。熊召政的《张居正》则显示出从容的气韵，散发着浓郁的诗情。熊召政是一位诗人，这部长篇巨著的诗性风格，主要体现在各种叙事要素相互纠缠、排拒与协调之后形成的和谐而又富有张力的历史想像与历史重铸之中。
“张力”的意义正如福勒(Fowler)所谓，是由“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两种力量、冲动或意义”形成的某种“势”。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它更多用来指称由于思想、情感和想像处于两点之间的亦此亦彼的不稳定状态，而“在审美心理上引起的紧张活动和紧张状态”[5]。“和谐”本是中国古典艺术的主要特征。《论语·子路》中有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说法，虽然是就人际关系而言的，但还是可以看出在古人的审美理想里，“和”与“同”是不一样的：“和”是有差别的因素甚至是对立因素间的协调统一，而“同”则是无差别地苟同或一律化。由此可见，古典艺术中所说的“和谐”，指的是由各种不同的艺术要素按照一定的等级秩序组织而成的统一有序的艺术有机体的一种风格体现，它本身就含有“张力”的意思，只不过与西方文论相比，它更强调协调一致而已。然而，中国后来的艺术实践，特别是话本、拟话本和章回体小说等叙事艺术，越来越偏重协调一致而忽略了各叙事要素之间的差别或对立，使不少小说人物形象概念化、情节发展公式化、叙事视角单一化并充满说教气味，艺术水准大大降低。可见真正的艺术“和谐”是建立在“张力”基础上的一种“和谐”，它充满了艺术辩证法和分寸感。《张居正》的创作，就较好地体现了这种理念。为了使小说样式与所叙述的晚明时代的社会生活更加协调，作者采用了章回体的形式，对时间、空间、主次、虚实等叙事要素的安排和处理，也十分注意彼此合理有序，对立统一。作者常常在紧张的情节叙述之间，穿插如张居正与玉娘的歌诗唱酬、两情相悦和大量富有诗意的风俗画，也细致刻写诸如北京棋盘街的市井风情、紫禁城内声势浩大的鳌山灯会、南京秦淮河畔的灯红酒绿中的莺花事业、扬州巨贾豪华的私邸酒楼、广东边陲之地的风土人情等场面。风俗画是中国小说的一个传统，属于民间文化趣味在文学中的表现：“所谓风俗，事实上也是一种人性内质的表现形式和展开状态，是人的一种特定的心理倾向的现实存在方式。越是具有特色的风俗画，其对人性的表现就越有深度和价值，因为艺术的要旨，事实上就在于能否准确、真实地表现出特定历史文化环境和人生境遇中独特的人性表现。”[6]小说中这些类似于《清明上河图》的风俗画描写，不仅再现了晚明独特的社会文化氛围，而且也使人性内质与外在的社会环境显得更和谐统一。
当然，以上所述对于《张居正》来说也许不是最主要的。作为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多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我们认为它的和谐而富有张力的历史叙事，主要还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社会历史的复杂性、偶然性和多变性的处理。作者对社会、历史和文化无疑怀有深深的敬畏感。这种敬畏感驱使作者超越单一的道德化、主观化和一律化的观念去框范生活，而是尽可能地再现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间这一时段的复杂状态，书写出历史原生态的那种毛茸茸的质感，把思考的权利留给读者。在一定程度上说，历史的发展是合目的性的，张居正凭借自己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强硬的政治手腕，使即将崩溃的明王朝在他手上呈现出短暂的中兴气象；但历史的发展又是合规律性的，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张居正变法最终被扼杀在旧体制中，改变不了明王朝覆灭的命运。历史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通过无数的偶然事件体现出来。李太后保冯保驱高拱、起用张居正的决定奠定了“万历新政”的基石，但小说中这一重大决定是在将老和尚和小太监的一通互不搭界的话理解为机缘的情况下做出的；首辅的任免关乎朝廷的大事，但是邵大侠和何心隐这样一些布衣百姓，却可以看准机会以“四两拨于斤”的手段在其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总体而言，作者无疑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但单一的唯物史观是否真的可以解释所有的社会历史现象呢？作者对此似乎尚有疑虑，于是就在作品中为我们留下了些许神秘叙事的痕迹：测字高手李铁嘴屡屡对人物身份和命运洞若观火；衡山的和尚10年前就预测到张居正有当首辅的一天；张居正死后冯保去白云观抽的签，预示了其即将为张四维等“小人”所害、被排挤出局的命运。
其次，是对多元、丰富、立体的生活状态和人物性格的把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多声部或准多声部的叙事来实现的。作为主人公，张居正的声部无疑是最高亢的，小皇帝、李太后、冯保以及张居正的政友们的声音，更多地衬托出了主人公的成熟干练、勇于任事的改革家形象。这体现了作者基本的价值立场。除此小说还有高拱、何心隐、清流派士子与张居正正面形象不很协调的声部存在，它起到了对历史生活和主人公性格进行侧面揭示的作用。小说中其他人物的性格也在这种多声部的格局中呈现出丰富复杂：李太后的睿智与多疑、冯保的狡诈与优雅、小皇帝的老成与稚气、高拱的急躁与老辣等等。凡此种种，都无不入木三分，写出了人性深层的悖论。在形象塑造上，作者显示出在“熔铸”历-吏资料方面的深厚功力。所谓“熔铸”，是指在历史小说创作中，对于主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叙述基本采纳历史资料的记载，在阅读历史资料的同时，作者把自己的心灵沉潜入历史，与古人对话，把“死”的历史资料转化成“活”的小说素材。这就好比把废金属重新回炉熔铸一样，把好多表面看似矛盾，其实可以协调一致的材料纳入一个有机体，达到深层次的协调一致。这样的创作过程本身就充满着张力和悖论，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才能深刻逼真。
再次，是对故事情节、结构跨度的安排。小说基本上采用了章回体结构，但与传统的章回体又有很大的不同。最明显的区别在于，传统的章回体系列性很强，各情节单元相对独立完整，衔接勾连之处要做重复概述。其实，章回体小说的这种做法主要是受了话本和拟话本的影响。话本作为一种说话艺术，为了吸引听众的注意力并避免遗忘，反复提醒是必要的，但对于以阅读为主要欣赏方式的现代小说，这样做就显得拖沓啰嗦。《张居正》在这方面显示了自己的独特之处：小说的叙事紧扣主要事件的主体部分，就事不就人，至于人物尤其是事件中涉及到的次要人物的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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