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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谢谢你把渊深的中国文化通俗了介绍给世界”。林语堂周年时，台湾《传记文学》在３１卷６期、３２卷１期连续开辟专栏，举行纪念活动，发表了谢冰莹、徐ｘū＠①、陈纪莹、陈石孚等多人的文章，回忆了林语堂的生平，评价了林语堂的思想、为人和作品。陈纪莹说：“他爱国家……是个爱国主义者”。陈石孚说：“语堂先生是……伟大作家、翻译家……他的吸引力是世界性的，而且几十年来未尝衰退。”几乎所有发表纪念文章或讲话的人都认定，林语堂是“幽默大师”、“文学大师”、“语言大师”、“文豪”，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台湾者学者看来，林语堂的一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些评价，不能不说有许多溢美之词，但为林语堂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史料。
三、１９７９年以后，为林语堂研究的发展时期
１９７９年以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路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得以重新全面贯彻执行，林语堂研究开始步入正常轨道，进入了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１、１９７９年到８０年代中期，为冲破“禁区”，发掘资料阶段。
这一阶段，学者们首先以极严肃认真和严谨求实的态度，伸入了“禁区”。陈有淦的《评“论语派”》（《徐州师院学报》１９７９年第３期）、施建伟的《论语派与〈论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１９８４年第３期）等文，都是以客观的原始资料为依据，论述“论语派”的两面性和林语堂的矛盾性，提醒人们注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和“论语派”不可一笔抹杀，应在批判的同时，给予应有的肯定。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对林语堂的散文作了概略的评述，终于第一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给林语堂让出了一席之地。
其次，学者们从林语堂与鲁迅的交往入手，具体分析了林语堂接受鲁迅批评，由赞成周作人提出的“费尔泼赖”又转变成“痛打落水狗”的急先锋的全过程，恢复了他在“语丝”时期的历史面目。主要论著有林志浩的《林语堂述评——兼谈他同鲁迅的关系》、张梁的《林语堂论——兼论鲁迅和他的交往与斗争》（《文学评论——丛刊》之６）、康永秋的《论鲁迅和林语堂》（鲁迅研究文丛）之３等。
三是从文学流派入手来评价林语堂的文学活动、如万平近的《老舍与林语堂及其论语派》（《新文学论丛》１９８４年第４期）、施建伟的《语丝派的分化和论语派的岐途》（《南开学报》１９８４年第２期）及上面已提到的陈金淦、施建伟论文等。 上述论著没有任何人提出要为林语堂“翻案”，而是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展示出大量被长期淹没的史料。在有关林语堂大量史料被批露出来的时候，新闻界著名人士徐铸成坦率地说出了“真心话”。他说“‘厦大’文科的局面是林语堂开创的，鲁迅也是在林语堂的敦请下到‘厦大’的，但这些却象被人遗忘，尤其是因为鲁迅批评过林语堂，林就更是万劫不复。”他还说：“他（林语堂）是五四以来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和评论家，也是一位热烈的爱国者。……按其生平，林语堂也可以说是没有一点媚骨的文学大师。”［（８）］这一讲话，对刚起步的林语堂研究无疑是一种推动。
这一阶段林语堂研究的主要特点，是认真地发掘史料，凭借史料评价林语堂。
万平近的《林语堂生活之路》（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４年第３、４期）是这阶段的重要文章之一；实际上是对本阶段林语堂研究的一次小结。
万平近的《林语堂论》（１９８４年底完稿，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３月版），是填补林语堂研究空白的第一本专著。这一开创性专著的问世，标志着林语堂研究已从资料发掘开始过渡到资料发掘与理论研究并重的新阶段。值得重视的是，作者在序言中明确肯定林语堂为文学和文化学术活动”做过不少益的工作”，而且还颇有见地指出林语堂在中西文化交流及比较研究中的积极贡献。
除此外，还出现部分全面评价林语堂的论文，如《林语堂评传》（张梁）、《林语堂论》（方云）、《林语堂》（施建伟）等。
随着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日益发展，在台湾出版的林语堂著作陆续引进大陆，如《林语堂文集》（台北开明书店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版）、《无所不谈集》（台湾多家出版社出版）、《林语堂选集》（香港文学研究社１９８２年９月版）以及台湾远景出版社的小说等，特别是《林语堂经典名著（１—３５卷）》（台湾金兰文化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的引进，对大陆林语堂研究起了促进作用。
２、８０年代中期以后，为林语堂研究的资料发掘和理论研究并重阶段。
８０年代中期，以万平近的《林语堂论》为标志，林语堂研究从第一发展阶段过渡到第二发展阶段，并形成了１９８８年至今的第一次高潮。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８８年以来，６年中共发表了１００多篇（部）论著，另有３０来种相关专著的有关部分论及林语堂，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从文化角度研究林语堂的，主要论著有万平近的《从文化视角看林语堂》（《福建学刊》１９８８年第６期，）、陈平原的《两脚踏东西文化——林语堂其人其文》（《读书》１９８９年第１期）等。他认为：“林语堂的知识涵养中包含了乡士文化、西洋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三种文化在他身上也免不了相互冲击，使他产生种种矛盾和困惑。……不论矛盾多少，作为一个文化人，一身兼有多种文化涵养，毕竟是难能可贵的，这是林语堂的一个特点和优势。”
对于林语堂的审美观，学者们是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的：一是从文化比较的角度进行探讨；二是在“幽默”范畴内，从论语派的流派特性、幽默观的构成和比较中进行探讨。
陈平原的《林语堂的审美观与东西文化》（《文艺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３期）及其专著《在东西文化碰撞中》（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２版）、孟建煌的《从林语堂的早期生活和创作看其欧化主张的来龙去脉》（《宁德师专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４年第１期）等，都是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切入林语堂的审美观的。
同是从审美的角度出发，另一部分学者的兴趣却在“幽默”的范畴。庄钟庆的《论语派与幽默文学》（《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９年第３期）、施建伟的《林语堂和幽默》（《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３年第２期）等，从论语派的流派特征，从时代和文学的关系来评价林语堂及其幽默文学，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决不人云亦云。施建伟的《林语堂幽默观的发展历史轨迹》（《文艺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６期）、张健的《精神的伊甸园和失败者温婉的歌：试论林语堂的幽默思想》（《文学评论》１９９３年第４期）等，都从林语堂幽默观形成过程中的发展变化，来揭示林语堂幽默观的独特性。
邵伯周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第三编·第七章 以林语堂为代表的“幽默”与“闲适”文学思潮及期演变》（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月版），比较系统地介绍和评价“幽默”与“闲适”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演变过程，认为“３０年代初期和中期，林语堂先后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形成了‘幽默’与‘闲适’的文学思潮。《论语》和《人间世》分别代表了这两种文学思潮。而《宇宙风》则代表了这两种文学思潮的合流和演变。”
这一阶段，从文学流派入手来研究林语堂的不多，有孙旭升的《林语堂与〈语丝〉派》（《西湖》１９９１年第２期）等文。
对具体作品研究，是这一阶段林语堂研究的一个新特点。万平近的《〈赖柏英〉和林语堂的乡情》（《台湾研究集刊》１９８８年第３期）、《谈〈京华烟云〉中译本》（《新文学史料》１９９０年第２期）、《评林语堂著〈苏东坡传〉》（《福建论坛：文史哲版》１９９４年２期）。黄万华的《〈京华烟云〉两题》（《牡丹江师院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１期）、徐学的《孔孟风骨，幽默文章》（《台港文学选刊》１９８９年第１期）、吉士云的《〈京华烟云〉和作者林语堂》（《江苏广播电视报》１９９０．１．２０）、阿弘的《林语堂小说三部曲》（《天津日报》１９９０．１０．２６［（９）］）和台湾胡有瑞的《林语堂无所不谈》以及冯亦代的《林语堂的〈瞬息京华〉》、沈栖的《林语堂散文创作简论》（《上海师大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１年第２期）等，都是各具特色的评介论著。梁建民和沈栖合著的《林语堂散文欣赏》（广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４月版）选了２６篇具有代表性的散文进行研析，是一种较好的专题研究论著。
林语堂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是这一阶段林语堂研究的另一个新特点。其研究涉及到的内容有：语言观和教育观［如陈冠英的《林语堂与交际法》（《西北师大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１年第３期）］、宗教观［如田纪绚的《略论林语堂的佛教观》（《漳州师院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３期）］、恋爱观［如施建伟的《林语堂的三次恋爱》（《名人传记》１９９０年第３期）］、编辑出版思想等。
近１０年来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给林语堂让出一个席位，并用一定的篇幅介绍林语堂及其作品，改变了过去那种不正常的局面。一些相关文学论著，如《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国幽默艺术论》（薛宝琨）等，都给予林语堂一定的地位和评价。
这一阶段，全面评价林语堂的论著逐渐增加，质量逐步提高。主要有施建伟的《林语堂在大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８月版）、《林语堂在海外》（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８月版）以及吉士云的《林语堂传略》（《文教资料》１９８９年第３—４期）和甘竟存和吉士云合作的《走向世界的幽默大师——林语堂》（即出）等，在同类论著中，唐弢的《林语堂论》（《文艺报》１９８８．１．１６）独占鳌头，不仅因为唐先生当年与林语堂有过直接交往，这使他的理性分析具有坚实的感性基础，而且还由于他以散文作家的卓越的艺术思维和手笔，并借用周作人关于“两个鬼”的提法试图解开连林语堂自己都无法解开的“一团矛盾”，这种独创性的思考对整个林语堂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林语堂在大陆》和《林语堂在海外》，是施建伟试图全面“如实地描绘这‘一团矛盾’中的种种矛盾，为的是让人们了解真实的林语堂”的姐妹篇。作者在《写在后面的话》中说：“只要把林语堂的文化活动还原到当年的历史背景里，林语堂的悲剧在于他完全忽略了中国和西方世界在当时的‘文化落差’和国情落差。当自己的同胞在重庆的防空洞里奄奄一息时，当黄泛区的大姑娘穷得只能顶锅盖出门时，林语堂却口衔烟斗，悠然自得地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中茗茶、赏雪之类的闲情逸志，对三、四十年的中国人民来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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