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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鲁迅与林语堂的幽默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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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0: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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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我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阅读和感受而论，它的总体的美学特征，似乎是沉重而悲怆的。这和产生它的社会环境，时代特征有关。只要想一想中国在20世纪走过来的历史道路是多么艰难曲折；只要想一想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是多么英勇悲壮、可歌可泣；只要想一想中国现、当代革命的、进步的文学是怎样作为中国人民全般的解放事业的一翼而在战斗中展开，那么，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严肃的思想面貌和浓重的悲剧色彩也就不难理解了。
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这一总体感受，不能不影响到我对它固有的幽默、谐趣的一面的欣赏。对鲁迅的酷爱和信赖，更使他在30年代对林语堂以提倡幽默掩盖社会矛盾，“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的批评，深深地楔入我的脑识之中，形成了我对幽默的某种疑虑和偏见。我清楚地记得，鲁迅公开申明过：“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在中国，却连意译也办不到”。他还说过：“‘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针对林语堂创办的《论语》、《人间世》以幽默小品为统治者帮闲的恶劣倾向的发展，鲁迅曾在一封信中说：“专读《论语》或《人间世》一两年，而欲不变为废料，亦殊不可得也。”
这些看起来像是牴排幽默的痛乎言之的话，连同产生这些话的当时中国社会现实中“炸弹满空，河水漫野”的血泪斑斑的背影，一起在一代文学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撼力。无怪乎当时的新进青年作家吴组缃在接到日本朋友增田涉因编选《中国幽默文学选》而征求意见的信时，觉得很不以为然，作出了偏激而失礼的反应。
过了近半个世纪，我在北大课堂上亲自聆听了吴组缃先生对这件往事的回顾和反思。他坦然承认自己当年一律抹煞幽默是片面的，没有准确理解鲁迅关于幽默的全部看法。他还在文章里公开作自我批评，指出：“其实幽默与讽刺，往往很难区分；我对鲁迅那个警句的理解也不免简单化，随着岁月和阅历的增长，我知道看事不能从概念出发：幽默也有不同的内容，讽刺也有不同的观点，情况变化无定，笼统地看是不对的。”
吴组缃先生的诚挚的反思，也触动了我多年形成的对幽默不那么恭敬的成见。但是，到底鲁迅对幽默的全面的看法是什么呢?对此我却一直无暇探究。而这一次编选《20世纪中国幽默短篇小说精品》，却给了我一个机会来探本溯源，在弄清鲁迅的幽默观的发展变化的同时，使自己获得一个关于幽默的明白剀切的见解。——而这对于我的编选工作，可以说是起了一个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和指导作用的。
二
早在1924年5、6月间，林语堂就在《晨报副刊》上撰文《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杂话》，第一次将英语的hu-mour译成“幽默”并加以提倡。humour一词的含义是令人觉得有趣或可笑且又意味深长的言谈或举动。原来有人译为“酉靺”。林语堂在文章中指出： “素来中国人富于‘诙摹’而于文学上不知道运用他及欣赏他，于是‘正经话’与‘笑话’遂截然不胫而走：正经话太正经，不正经话太无体。”因此，“我们应该提倡在高谈学理的书或大主笔的社论中不妨夹些不关紧要的玩意的话，以免生活太枯燥无聊。”在这里，林语堂是把幽默作为当时的文学创作或文章中欠缺的一种美学要素来提倡的，这是颇有积极意义的，很快就得到了鲁迅的呼应。《论幽默》一文中有些观点，是被鲁迅接受并予以发挥的。其中主要观点有二：
第一，幽默应与人类的同情心相联系。鹤见祐辅认为：“使幽默不堕于冷嘲，那最大的因子，是在纯真的同情罢……幽默不怕多，只怕同情少。以人生为儿戏，笑着过日子的，是冷嘲。深味着人生的尊贵，不失却深的人类爱的心情，而笑着的，是幽默罢。”
鲁迅对这一见解是肯定的。1933年10月，他指出：“……中国向来不大有幽默。只是滑稽是有的，但这和幽默还隔着一大段，日本人曾译‘幽默’为‘有情滑稽’，所以别于单单的‘滑稽’，即为此。”鲁迅早就有“无情的冷嘲与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之说，“有情的讽刺”，其实即是幽默倾向于揭示社会实际情状中的可笑与荒谬的产物。这正是鲁迅希望幽默发展所趋的正路，而有别于林语堂关于“幽默只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的主张的。
第二，幽默的运用，有一个严格的度。鹤见祐辅提出：“幽默是如文，如水，用得适当，可以使人生丰饶，使世界幸福，但倘一过度，便要焚屋，灭身，妨害社会的前进的。”
鲁迅对这一见解实际上也是接受的。他不反对幽默在文学创作和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但反对幽默的泛滥。他指出：“慨自语堂大师振兴‘幽默’以来，这名词是很通行了，但一普遍，也就伏着危机，正如军人自称佛子，高官忽挂念珠，而佛法就要涅槃一样。倘若油滑、轻薄，猥亵，都蒙‘幽默’之号，则恰如‘新戏’之入‘×世界’，必已成为‘文明戏’也无疑。”这就是说，幽默一旦泛滥逾度，势必变质为庸俗无聊。从幽默的度，鲁迅进一步阐发了讽刺艺术的度的重要性。他一则指出：“人说，讽刺和冷嘲只隔一张纸，我以为有趣和肉麻也一样。”二则指出：“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假如过甚其辞，就失了文艺上底价值”，“讽刺文学是不能死于自身的故意的戏笑的”。
总之，在20年代，鲁迅对幽默的理论主张并无反感，反而颇多同情。他不但在某种程度上与他当时的友人林语堂同声相应，而且通过翻译鹤见祐辅的《说“幽默”》，学习、研究了幽默作为文学的美学要素所具有的某些关于其自身生存的根本特征，如幽默的根柢在同情，幽默的运用有其度等等，并颇多发挥。 三
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并主编的《论语》出版。林语堂本人和其他一些作家，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提倡、阐释“幽默”的文章，逐渐推衍为一股幽默文学思潮，在30年代的中国文坛产生不小的影响。鲁迅的幽默观，便在30年代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下有了新的发展变化，这一发展变化的总的趋势，是从与林语堂倡导的幽默文学思潮有某些契合之点发展到与之渐成对(左足右庶)，最后竟至完全仳离。细考这一发展变化的丰富内容，对于更深地洞悉幽默的堂奥及其发展规律，是很有必要的。
分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幽默存在和风行的前提。
林语堂认为幽默之风，存乎一心，欲求幽默，诉诸心境。他说：“欲求幽默，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的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味。”但鲁迅却认为幽默存在和风行的前提是社会环境。他指出中国没有幽默的传统，中国过去流传较多的是历史上文人的笑话轶事，还有像金圣叹临死时说的那种以自我解嘲的方式来掩盖刽子手凶残的话语，而这样的东西和幽默是并无什么瓜葛的。更何况，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也使人们无意去讲什么幽默。针对有人攻击鲁迅坐着有版税可抽，而一年之中，竟“只闻其骚音怨音以及刻薄刁毒之音”，鲁迅反击说：“有版税的尚且如此，还能希望那些炸弹满空，河水漫野之处的人们来说‘幽默’么?恐怕连‘骚音怨音’也不会有，‘盛世元音’自然更其谈不到。”鲁迅从社会环境去分析幽默之存亡的见解，体现了他一贯的直面现实的战斗精神，从根本上触及了林语堂的幽默论的虚妄之点。求幽默于心境，而欲求心境的平和冲淡，便只好闭目塞听，从哀鸿遍野，饿殍陈路的悲惨现实中逃出，“从血泊中寻出闲适来”。这样的闲话幽默，只能成为替反动统治阶级“帮闲”的一种手段。
第二，关于幽默的泛滥和恶性发展的结果。
30年代，由于《论语》的影响，出现了一批以登载幽默文字为主的杂志，如《谈风》、《中庸》、《聊斋》等。当时的情况真是“东也是幽默，西也是幽默，大有风行之概。文坛上刮起一股不大不小的林氏“幽默风”。但这幽默风的流行，却导致幽默的变质和死亡。正如鲁迅指出的：“然而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幽默那有这许多，于是幽默就是滑稽，滑稽就是说笑话，说笑话就是讽刺，讽刺就是漫骂。油腔滑调，幽默也； ‘天朗气清’，小品也；看郑板桥《道清》一遍，谈幽默十天，买袁中郎尺牍半本，作小品一卷。”结果只能是：“手拿黑漆皮灯笼，彼此都莫名其妙。总之，一个名词归化中国，不久就弄成一团糟。”幽默这个名目，自也难逃此厄运。
第三，关于幽默与讽刺的联系、界限与转化。
林语堂虽然承认幽默与讽刺在审美功用上有联系，却严幽默与讽刺之辨，竭力排除讽刺于幽默之外，不愿看到幽默向讽刺转化。他说：“其实幽默与讽刺极近，却不以讽刺为目的。讽刺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辣，而后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又说：“愈是空泛的笼统的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其情调愈深远，而愈近于幽默本色。”在林语堂看来，虽然幽默可能具有讽刺社会和人生的作用，但为葆其纯粹，却不能以讽刺为目的，即万不能倾向于讽刺；而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则只有避开切实具体的讽刺对象，趋于空泛笼统，使其情调深远，才有望近于幽默。总之，他既不乐意看到幽默倾向于讽刺，又希望讽刺空泛化并复归于幽默。其对讽刺的憎嫌之态，跃然纸上。
而鲁迅与林语堂的看法正相反，他是乐于见到幽默倾向于讽刺的。在鲁迅看来，幽默通常是对可笑事物某种特点的诙谐的揭示，往往含有讽刺的成[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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