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已经论述，“上帝”、“救主”等词在穆旦诗歌中的出现，一是借词方式，二是接受西方文化教育之人在日常文化运用中的习惯体现，而非具真正的宗教意识。这因为若真具宗教意识，从信仰的角度看，须有一个被视为人格的上帝的前引，才会有由其宗教意识的具体化（或诗化）来阐释或证明上帝的万能性质，并宣传他的伟大和唯一的影响。但我们在穆旦诗中见到的，只是首先提及一下上帝，间或在段落中慨叹一下，而在整首诗的思想主旨或思维流程中，始终见不到一以贯之地、清晰可见的诗人祈盼上帝拯救世界、人类及其事物的诗化表达。相反，当我们的眼前逐渐展现诗人对世界、人类及其事物的情感、态度，特别是那番痛苦的人生体验，由心灵的展开和逐步的深入，发出阵阵灵魂的呐喊时，我们会发现，他最后所指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和振兴的中华民族，上帝，已远远落在了后面。这是上帝不可能对他的思想和信仰产生巨大影响的事实，这也是虽然他曾在学生初期接受欧风熏陶，尔后又去美国深造，但面对当代中国问题及其民族灾难，上帝只是诗人无奈时的一个慨叹，始终未能进入诗人的灵魂深处，并给他于理想性与指教性。上帝，只是文字的上帝，而非精神的上帝。这也正是穆旦诗歌的独特意义所在：面对上帝或救主，它不是给我们一份乞附神灵庇佑的灵魂求救，反之，它给予我们的是一种坚强独特、死而不悔的追求。这份追求明显地不是一个宗教徒或具宗教意识之人的追求，而是将写作与现实紧密糅合起来、将肉身与祖国民族的命运融化在一起的一份赤子的申请与愿望。在诗歌中，它承载的是个人与祖国与民族共同的灾难，它让创作思维流程服从的是理性的现实追求，它以诗让人们寻求新的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以应对眼前暂时的胁迫。所以，说穆旦的诗冷峻是深刻中的冷峻，诗里充满了失望是只有爱者才会有的失望。因此，我们在对穆旦诗的阅读中，透过冷峻与失望，穿过一个荒野流浪儿的形象，是一份热烈追求的回报，是一种赤诚忧思的感动。他的灵气才华，他的活力与创造力和不凡的想象，偏离的是低庸的政治依附，他的诗歌之帆让我们睁开双眼远眺的，是哲思后沾不得尘污的一片纯蓝的天空。

    这样，一个受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与非宗教意识的问题，就已经明显地摆在我们面前了。我们知道，基督教信仰的宗教象征，在人的表现层面和他的真实的深层，都是被教义道成肉身受世上苦难这一教义所感染，这种特殊的思想方式也会导致意味深长的、特殊的处世态度。在神学上，它属于一个范畴里的两个矛盾体：一方面反对实证的拯救，主张灵魂的自救，一方面处处高喊拯救世界而让精神始终陷入现实之中。而对于无上述信仰，即非宗教意识者来说，他们的表现往往是表面浅层上会极其凸显比宗教意识还宗教意识的言行，但在其深层处，却全然没有真正宗教意义上的真在或精髓的东西，即道成肉身从而以受苦受难去拯救世界的顽强意识及其由此去弘扬光大教义里的东西。这就是一般文化与宗教意识的区别（当然，宗教意识也是文化，但这是一个大概念中的另一个问题）。穆旦恰恰就属非宗教意识的后者。

    注释：

    ①②③《穆旦诗歌创作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06），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编（未刊稿）。

    ④张新颖《穆旦在芝加哥大学》，《书城》杂志2007年第2期，第38页。

    ⑤⑧13孙玉石《解读穆旦〈诗八首〉》，刊《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第20页、22页。

    ⑥［韩］金素贤《智者的悲歌》，刊《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1辑，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年4月第1版，第116页。

    ⑦141519202122陈伯良《穆旦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73页。

    ⑨胡彦《死亡的子宫》，《云南文艺评论》2005年第3期（内刊）。

    ⑩罗锡文《穆旦诗歌的心灵力量和东西方文化背景》，刊《当代文坛》2006年第1期（网载）。

    1112曹元勇主编的《蛇的诱惑》，珠海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222、225、226、227页。

    1617182324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5、11、54、214、362、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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