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初步统计，1996—1997年两年间发表的有关宋金辽文学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以大陆为主)共1200余篇(本)，取得了丰硕成果。综观比较这些论著，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宋金辽文学受关注程度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宋代文学照例受到广泛关注，研究人员队伍稳步扩大，研究深度和广度都较前几年突出，发表、出版了一大批优秀论文和专著，呈现出一片喜人景象。与宋代文学研究相比，金代文学研究则沉寂得多，只有少数知名研究者在其中辛勤耕耘，论著成果也大大少于宋代文学研究成果。至于辽代文学研究，涉足问津者更为寥寥，论著亦屈指可数，显得相当的滞后。二是研究格局的不合理。无论是已蔚然成风的宋代文学研究，还是初具规模亟待加强的金辽代文学研究，都存在着一个研究格局不合理的问题。以宋代文学研究为例，由于各种文体本身的特性、历代研究成果的大小和当今研究风气的影响以及研究者个人的文学观念、审美倾向的差异等因素，使得学人们对各种文体的重视和研究实践，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可避免地导致和造成了研究格局的差异和不合理。这两年的宋代文学研究中，宋诗、宋词、宋文等的受关注程度就明显高于话本、戏曲、赋等其他文体。即便是同一体裁，研究最多的也大都是那些大家的名作。前几年掀起的重视研究中小作家的良好风气，现在却没有得到发扬，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现象。要打破古典文学研究(包括宋金辽文学)的不合理格局，使之趋向科学、合理，就应该在着墨于大家、名作的同时加强对中小作家、作品等的研究，有所侧重，但不应过分偏颇。这是两年间研究状况给我们的启示和警醒。另外，研究手段和方法的开拓与尝试也是本期宋金辽文学研究的特点之一。为适应信息化时代的需要，研究者们除了运用传统的方法研究宋金辽文学之外，还不断探索和尝试运用新的工具，从新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如王兆鹏教授以计算机为工具，尝试运用统计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宋词，〔1〕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再如钱志熙教授主张从生命的角度研究文学〔2〕等等，颇值得注意和借鉴。这些极具创见的新方法、新手段，为今后的古典文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可以想见，随着新方法的开拓运用和研究的深入，必将使古典文学(包括宋金辽文学)研究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这两年的宋金辽文学研究论文中，出现了一些低质量低水平甚至重复研究的作品，凸现了某些研究者理论功底不扎实，专业知识不深厚，视野狭窄，交流稀少等弊端。针对这种不良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扬忠先生在一次全国古代文学研究现状的衡估与思考的研讨会上指出，要真正搞好古典文学研究，理论修养和旧学功底缺一不可〔3〕，可谓振聋发聩，及时警人。
以上初陈梗概，对两年间宋金辽文学研究的特点和存在问题作了简要介绍，下面具体来对这些研究状况作一综述，以期给读者一个完整而清晰的印象。
一、宋代文学研究
本期的宋代文学研究总的说来成就较大，同时也呈现出若干的不均衡性。为便于叙述，遂分为诗、词、文、话本等方面进行介绍。至于诗论、词论、文论等研究成果，分别融于诗、词、文等的叙述中，除严羽诗论外，不单独标目。此外，两年间出版了多部专著，影响较大者亦择其精要而述之。
(一)宋诗研究
在这两年的宋代文学研究中，宋诗和诗论占了很大的比重，发表了一批立意新颖，视角独特，材料翊实，论证充分的论文和专著，内容涉及到宋诗与文化、理学的关系，江西诗派、江湖诗派，欧、苏诗歌美学思想，严羽诗论等诸多方面，成就斐然。
宋诗与文化、理学的关系，是长期以来学人们探讨的一个老问题，近年来尤为热门，经过这两年的研究，又取得不少成果。卢斯飞《寓物说理而不腐——谈朱熹的哲理诗》〔4〕一文，通过对个体诗人哲理诗的评述来说明宋诗好说理、好寓理的特点。卢文认为，理性是艺术的基本属性之一，它蕴含在历史上各种艺术形式的优秀作品之中。南宋是理学盛行的时代，理学家常常运用诗歌的形式来说明道理，形成宋诗不同于唐诗的一道独特的景观。朱熹是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一位。从他的大量哲理诗中，可以看出他的宇宙观、人生观和对道德修养的见解以及治学方面的体会。“寓物说理而不腐”，至今仍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陈新璋《欧阳修的唐诗观及其影响》〔5〕一文阐释了欧阳修的唐诗观及其对北宋诗学的历史影响。认为欧阳修推崇韩愈及中晚唐诗的用意在于抵制西昆习尚，开创有宋一代诗风。他推崇李杜诗歌，但并无扬李抑杜之说。后人以为欧阳修将李杜分出优劣，是不符合他的本意的。虽然欧阳修的唐诗观并不系统和全面，但对北宋诗学起到了引导的作用，滋养了一代的诗歌学者，对宋代诗风的形成，贡献尤大。此外，在这方面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周裕锴的大著《宋代诗学通论》〔6〕。新时期的宋代诗学研究取得了不少进展，但就整体性和纵深度来看，还是落后于唐代诗学的研究，尤其是宋代诗学实际上所取得的成就与其历史地位极不相称。《宋代诗学通论》可以说是打破了对宋代诗学缺乏整体研究的局面，全面建构出宋代诗学的理论体系。全书共分诗道、诗法、诗思、诗格和诗艺五大篇，各篇的许多章节，也都是按照宋代诗学原有的范畴和重要论断来设置的，基本上反映出了宋代诗学的面貌。作者是把宋诗学看做是宋型文化的折光而整体论述的。他认为，宋诗学的每一个命题，都与宋型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宋代诗学通论》试图从理论范畴的角度，横向剖析宋学的各个层面使宋代的文化精神在宋诗学中得到更鲜明更自觉更集中的体现。《通论》作者走出误区，肯定宋型文化、宋诗、宋人的诗性智慧为追求的目标，所采取的历史态度是可取的，借用西方诗学的某些范畴来阐释古典诗学的探索方法也是正确的。应该指出的是，作者虽然重视“宋型文化”对宋代诗学的影响，但对于宋型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对宋诗与禅学的关系，缺乏论述。不过白玉微瑕，《通论》仍不失为一部宋代诗学研究的力作。胡明《关于宋诗》〔7〕一文，可以说是为世纪末的宋诗总体研究暂时划上了一个句号。文章就历来对宋诗的界定、质性、评价等关键问题的论争和对宋诗的门户、流派、源流等关键人物的评价入手，全面考察了各种观点，通过分析比较，辨伪去诬，厘清了种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他认为，宋诗，不仅仅是指宋人写的诗，准确的说是一种独特的“宋调”，它具有“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无情无所不畅，于景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的特征。真正的“宋诗”是在宋初六、七十年后，“白体”、“西昆体”、“晚唐体”相继退出诗坛，沿王禹称，梅尧臣到欧阳修始露出面目，直至王安石、苏轼和黄庭坚等三大家走上诗坛，宋诗才瓜熟蒂落，真正形成。对于宋诗的三个关键人物王安石、苏轼和黄庭坚，胡文均做了具体分析，以苏轼为例，他谈了三点：1.苏轼人大格高，可谓双绝。其诗特点如赵翼所言：“大放厥词，别开生面。”诗中好用典、好用书、好显才学、好负材力、好逞辨博。其二，以一人之力打通文一诗一词三界，可谓空前绝后之举。其三、苏轼同王安石一样，诗才连带诗体及身而绝，门下文士虽多，终无一个能承其嫡传，探其真髓。另外，胡文对江西诗派，江湖诗派，理学派等作了概要论述，对宋诗的两个历史必然(兴盛的必然和衰落的必然)作了详尽分析，并对其文化走向作了合乎理性的预测。这篇文章是本期宋诗研究论文中不可多得的优秀之作。
关于宋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历来褒贬不一，聚讼纷纭。台湾成功大学教授张高评先生在其专著《宋诗之新变与代雄》〔8〕一书中，从新变代雄的角度回答了宋诗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和贡献。这种思想观点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自序《新变代雄与宋诗之文学史地位》一文中。张文认为，革故鼎新，消长相因，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哲学思潮，是文化的深层结构，投射到文学上，就呈现出“诗文代变，文体屡迁”的客观事实。宋人生于唐人之后，虽不能越过横亘在面前的唐诗高峰，但宋人善于新变，其学古变古之道，在形式上作选择、琢磨、添加、改换；批判性继承外，在内容上又做建设性之嫁接、交融、借鉴、整合，故能“创前未有、传后无穷”。变唐贤之所已能，发唐诗之所未尽。这样，不但突破动摇了唐诗塑造的诗学本色 而且又系统地建构了宋调的新典范。标新求变、“自成一家”之宋诗，足以与唐诗相颉颃。这固然是“诗文代变，文体屡迁”的内在衍化，更是一代学风思潮的具体反映。为了更充分地证明宋诗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文章作者还引用了胡适、钱玄同、陈独秀、赵铁寒、吴小如等对宋诗的有关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宋诗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的仅次于唐诗的地位。文章旁征博引，论证充分，廓清了一直以来人们对肩负传承，勇于开拓，又影响深远的宋诗所存在的无谓的错会与偏见。
本期内，有关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研究论文不少，其中有两篇值得注意。一是凌佐义的《黄庭坚诗学体系论》〔9〕，一是刘德重的《宋代诗话与江西诗派》〔10〕。对于黄庭坚诗歌理论的研究，从本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经历了两个转变，一是由否定到肯定的转变，一是由简单到全面的转变。所谓简单到复杂的转变，凌文认为是指论者不再停留于“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不“怒邻骂座”等问题上，而是对黄庭坚的诗法，他的审美理想等诸多方面有了新的研究，范围大大地拓宽了。作者指出，黄庭坚虽然没有建构一部诗歌理论的专著，甚至也没有一篇诗歌理论的千字文，但是在他的题跋、序文、诗歌、书札之中存在着的关于诗歌创作和鉴赏的大量信息，略加梳理，便可以构成一个诗歌体系。作者分之为本体论、诗人论、作法论、风格论和鉴赏论等五部分，并对每一部分均进行了翔实的分析论证。其中，本体论包涵诗与情、情与物、诗的效用，诗美问题，最能代表黄庭坚对诗的本质的认识。诗人论包括养根治性、做不俗人、师承古人、师友学习等方面，诗品出于人品，不俗的人才能做出不俗的诗来，这些便是黄庭坚的诗人论。黄庭坚的诗歌创作论，包括他对创作思想与具体诗法的论述，是其诗歌理论中最为丰富的部分，主要有创新论、章法论、句法论和无法论等等。关于风格论，作者认为，黄庭坚对于诗歌风格的审美不拘一格，大致有两类审美理想：平淡而山高水深和出尘拔俗的远韵。前者是黄庭坚的风格主张，也是他一生的追求。后者对“韵胜”的追求是黄庭坚艺术思想之极致。对于诗歌鉴赏，黄庭坚也作了探索，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鉴赏方法。黄庭坚的诗学体系，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凌佐义这篇遗作从总体上对之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概括，是本期内研究黄庭坚诗论的典范之作。
刘德重的《宋代诗话与江西诗派》一文，也是别开生面之作。作者认为，宋代诗话之所以能迅速地发展，兴盛，并在诗歌理论批评上取得高度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诗话本身的随笔体形式吸引众多诗人和批评家乐于采用外，宋代诗坛的风气、江西诗派的形成以及围绕江西诗派展开的探讨和论争，是促使宋代诗话发展，兴盛的一个十分重要和直接的原因。此外，查清华《江西诗派“不问兴致”辨》〔11〕，白政民《黄庭坚的禅家思想及禅宗对其诗歌的影响》〔12〕，梅俊道《黄庭坚后期诗作平淡简放的艺术追求》〔13〕等等，都是研究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论文中可圈可点的优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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