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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辽文学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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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0: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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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的文学理论(诗论)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除前面所述《宋代诗话与江西诗派》外，苏轼的诗论，欧阳修的诗论，梅尧臣的诗论等，都有专文论及。尤其是对严羽与《沧浪诗话》的研究，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较以往大得多，研究者们不再仅满足于就事论事，也不囿于研究《沧浪诗话》的某一方面，而是把它们放在更广阔的空间里，系统地进行研究。这里有两篇文章值得一提，一是庄锡华的《严羽与诗话风气》〔14〕，一是童庆炳的《严羽诗论诸说》〔1 51。庄文认为严羽的《沧浪诗话》的出现，是诗话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将以前诗话从率性而发的玩物提升为封建时代文人实现自身价值的“立言”，诗话成了作者修养的告白和诗学理想的展示，大大提高了诗话的学术品位。在行文上，《沧浪诗话》一改宋诗讳言是非，以资闲谈的风貌，紧贴诗歌创作实际，敢于臧否时弊、直面诗坛，凸现了诗话作为一种诗评文体的批评功能，为后代的诗话创作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此外，它力图改变诗论的随意性，以独特的叙述方式，完备的体例，较大的规模，建立起一套完整、规范的诗学语言，极大地改变了诗语的旧观，对宋以后诗话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童文也认为，《沧浪诗话》的出现，是宋代一百多部诗话中系统最为严密、理论最为深入，影响也最为巨大的一本诗话。它的最大特点是“以禅喻诗”，目的是想通过禅与诗的类比，暗示诗的本质与禅的本质的相通，诗的创作与参禅过程的相通。特别是他的以禅喻诗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提出了“别材”说，“别趣”说，“兴趣”说和“妙悟”说，揭示宋诗的流弊，推进诗学的发展。作者为了说明这一点，分别从上述三个方面对严羽诗论进行了梳理论证。
(二)宋词研究
统计显示，历年来的宋代文学研究中，宋词研究的繁荣兴旺为其他文学体裁所不及。这两年的宋词研究也不例外，仍旧保持着强劲的势头。纵观本期内的宋词研究，较之往年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或承以往余绪，对宋词的分期分派进行探讨论争；或扩大领域，加强对俗词，中小词人及词等的研究；或放开手脚，将宋词置于宏观的文化大背景中加以考察；或躲进小楼，孜孜不倦地探寻着词本身的文化物质等等，下面具体分述之。
关于词的特质。词的特质和审美特质是什么，这虽然是早已解决并形成定论的问题，但总觉得有一些未尽之言，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故依然还有论者就此发表论文进行探讨。谢桃坊的《词为艳科辩》〔16〕一文对词的特质是否是“艳”作了考辨。指出，“词为艳科”一语并非出自古人之口。而是出自胡云翼先生于1926年出版的《宋词研究》中关于宋词基本内容所做的理论概括，这是中国词学史上第一次出现“词”为艳科的观念，虽已成为现代词学的重要观念，但仍有辨析的必要。通过对词的历史发展的考察，作者指出，“词为艳科”是宋人不自觉地意识到的，胡云翼对词体文学的体性特点所作的概括，是有历史和现实依据的，较能恰当地说明宋词题材内容的基本情形。他同时又强调，“词为艳科”与文学价值判断不属同一范畴，它仅仅是传统的文学体性的判断。词以艳丽为本色、或以婉丽为正宗，这是词史已经表明的事实，一味争论正宗或别调的历史地位是没有必要的。谢文的意义在于，它可以使我们能够辨证，历史地看待“词为艳科”的内涵，不再轻易挑起无谓而偏颇的争论。在这一点上，杨海明的《试论唐宋词的“以艳为美”及其香艳味》〔17〕一文与谢文遥相呼应，如果说，谢文是以理性的眼光来辨证、客观、冷静的分析的话，那么，杨文则或多或少地带上了些许感性色彩，认为“以艳为美”不仅仅是一种题材和风格特色，更重要的是一种审美心理。是唐宋词所提供给读者的一种最摄人心魄最沁人心脾的审美新感受，可谓标新立异，别出心裁。
雅俗之辨是两宋词坛一个显著而复杂的词学现象，几乎贯穿两宋始终。究其实质，实则是审美心理和审美观念的不同所致聂安福著文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探讨，在《两宋词坛雅俗之辨》〔18〕中作者指出，雅词主要是指言情之婉雅，言志之骚雅，与俗词之俗相对应，而原本俗文学的词体进入宋代之后，在高雅的文化氛围和审美风尚之中经历不同阶段不同层面的雅俗分歧而渐趋雅化，言情而求其婉雅，言志而求其骚雅，是两宋词坛雅俗辨的基本倾向，也是两宋雅正词学观对词体创作的基本规范。
关于唐宋词流变史。唐宋词史的流变过程中，少不了一些里程碑式的人物出现，研究这些里程碑式词的词作，可以从总体上把握词史流变的历程，挖掘总结其规律。在这方面论文中，王兆鹏《宋词流变史论纲》〔19〕和王洪《试论唐宋词发展史上的五个里程碑及其词史意义》〔20〕两文在体例和结论上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王兆鹏《论纲》以代表作家为纲，对宋词的发展流程作了概括和总结，认为柳永发展了词体并以创调之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苏轼进一步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开拓了词的艺术境界；周邦彦注重词的艺术结构，使词的艺术规范得以提高；女词人李清照异军突起，用日常生活中的平常语表现复杂微妙的情感心态，而辛弃疾以其杰出的创造成就，使词体在文学中的地位得以最终确立。稍后的姜白石则移诗法人词，使词的语言风格雅化和刚化，从柳永到白石，几个里程碑式的人物赫然屹立在两宋词坛，他们的词作，代表了词史发展的方向，切合了时代审美潮流发展的趋势，构成了多姿多彩的宋词流变史历程。王洪之论基本与王兆鹏《论纲》暗合，不作赘述。
关于俗词创作，宋人作词、以雅相尚。柳永不避俚俗，大量创作“词语尘下”的俗词，遭到纷纷指责，使得宋词的创作变得愈来愈雅，俗词创作虽然愈来愈少，但并未绝迹。北宋末年，世风大变，为俚俗词的创作提供了新的环境和土壤，俗词创作再度蓬勃发展，形成空前绝后的创作盛况。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北宋末年的这种俗词创作现象始终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成为词史和文学史编写中的一个空白点。诸葛忆兵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发表了这篇《北宋末年俗词创作论略》〔21〕的论文，对北宋末年俗词创作蓬勃兴盛的原因及创作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填补了词史研究中的这段空白。
关于宋代词论。词论研究一直是个热门话题，这两年也不例外。共发表词学论文数十篇，涉及到词学理论，词学批评等诸多方面，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果。杨海明的《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的“现代化”进程》〔22〕一文，颇为引人注意。该文站在历史的高度，对20世纪词学的研究历程作了一番全景式的描述、梳理。作者认为，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是伴随着词创作而产生的，纵观本世纪前的词学批评和词学理论，其重要内容之一是有识之士运用各种方法，通过各种途径来抬高词体的理论努力和理论建设。到了本世纪初，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还基本停留在板结凝固和缺乏现代色彩的状态，更勿谈有重大的突破和全新的建树。有些作者强调，只有借助于外来的旧思想和新观念的引进消化，才能够促使传统的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发生巨大而深刻的“新变”。作者从宏观上描述了20世纪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的现代化转换和进程，总结出了两点经验：第一，词学研究的进步，是跟随着时代的步伐一起向前的；第二，词学的研究不断“新变”，它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密切有关。展望前景，我们有理由相信，下一世纪的词学研究(特别是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必将得到更大更快的发展。遵循“背靠遗产，面向现在和将来”的原则，进一步加强词的本体研究、宏观研究、多元化研究和“活文化”研究，词学研究者们就有信心将21世纪的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陈忻《论唐宋诗词意境的“虚”与“实”》〔23〕认为，意境应当是诗歌的生命所在，优秀的诗词必有意境，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真”乃意境之骨，其外在的表现方式可分为两端，即“虚”与“实”。关于意境中的“实”，作者认为包括三种情况，1.描摹自然的纯写景之作。2.不假衬托渲染等手段，用议论的笔法明白无隐地抒发作者对事件、人物的态度和观点，变即所谓直抒胸臆、直陈观点。3.客观地叙事，在叙述中表现作者的爱憎，词中以柳永为代表。关于意境中“虚”，文章认为有五种方式。1.情景交融、以景传情。这类作品在诗词中最为普遍。2.点到即止，味余诗外，在冷静客观的笔调中，让读者去体会言外之意，弦外之音。3.情理相融、内外双层。即如刘熙载所言：“词之妙、莫妙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 (《艺概·词曲概》)。4.意象的组合。5.比兴寄托的咏物之作等等、针对论者常常认定“虚”与“实”的一端，而否定另一端的做法。作者强调指出“实”与“虚”并非一个单纯的写作手法问题，它与作者的审美观、创作观及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作者个人的气质个性等因素都有密切的关系，而不能简单地以评论者个人的好恶来判定其高下优劣。
关于宋词作家作品研究，成为焦点对象的还是那些大家、名作，如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白石、吴文英等。此外，张先、王安石、贺铸、陈与义、陆游、周密等人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至于那些中小作家，研究他们的人就很少很少了，这无疑凸现了研究格局的不合理与偏颇。
苏轼一直是现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关注的焦点。在这两年的1200多篇研究论著中，苏轼文学研究论文约140多篇，而且涉及面相当广泛。在本期内研究论文中，侯怡敏《苏轼文学研究述略》〔24〕就是一篇总结性文章，它回顾了本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以来苏轼文学研究的进展，根据各个时期的主要特点，将其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五个阶段，并着重介绍了90年代学者们运用新方法，从新的角度对苏轼人生观、文艺观及其诗、词、文、赋等诸多方面进行研究的主要成果。吴帆《试论苏轼词的审美体式》〔25〕指出，苏轼的词继承了婉约词三派的传统的表现手法，又兼容了诗的表现手法，创造和丰富了词审美体式。苏轼体式虽然庞杂，但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下诸式：即英雄、美人——映衬式；人生、思索——哲理式；飞天、游仙——求索式；叙事、议论——散文式和隐括式、俳体式、对话引语式等等体式。这些词的体式，丰富了词的表现力，使词空前繁荣，走向鼎盛。王洪《论东坡词的“雅化”及其对词史的影响》〔26〕认为，苏词的本质意义是对词的“雅化”。苏轼批评柳永并非针对“婉约”，而是针对“词俗”。苏词的意义，是对柳永俗词的反拨，并奠基了词体雅文化的殿堂。而他“以诗为词”的本质是引诗之雅改造词之俗。“雅”的内涵已由唐之前社会功利性极强的“言志”转变为士大夫以归隐为中心的精神宣泄。苏词以其题材之雅，境界之雅，艺术之雅完成了对俗词的改造，其影响上自秦、周而下达姜、吴。在词史上影响深远。此外，冷成金的《苏轼、朱熹文艺观之比较》〔27〕，马银华的《一蓑烟雨任平生——论苏轼的人生哲学与文学创作》〔28〕，朱靖华的《天地精神境界——评苏轼岭海时期的人生反思》〔29〕等论文或从文化方面，或从哲学方面，或从其文艺观点方面来对苏轼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成果可谓大矣。
本期内，学者们继续给予了周邦彦以极大的关注，对周词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以及在词史上的地位等多有论述。曹章庆《论周邦彦羁旅行役词的感情心态特征》〔30〕运用心理学批评的方法，指出周邦彦的羁旅行役词表现出两种比较突出的情感心态。一种是追忆心态，其特点是在仕途受挫后，返回内心，一步三回头，默默地咀嚼着过去美好的情景，以作心理补偿。一种是悲抑心态，它往往不是直接地宣泄心头的悲苦寂寞，而是把它埋藏心底，强行抑制，造成一种回环曲折、沉郁顿挫的特点。两种心态融合在一起，表现了一个品行正直、性格软弱的知识分子在宦海沉浮中痛苦挣扎的灵魂。周邦彦的羁旅行役词音蕴丰富深厚，具有较高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刘崇德《关于郑文焯批校本〈清真传〉》〔31〕和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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