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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顾城的几种方式——写在新西兰激流岛事件十周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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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0: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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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语法”的作用，“禹（大禹）是那个最初的流氓，携带着水的全部属性，凭着治水的名义，在太平洋西岸的广阔土地上流走。”禹象征着“失乡者”进入了历史，而“失乡者”同时需要“获乡”，他不仅缅怀，而且要找到或重建家园，这种自我否定性使他自己埋葬了自己作为流氓的使命：“流氓就是那种用以反对他自己的人。”通过客家人的例子，朱大可证明了这种意义逆转：“正是在‘客人’终止流亡的地点诞生了‘家人’。”因此“土地家园”其实是流氓运动的产物，这种产物的极端形态则是国家。从而，流氓精神和国家的“正义话语”之间潜藏着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
第二代（第二种）“流氓”是“丧国者”，即那种“离弃国家”的人，他们在“江湖”和“山林”“构筑国家家园的代用品”，变成游侠或匪徒，其中有些被“正义话语”认可的叛逆角色则被投放到美学的熔炉，例如富于悲剧美的刺客荆轲。李白更构成“流氓诗学的高潮”，他和那个“一方面心系朝廷，一方面象流氓那样经久不息地流浪”的杜甫构成了对照。通过《水浒》的解读，暴力被证明是“流氓精神”的前提，正如它也成为国家的前提一样。这一点使它能够在给国家造成不安的同时也可以受到“招安”，因而它和国家共生、和解，并互为“寓言”。
第三代（第三种）“流氓”是“丧本者”，即“从人与土地、国家和自己的三重破裂中诞生”的流氓：佯狂佯傻的沅籍、稽康，游戏人生的唐寅、徐渭等。他们的逍遥和潇洒使他们拒绝倾听目的、欲求、正义和非正义的声音，也不加入对世界的发言，而葆有空虚的自我，背后却隐含着巨大的悲哀和“无限孤独”，他们的故事——
……用隐喻的方式宣告一种新的重大经验，在历经与土地、国家的分离之后，流氓面临着与整个世界的分离，或者说，他遭到了整个世界的遗弃。[9]
朱大可认为，所有这种种情况最终都使人陷于“存在的迷津”（“迷津”是他用来描述中国人精神状态的一个典型概念[10]）。但他并不认为解决的方案是对某种世俗疆域（例如“国家”，或“家”和“国”——不论是“本国”还是“异国”）的回归。因为，“家”和“国”都与“流氓”的生态和精神具有内在的因果关联（“流氓这种生活方式是可以和爱国主义彼此相容的”），都只是滞留在不是属于这一种“土地家园”便是属于那一种“土地家园”的俗世境界。而另有一种超越于其上的境界，“终极家园”（一种类宗教的神秘指向），才是“制止流氓的无限繁殖”的逻辑依据。
随着对中国历史人物之传统读法的全面改写，朱大可同时暗示：新华人在海外的飘零无寄，可以理解为人类（至少是中国人）的一种古已有之、从未止息的“流走”过程的延续。这样一来，新华人出国并寻求在异国居留的运动便多少解脱了某种“国家的”“正义话语”的追捕，即解脱了对它的那种“离弃国家”的“罪恶性”的道德评判。虽然朱大可同时对它施加了另一种“话语”——“神圣话语”的追捕。从这个“终极家园”的角度看来，朱大可并不认为这种“流走”运动拥有任何的“合法性”，因为它始终只是在寻找一个又一个的“土地家园”，而甘让“终极家园”缺席，这使得“流氓精神”万古犹存，甚至愈演愈烈。
在其后的一系列作品中，朱大可显示了他对所有现实的“土地家园”的不信任（无论它的名字叫做中国还是澳大利亚），并且强烈地暗示出，由于“中国流氓精神”的存在，人们的身份焦虑将是持续不止的，除非能够找到一个“终极家园”，或者是另一个结局：死亡。
现在，朱大可对顾城的解读就不难理解了。
顾城事件之后，朱大可曾参与了为中国大陆一家出版社编辑有关顾城回忆的文集《利斧下的童话》（1994）的工作，并为这本书写下《死亡的寓言》一文。这篇文章也发表在悉尼的一家报纸上。
在这篇“寓言”里，朱首先审察了对顾城事件的两种典型反应：道德主义的反应（即把顾城认定为罪犯来谴责）和审美主义的反应（即把顾城理解为诗人来同情）。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列举了顾城的大量诗句（“房子是用木头做的 / 用光托住黑暗”、 “新房在暗红的梦中”、 “她住在闪亮的衫木林里……迟钝的铁斧在深处敲击”），从中提取出两种紧密结合的意象：“斧头”和“树”——恰恰与顾城用以杀妻（斧击）和自杀（上吊于树）的两种器物对应，朱大可并且推断，它们都和另一个意象“房子”有关：用“斧子”伐“木”，建造“房屋”，涉及到顾城在其诗歌想象的指引下要在现实世界寻找“家园”的行为：
正是在树木悲伧地倒下的地方，开始了建造家园的事业，也正是在砍伐游戏结束的地点，我们深切地触及了死亡。[11]
“家园”和“死亡”的隐秘联系由此导出。由于一个女人的意象是顾城“家园”意象的有机组成部分，顾城对于其妻子欲离他而去的行为反应，就等于是“用一把我们早已熟悉的死亡玩具（斧子）拆卸了那个坏的家园”。因此，他写道：“这个人从漂泊和流亡中开始寻找家园的事业”，经过一系列体现为生活现象的内在逻辑的引导，“把他们拖入了命运预先设定的结局。”[12]
朱大可的言说诗性充盈。作为先锋一代的诗歌评论家，他有理由为顾城之死而忧伤。但在这里，朱大可本来应该，却没有提到他自己创造过的那个隐喻：“流氓”（虽然他已经撇除了附加于其上的世俗罪恶的贬义），这也许是因为他不想重新解释一番一个自己花费过大量篇幅来有意“误读”的概念。尽管如此，这一点仍然是清楚的：虽然顾城的生活方式在出国者中显得非常独特，但是，作为一个无法摆脱“尘世的梦想”[13] 的人的故事，它很难逃逸于朱大可已经陈述过的“流氓”逻辑之外。
“流氓”，正如他早已说过，根据的是一种不断背弃自己的逻辑，他将永远陷于“失乡”和“获乡”的二律背反之中。这个“乡”，既可以是法律意义上的“国籍”，也可以是种族意义上的“本质”，还可以体现为一座有童话色彩的“家园”。
因此，作为一代新华人的痛切审视者，朱大可显示出，这种寻找“土地家园”的努力无论多么诗意和富于童话色彩，都有一种注定了的悲剧性和荒诞性，它使寻找者始终陷于放逐和被放逐的游戏――人生的游戏和艺术的游戏。顾城，终其一生，并没有找到“终极家园”，这就使“死亡”（精神的或肉体的）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对这个结局不论是道德主义的谴责或诗情画意的哀怜都是无关宏旨的，真正关乎宏旨的是：一个“终极家园”对于永生、永恒的欢乐和美，是何等必要。
这样一来，朱大可就利用顾城的故事，构筑了他的“终极家园”的永恒性和“土地家园”的死亡本质之间的严峻对立。
值得注意的是，在解读顾城这个“寓言”的时候，朱大可还列举了其他中国诗人，如骆一禾、海子、麦戈等的死亡和自杀案例作为这个故事的前奏，并且使用了这样的语言来表达他从中看到的一幅正在展开的悲壮图卷：
死亡的多米洛骨牌已经砰然发动。[14]
1994年4月，他的一位远在中国的朋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文学博士胡河清，在与任何人都没有恩怨的情况下跳楼自杀。为此朱大可在悉尼又发表了一篇《死亡的多米洛骨牌》，把这个新的案例加入到他所排列的“骨牌”序列之中，并再次向读者数列了80年代末以来十多位中国作家的自杀，进而，把它看作一种意味深长的象征：
在一个看起来歌舞升平的时代，和在一个渴望永生的民族里，这种大规模的、前赴后继的自杀是史无前例的，使文学史的河流变得令人怵心的殷红。
这是一个寻找和重建“土地家园”的悲剧，而这个悲剧结局的成因，已经宿命地、内在地包含在人们茫然于“终极家园”而汲汲于“土地家园”的努力中。朱大可指出，促使顾城跑到南太平洋激流岛运用他的“死亡玩具”（斧子）和“生命玩具”（树木），努力建筑一个带有童话色彩的自由“家园”（“房屋”），并最终用同样的玩具否定了这个脆弱家园的动机，其实来自一个巨大无比的“存在的幻象”——
这幻象不是别的，就是1976年以后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向群众出示的人性的公共家园。[15]
至此，问题已经变得非常清晰。在朱大可的理解里，贯穿“出国”生活悲剧中的宿命，“不是别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集团现代化理想中的一个严重缺陷：神性的缺席。
假如诗人顾城有某种宗教信仰，他是否还会把他的“地上家园”的建成看作是最后的完满？而当这个家园破败时，他是否又会把它视如全盘皆输的生命棋局，从而走上毁灭一切的可怕道路？
这一点是重要的。然而，它还不是朱大可的论说带给我们的最核心的启示。
我所读出的真正的启示是：顾城以独一无二的个性色彩所张扬其姿态的文化先锋集团（正是这个集团的成员给予了顾城最多的同情），为这个民族的社会转型追求过的各种现世价值（例如科学，例如民主，例如人的解放，例如自由——在特殊的条件下是通过“出国”来体现的自由……），始终都在“地上家园”的层次上打转，而“地上”的一切又是多么容易建立和摧毁、育成和灭绝、出现和消逝！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惟余茫茫。如果没有超验的价值指引，我们将如何能够应答和平息这种终极的焦虑的呼号：这一切究竟都是为了什么？！
想一想我们如何斩断了祖先的根。想一想现代城市噪声和烟尘中的迷幻性。想一想我们这个国度，那些“走向世界”的亿万生灵，带着怎样的逃难般难以遏制的身份焦虑和求证自我的迷狂（这种迷狂能够使人把一己的利欲绝对化、神圣化和“童话”化），究竟将要迸溅多少的恶行与错乱。
不管顾城如何背负着诗歌的十字架，不管他是否自觉，不管他在海外走得多远，他早已被镶嵌在这个集团、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充满矛盾的背景和驳杂错杂的底色之中。他以人生和美学、俗世和幻象结合为一的个体形式，成为了“我们”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漂泊不止的荒诞处境的象征。
[1] 赵毅衡《新海外文学》，羊城晚报（广州），“花地”副刊，1998年11月20日，第14版
[2] 同上
[3] 微风：《欲爱凝眸：悉尼留学生小说之树的几片爱情绿叶》东华时报（悉尼）1997年11月7日
[4] Ouyang Yu, Interview with Yu, in Moon over Melbourne and other Poems, Papyrus Publishing 1995, p.42
[5] 刘奥《云断澳洲路》，群众出版社（北京），1995年，第304页
[6] 顾城、雷米《英儿》，华艺出版社，1993年
[7] 参见麦琪《爱无距离》，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
[8] 见美国波士顿创刊的中文《倾向》文学人文季刊（Tendency Quarterly）1994年第2、3期合刊，242页。另见《花城》（广州）1996年第11期
[9] 美国《倾向》1994年2、3期合刊235页，或《花城》（广州）1996年第六期196页
[10] 见朱大可《燃烧的迷津》学林出版社（上海）1991年，另，其选章见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三卷），东方出版中心（上海），1997年，204-227页[11] 朱大可《死亡的寓言——对于顾城诗歌的一种回忆》，自立快报（悉尼）“大地”副刊，1995年6月8、9日，另见《利斧下的童话》，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269-276页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同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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