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探讨国学问题，首先须要别择区分厘清国学的这一品格，即把现代国学的取义和古代的“国学”一名，严格地毫不含混地区分开来。

到底何为国学
   
    讨论国学，首在辨义。
   
    到底何为国学？胡适说：“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研究国故的方法》）又说：“‘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这是胡适给国学下的定义。他把国学等同于国故学。问题是这个定义能不能成立？如果成立，则举凡研究一切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都是国学。但历史文化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未免太庞杂，哲学、法律、宗教、艺术、文学、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礼仪、制度、工艺、服饰等等，都可以囊括在内。对所有这些内容的研究都可以叫做国学吗？胡适的定义，外延过于宽泛，内涵不够确定，所以没有被广为采纳。
   
    后来大家比较一致接受的定义，是把国学和我国的固有学术直接联系在一起。以此，钱宾四先生《国学概论》之弁言提出：“用意在使学者得识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事，以培养其适应启新的机运之能力。”马一浮先生抗战期间在江西泰和讲国学，开宗明义也标示：“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泰和会语》）这已经是给定的与胡适不同的国学定义了。相当长时间以来，学界使用的事实上是后一个定义。不难看出，只就这两个定义所涵蕴的范围而言，国学概念的界定，已经经历了内涵收缩的过程。
   
    盖一个概念的成立，其涵义不应过宽过泛，否则将造成概念的流失。因此之故，马一浮又给出了国学的新的定义。他认为定义国学为固有学术，内涵还失于宽泛笼统，仍然不容易把握，使人不明白是何种学术。所以他提出：“今揩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泰和会语》）也就是说，马一浮先生认为，所谓国学，就是“六艺之学”。“揩定”一词是佛家用语，马先生说：“每下一义，须有法式，谓之揩定。”（《泰和会语》）所以马一浮给出的国学即“六艺之学”的定义，态度既俨然郑重，学理意味也极深厚，惜时人未予重视耳。
   
    “六艺”亦称“六经”，就是孔子删定的六门学问，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我国学术的源头即在于此，中华文化的原典精神亦出于此。我们今天讲国学，重要的一点是回归“六经”。《乐经》不传，但《礼记》中有《乐记》一篇，其内容似尚可为继。其它“五经”的现存文本，中经秦火，又有汉儒的增窜，很难说与孔子手订旧稿为同一物。但“六艺”文献的原真性质和原典精神，终无可疑。至于“六艺”在国人的精神世界可能发生的作用，《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有如下的概括：“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说的都是生之为人所必具的各种修养和品德。换言之，“温柔敦厚”是人的品性，“疏通知远”是人的学识，“广博易良”是人的和乐，“絜静精微”是人的玄思，“恭俭庄敬”是人的礼敬，“属辞比事”是人的正见。《庄子·天下篇》解“六艺”又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马一浮先生认为上述孔、庄两家对“六艺”的解释，简明而得其宗趣。
   
    马一浮先生是迄今最重视“六艺之学”的现代学者，当然也是将中华文化的最高典范“六艺”揩定为国学的现代学者。
   
    由此可见，百年以来我们已经有过三个关于国学的定义：一是指国学为国故学，二是国学为我国固有学术，三是国学为“六艺之学”。比较起来，我个人更倾向于第三个定义，即马一浮提出的国学是“六艺之学”，这个定义能够准确地反映国学的基本义涵，也更容易和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相连接。这是完全可以与东西方任何一国的学术区别开来的原初学术典范，是我国独生独创独有的民族文化的自性之原，同时也是中华学术的经典渊薮。既可以为道，又可以为教，又可以育人。熊十力也说过：“六经为中国文化与学术思想之根源，晚周诸子百家皆出于是，中国人作人与立国之特殊精神实在六经。”（《论六经》，页104，人大出版社2006年版）熊、马学术思想各有取径，但他们对“六经”的看法，属于“异”中之“同”者。马一浮也曾说过：“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与熊的看法完全相通。
   
    当然一般人士研习“六艺”，需要有一定“小学”的根底，即要懂文字、音韵、训诂，也就是清儒说的，读书必先识字。所以经学和小学，应该是构成国学的两根基本支柱。所以我一再说，如果不懂经学，不明小学，便无法与国学结缘。而决不是背几首唐诗，念几篇古文，看过《三国演义》，读过《红楼梦》，就可以沾边国学。至于古诗文词，那是另外的修养，兹不具论。
   
国学和西学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国学的概念，实发生于晚清。至少梁启超和黄遵宪1902年的通信中，就已经使用国学一词了，但还不一定是最早。不久前看到余英时先生在“中研院”院士会议上的演讲，他说国学这个概念系由日本传来。“国粹”一词来自东瀛，拙《论国学》考订甚详，兹不重复。但国学是否也是舶来品，迄今还没有看到具体的证据。但英时先生提示的重要性在于，等于重新认定了国学是现代学术的概念，而绝非“古已有之”。
   
    可是中国古代的典籍文献中，又确确实实有“国学”这个名字。例如《周礼·春官宗伯第三》里有“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的记载。《文选》卷十六潘岳《闲居赋》李善注引晋人郭缘生《述征记》也有：“国学在辟雍东北五里，太学在国学东二百步。”又引《尔雅》：“国学教胄子，太学招贤良。太学在国学东。”另《唐大诏令集》所载《令蕃客国子监观礼教敕》亦云：“夫国学者，立教之本。”这类记载上起先秦两汉下迄魏晋唐宋的典籍里多有。但这些文献记载里的“国学”一词，都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也就是马一浮所说的：“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之称。”（《泰和会语》）而现代国学的概念，则纯然是由于西学的传入，相比较之下才有此一新的语汇。这就如同中国文化，秦汉、魏晋、唐宋迄于明朝，何来“中国文化”这个名称？中国文化的内容内涵历史渊源，当然有而且富，但这个词这个概念本身原来却不曾有。晚清西方文化大规模进来中土，欧风美雨狂袭而至，知识人士重新检讨自己的传统，才有中国文化的概念的提出，用以和西方文化对比为说。“国学”一词虽为旧有，内涵却迥然有别。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西学在清季的流行，国学的概念根本就不会以学术科目的面目出现。所以马一浮说国学是“依他起”，“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泰和会语》），不愧为学理明通之见。
   
    我们还可以梁任公1902至1904年撰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为例，旁证这一点。其最后一节写道：“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卷，页120）其将“国学”与“外学”与“新学”相对应，这和将国学与西学并立相应，是同一机杼。今天探讨国学问题，首先须要别择区分厘清国学的这一品格，即把现代国学的取义和古代的“国学”一名，严格地毫不含混地区分开来。否则便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
   
    我所以特别强调此点，是因为相混淆的情形已经发生了。前些时，在2008年6月24日《文汇报》上，看到张汝伦先生一篇题为《国学与当代世界》的文章，其中援引朱熹的一段涉及国学的文字，并有如下评述：“说‘国学’‘前既无承’也不妥当，朱熹就已说过：‘国学者，圣贤之学也，仲尼孟轲之学也，尧舜文武周公之学也。’只不过‘国学’只是偶然为他提及，而未成为一个普遍流行的名词而已。”张文所谓“前既无承”云云，是钱穆先生的观点。钱穆在《国学概论》的卷首曾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国学这个概念将来是否能够成立，显然是可以讨论的问题，汝伦先生尽可以畅述己见。但钱穆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这是历史的全相本真，吾未见此前有任何学人提出过置疑。
   
    然则张汝伦先生引来朱熹的一段话，是否就能够证明现代国学的概念是“古已有之”或“前既有承”？其实朱子笔下出现“国学”一词，例证正多。如《朱子文集》卷十七“备据国学进士唐季渊等状”、卷二十“因建书院，买田以给生徒，立师以掌教导，号为国学”、卷二十二“张世亨、刘师舆、进士张邦献、待补国学生黄澄四名出米赈济”、卷六十八“其有秀异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移于国学”、卷八十六“江南李氏因以为国学”、卷八十六“孝伯，国学进士”等，也都是国立学校之义。我取的是简引法，只凸现国学二字，但于文意无损。另外朱熹《四书集注》注《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在“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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