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文学者都在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进展,因为在本科生阶段进行国学专门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是第一家。大家都希望办好、办成功。

　　中国人民大学有完整的人文学科,如中文、历史、哲学宗教学等,国学院与这些学科有联系,但并不等于是这些学科的简单综合,那么,国学院的特点在哪里?

　　“五四”以后,我 国大学的学科分类受科学主义影响,产生了两面性。一方面,学科分类比较细,使学科的专门化得到保障,推动了具体学科的发展;但另一方面,难以从宏观上去开拓学科的新领域。那么,如何在现有学科分类的背景之下,走出科学主义的藩篱,实现国学教育的“综合创新”?

　　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我们讨论。如果我们把“国学”教育厘定为以中国传统人文学术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为国学院本科生制定合适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在教学实践中检验、修订、成型,使得从这里毕业的本科生掌握有关国学的基础知识、理论和专门技能,能够在相应的机构(如文化机构、教育教学部门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机构)中胜任工作。

　　为此,我想提几点建议。

　　1、国学院设立关于文献学类别的课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学”就是文献学;作为“国学”的经、史、子、集,即着眼于文献学。我在这里所说的文献学,是指国学中的专门学问,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考据学、训诂学等。这些国学的专门知识,不必按文、史、哲去划分,而是以中国传统人文学术中的重要文献资料作为讲述和研究对象。在我国高等教育中,有些综合性大学将文献学专业设置在中文系;有的则设置在历史系,形成具体的历史文献专业等。如果超越学科的界限,一定会有助于突出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综合性和基础性特色,推动文献学教学与研究,对各相关专门学科的发展也会起到促进作用。

　　2、设立关于考古学及其成果类别的课程。自从20世纪二十年代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以后,迄今将近九十年,以文献资料与考古材料互相印证,取得许多重大的学术成果,这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毋需论证。作为国学专业的专门人才,要有一定的考古学知识,特别是对出土文书,要有一些基础知识(不是做专门研究,在大学本科没有条件做深入的研究)。对于国学院的本科生来说,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像考古学专业的本科生那样,用相当多的时间去进行田野考古,但是关于考古学通论、考古学方法、中国考古学一百多年来的发展等,开出若干课程,也是不可缺少的。

　　3、设立经学研究类课程。经学是国学的灵魂,儒家的“十三经”是国学的精髓。儒家的经书从西汉“五经”到东汉“七经”,到唐朝“九经”,再到宋代“十三经”,体现了古代社会不断扩大儒家经书范围的过程。历代官方版刻经籍、社会启蒙读本、民间乡约村规,在思想观念上都与经学有关。儒家经书从读书人(士学)道德修养、立身处世到社会责任、实现理想,甚至如何调节个人的喜怒哀乐,都有所记述。其中所体现的包容性、伦理性、普遍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适用的百科全书,使得中国人很早就对本民族(中华民族)的文化有了认同。研究国学,不能不研究儒家的经书。当然,为国学院本科生开课,并不限于儒学,应扩大眼界,引导学生认真阅读若干本有关中国古代所谓“百家之学”的代表作,这很有必要。

　　4、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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