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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辨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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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1: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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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句下注曰：“庠以养老为义，校以教民为义，序以习射为义，皆乡学也。学，国学也。共之，无异名也。”无论是“校”是“序”是“庠”，指的都是“国学”，即国家所属的教育机构。张文所引朱子语，我读书不细，竟不曾看到，请朋友电脑搜索也未果。但审其语意，当是就国家所设学校的教授内容和精神取向而言，与晚清以还和西学相对应的那个“国学”并非为一物。
“西学”在欧美西方世界也是一不存在的名词，完全是明清以还中国知识人士“重新发现”西方的一个发明。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梁启超转引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的“旧学”和“中学”，就相当于胡适最初概括的国学即国故学的义涵。“旧学”、“中学”、“国故学”、“国学”、“西学”，共同的毛病都是太宽泛笼统。所以百年以来使用的情形已发生极大的变化。“旧学”偶尔还用，“中学”已完全弃置不用。为何？笼统故也。国学就是国故学之说，也是因为太笼统，后来才有了经过分疏的国学定义，即国学指中国固有学术。但固有学术也还嫌宽泛笼统，于是精通儒佛义理的马一浮先生，重定“六艺”为国学的确指内涵。应该说，这是马先生的一大学术发明，惜时人未予重视耳。
“西学”这个名词虽未经学理分疏，但随着内涵和使用语境的变迁，跟初起之时早已义不同周。现在使用西学一词，对一般人文学者而言，主要体现为一种学问根柢，包括英文等外域文字的掌握，德、法、英、意、美等国家的历史、文化、哲学、宗教、艺术的知识累积。还没见过一个学人称自己是研究西学的，如同也没见有人说自己是研究国学的一样。何兆武先生是人们熟识的学术大家，可是他对这一类问题另有看法。他说：“我不赞成‘中学’、‘西学’的提法，所以我也不赞成所谓的‘国学’。每个国家都有‘国学’，都要去宣扬它的国学吗？马克思是哪国学？他本人是德国人，但著作却是在英国写的，它应该属于‘英学’还是‘德学’？我同意这样的说法，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应该戴中学、西学、国学这种帽子。”何兆武先生的西学根柢世无异词，他对中学、西学以及国学的看法，我个人虽未必完全赞同，但资深学者的反思不见得没有一定的参酌价值。 国学和学术分科
国学和现代学术分科问题，始终是探讨国学不能绕开的问题。胡适不是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吗？但他同时也说，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就是文学的归文学，史学的归史学，哲学的归哲学。文史哲已经化分为三科，那么国学属于哪一科？所以提倡国学最力的朋友，不得不向现代学术分科发出置疑。也许张汝伦先生是置疑行列里最强烈的一位。他在刊于《文汇报》的文章中写道：“近代以来，我们在接受西方现代的学术分科的同时，也逐步接受了与之相应的僵硬的学科壁垒，以为文史哲是完全不同的三种学科，没有贯通研究的可能。”文史哲分为三种学科，就会形成“僵硬的学科壁垒”，致使贯通研究成为不可能吗？
文史哲不分家是就一个具体学人的学养和知识结构说的。作为研究对象，它们还是要分开的。20世纪现代学术的文学的、史学的、哲学的各专业领域，学术研究硕果累累，现代学术分科与有功焉。所谓如果坚持用学科区分来看待研究对象，就会导致对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及其著作，对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尼》，无法作政治学的、历史哲学的、美学的、思想史的、古典学的、社会学和法学的综合研究。我认为此种担心缺少学理和事实的依据。中文系的学人，就不能对《安提戈尼》作政治学和哲学的研究吗？历史专业的学人如果研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就不可以对之作哲学和伦理学的研究吗？莫非只有国学院的学人可以综合，其它系科的研究者就不能综合？事实上，分科后的文史哲学人，也必须有综合的学问根柢，这是人人都晓得的经验和道理。
张君还举中土载籍为例，说《汉书·艺文志》“也很难说它只是史学的文献而不是哲学的文献”。对文史学者来说，这是一个无意义的判断。岂止《汉志》，《左传》、《国语》、《史记》，哪个不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著作？张文还说：“《庄子》显然既是哲学也是文学。可是，按照现代的学科区分，这些文本的有机意义被人为分割了。中文教授可能会对学生说，我只把《庄子》作为文学文本来研究，它的哲学思想可以去问哲学教授。而哲学教授同样会不管《庄子》的文字，而只管所谓的哲学。”我怀疑这些描绘更多是汝伦的想像之词。所谓文本和文献的研究，就是要对文本和文献进行分疏，打开来，拆开来，或者“分割”开来，作多角度的诠释，既分析，又综合。何止《庄子》，先秦诸家，孔、孟、荀、韩、老的著作，都有哲学的、思想的、文学的、美学的、语言学的多重义涵，文史哲各科谁可以得而专之？又岂止诸子，“四部”典籍，还不是文史学者和社会科学学者甚至自然科学学者，共同取资研究的对象吗？退一步说，索性我们不作“现代的学科区分”，那么例如对《庄子》，我们又可能作怎样的研究呢？难道只能作笼统的“国学”的研究吗？
元稹和白居易的《新乐府》，当然是文学研究的对象，可是史学家陈寅恪恰好写出了《元白诗笺证稿》这样的史学的和文化社会学的著作。《柳如是别传》自然是史学著作，但所依据的资料反而以钱（谦益）、柳（如是）、陈（子龙）的诗文为主。“诗史互证”是史学的方法，也是文学的方法。这又是文史哲的分又不分的特点。学科是分开的，但研究对象和取资的材料以及研究方法，显然又不必也不可能截然分开。学文学者可以不读哲学和历史吗？文史哲不分家，固然。但中国的学问传统，更主要是文史不分家，所以才有读书人家无人不晓的文史之学。老辈许多学人，例如缪钺、程千帆等，所精通者都是文史之学。而出文入史也就成了通常的为学次第。甚至还有源自东方朔的“文史足用”一说。文最简，史要深一层，经更深一层。经史高于文史。“哲”是被遗漏的，因为中国古代无哲学的名谓。说到底文史哲的分科不过是研究和知识整合的需要，总是分中有合，合中有分。但不分，以国学一科取而代之，又万万不可行。
何谓现代学术？何谓传统学术？我们可以给出很多分野。其中，重视学术分类应该是区别传统学术和现代学术的一个标志。我称王国维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山，原因之一是他对学术分类有充分的自觉。他曾说：“今之世界，分业之世界也。一切学问，一切职事，无往而不需特别之技能，特别之教育。一习其事，终身以之。治一学者之不能使治他学，任一职者之不能使任他职，犹金工之不能使为木工，矢人之不能使为函人也。”又说：“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系统者何？立一统以分类是矣。分类之法，以系统而异。有人种学上之分类，有地理学上之分类，有历史上之分类。”（《静安文集续编》页54、64）拙著《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之第九章“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通人之学和专家之学”（三联版，页103至109），专门探讨的就是此一问题。可以说，没有学术的现代分科就没有现代学术本身。对现代学术分科采取决绝的态度，我认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可以直接导致学术的倒退。
现代学术分科的代价自然不是没有，但分科主要带来的是学术进步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否定。弥补分科代价的方法，在学人是提倡厚植兼通，在学子是加强通识教育。也没有听说索性大家都回到前清以前，继续用四部标名，要求今天的学子必须通四部，窃以为这是天大的笑话。张汝伦先生说：“中国传统的学术虽分经、史、子、集四部，但却要求学者能贯通这四部。在古代，只通一部或只治一部的人大概是没有人会承认其‘有学’的。”这些大判断问题不少。即使传统社会，不通四部者也不在少数。中国古代的学科分类，最早是孔门德、言、政、文“四科”，《汉志》载刘向、歆父子标为《七略》，南朝阮孝绪分为《七录》，《隋志》始称“四部”。不论是“四科”抑或“七略”、“四部”，能通者也鲜矣。孔门弟子虽号称“皆异能之士”，其于“四科”，也是各有专长，如“德行”为颜渊、闵子谦，“政事”为冉有、季路，“言语”为宰我、子贡，“文学”则子游、子夏。然后是“问题生”一大堆，包括“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等等，还没有一个能通“四科”。其实通四部的说法，是相当晚近的现代语文的说法。古代通儒多有，通四部则未也。故通儒不一定通四部。例如汉代列入《儒林传》的，是博士之学，即当日的经学专家。太史公、刘向、杨雄等，《汉书》里各自有专传，享受的是通儒的规格。但即使史迁、刘向、杨雄三大儒，和通四部也没有因缘。
我们不妨再以晚清以还的中国现代学术为例，本人虽然称那是乾嘉之后吾国学术的又一个高峰期，对一个个老师宿学的学养实绩赞美有加，但又有几人堪称通四部？我在《大师与传统》一文中说：“古代的通儒，是通古今。现代的通儒，还要通中西。现代学者的所谓通，具体说包括三目：一是中西会通，这是20世纪大师的共同特征；二是四部兼通，可以钱穆、张舜徽为代表；三是文史打通，陈寅恪、钱钟书的学术理念堪称典要。”语及兼通四部，我只举出了钱宾四、张舜徽两人，当然还应该包括章太炎，其他未可必也。真正说来，严（又陵）、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之）、蔡（元培）诸通儒，通则通矣，但所通在文史、在中西、在天人，而非在四部。细详通四部所悬置的鹄的未免过奢，准确地说，应该是学兼四部。但是，如果因为强调通人之学而贬低甚至抹煞现代学术学科分类的意义，也会陷入了学术史流变的严重误区。
现代学者的所谓通，主要不在于兼通四部，更主要是中西会通。一个国家的学术，如果离开了域外学术思想的参照与交流互动，自身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还不简单是学术研究的分类问题，大学的学科建制也与此一问题息息相关。现在综合大学的文史哲各科大都单独立系立所，文学、哲学、历史三科系各有自己独立的渊源和师资力量。如果每个大学都设立国学研究院，那么和同一学校的文史哲各系科是什么关系？综合研究和分科研究的分工论不能构成正当理由，因为文学、哲学、史学领域的从业人员，也需要综合研究，也有成为通儒的学术追求。实际上凡以学术为职业者，不管何种类科，都是既需要专精，又需要会通。所谓国学“可以松动和消解由于现代学术分科产生的学术壁垒”，此义何解？是不是要根本取消大学文史哲等人文学的分类分科分系，而以国学一科系取代之？我虽不谋食于大学，亦不能不为大学忧也。
况且现在还是专家之学的时代，如果弃专业分工于不顾，大力推演所谓通人之学，势必凌虚蹈空，倡大言于天下，不知为学何似矣。我们本来有假大空的传统，难道欲以国学之名推波助澜乎？其实国学根柢好的学人，也未必就是通儒。也许恰好相反。如果泥于古而轻于今，只解释文句而不讨论问题，只知有中，不知有西，已是大大的不通。再将学术分科与通识教育对立起来，专家为专业所误，更是不通加上不通。
兹有一事，不能不予辨识。就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国学热到底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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