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民意识与农村新人问题

今天，中国又开始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但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其内涵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今天的新农村建设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并且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14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新农村建设其实就是乡村的城市化、现代化建设，它固然需要向世界发达国家学习和借鉴，但未来的中国农村社会绝不应是西方社会的翻版，而是必然会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开掘。同时，这种开掘又不可能是向农耕文明或传统价值观念的简单回归，而是要发掘被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所触动的传统文化的变异、松动与新质。在这一过程中，人的现代化，即农民意识的现代化改造是第一位的。

鸦片战争以前，农民意识的一切变化均与儒家伦理道德有关，代表着精英文化大传统对乡村民间文化小传统的渗透与吸引。鸦片战争以后，农民意识的变化又多了一种历史动因，那就是西方文化的威压，这大体上是一个从保守、敌视到被动迎合与接受的过程。后来，新文化启蒙运动开始为农民意识的愚味和落后痛心疾首，但相对现实的生存危机而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更显得紧迫，人的现代化，特别是农民意识的现代改造反而显得任重道远。革命胜利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问题解决了，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表征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乡土想像自然就要具有完全不同的元素：它要让中国农民抛弃世世代代因袭的私有制与私有观念，皈依一种建构历史的总体性力量。正是这一背景，使得农业合作化小说的“农村新人”塑造，作为超越历史条件的理想形象被提上了文学的日程。它必须蕴含农民意识的示范内容，并作为正面价值来垂范和提倡，与那些需要加以改造的农民意识具有完全不同的审美旨归。他们好比被戴上了一幅“人格面具”，其言行举止完全符合意识形态逻辑。我们可以评价他虚假、不真实，但绝对不可以否认他的真诚，这道理跟我们评价某种宗教信仰、宗教感情是一样的。而在当时，这种农民意识的示范内容是用“苦行主义”价值观和“斗争哲学”来实现的。

以梁生宝为例。他不仅生活清贫，能够吃苦受累，而且能耐寂寞，不受爱情的困扰。“梁生宝买稻种”曾经是一个很经典的情节，从中可以看到他很高贵的品质：节俭、自律，时时能够反省自己，随时能够与自己的私心杂念做斗争，生怕因为自己的错误，让互助组里的其他人受到牵累。显然，苦行主义价值观和斗争哲学是梁生宝的人生信条，其目的是要在蛤蟆滩干出一番事业，闯出一片新天地。目标的高远，不仅使梁生宝能够摆脱爱情的困扰，从苦行主义和斗争哲学中产生出生活的乐趣，而且能够为自己的苦行主义与斗争哲学中找到道德的支撑。不仅梁生宝，《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刘雨生，《三里湾》中的王金生、王玉生，《艳阳天》中的萧长春、韩百仲，《风雷》中的祝永康，《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哪一个不是如此呢？ 

作为正面价值的代表，“农村新人”显然是一个意识形态符号，负有典型示范的使命，不能仅仅从性格真实或性格逻辑去分析。小说赋予他们苦行主义和斗争哲学只能看作是一种艺术手段，其艺术表现的最终目的，是苦行主义和斗争哲学所创造的新的生活秩序。在小说中，这个目的已通过世俗道德的认同与支持得以实现。范灵芝最终选择王玉生，梁三老汉在小说第一部结束时为梁生宝的灯塔农业社骄傲，虚荣心得到高度满足，刘雨生最终获得了爱情等等，就是乡村世俗道德对苦行主义和斗争哲学的认同，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农村新人的塑造才没有完全走向虚幻和空泛。

问题在于，苦行主义本质上是早期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其根本点在于以对个人自由的剥夺为代价，以压抑自我为特征。以这样的伦理想象做铺垫，来换取理想社会和道德前景的实现，无论如何是个悖论。站在历史发展和历史行动者的立场，甚至站在个人道德完善的立场，我们理解梁生宝的未来梦想和他的苦行主义价值观与斗争哲学。但他对个人自由和自我的压抑，又让我们觉得苦涩。这是包含着民粹主义特征，又体现着时代精神的复杂形象。在这类艺术形象的塑造上，周立波、赵树理、柳青等其实并没有多少空间。他们能够做的，只是将自己所熟谙的乡村情趣，嫁接到某种意识形态理念上去，在乡村生活与时代精神之间，建立起某种意义关联。而如此一来，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农村新人向建构历史的总体性力量皈依就显得残缺的、不完整的，因为它根本忽略了个人的价值。

这里，需要特别加以区分的是“私人”与“个人”。“私人”是个古老的概念，它与财产，特别是家庭物质财产紧密相联，因而也与私有制紧密相联。15而“个人”则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崭新概念，它总是与权利联系在一起，离开对个人权利的尊重，现代社会的基础也会随之动摇。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我们去发现并构建的，就是一种体现着个人权利原则的现代农民意识。这里的“个人”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私人”，而是体现着人性中的诗意、自我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个人。他在启蒙、救亡、革命、翻身的历史语境中曾长期被误读、被淹没，现在，在新农村建设中应该被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上。文学的乡村叙事除了去发现它、表现它，还应该赋予它新的历史逻辑与合理性、合法性。

四、乌托邦精神与乡土伦理的悲剧性

在当前的历史语境中，运用国内外流行的理论，重新发掘和阐释农业合作化小说的文本意义，这种方式，或许可概括为“后价值批评”。后价值批评的研究方法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共同思路：将小说的故事情节、艺术形象与合作化运动剥离开来，在文本的能指与所指；表症与隐含；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方面大做文章。这是一种规辟真实性从而规避政治、拓展讨论空间的很聪明的方法。在现实生活中早已被解构了的“合作化”的乡土乌托邦，似乎已无需再为它地去耗费笔墨。既然以此为题材的小说无论作为文学史范畴，还是作为纯粹的文本，都还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义，那在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之间，就只剩下一个选择的问题了。更何况中国在西方传统之外所提供的另一种乌托邦观念，自有其深广的社会历史背景。即它虽然对理想社会做了热情的憧憬，但并没有完全割断乡土伦理的现实基础。因此，将乡村的“生活故事”与合作化运动剥离开来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剥离也是有条件的。以《三里湾》、《山乡巨变》、《李双双小传》为例，合作化在其中主要是一个自上而下从外部楔入的“事件”，并非乡村社会与生俱来的价值观念。中国理想社会的形态不象西方那样，把个人与集体相对立，而是倾向于把个人融合在集体之中，其核心是整个社会的幸福、财富的平均分配和集体的和谐与平衡。对乡土中国来说，历史悠久的互助合作只是小农经济的权宜之计，私有制与私有观念才是更为根深蒂固的乡村文化传统。直到今天，中国农民留恋私有制与私有观念的生动描写，仍然是农业合作化小说熠熠生辉的主要原因。作为政治理想的乌托邦精神，主要与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发生意义关联，从中国大同社会的理想到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莫不如此。所以，在《三里湾》、《山乡巨变》中，合作化尽管是中心事件、重大事件，但毕竟是从外部楔入而并非从内部生长的，大量的乡村日常生活于是就可以游离于合作化“事件”之外，冲淡着、稀释着严肃的乌托邦叙事。这就是《三里湾》和《山乡巨变》的“细节真实”为什么至今仍为人称道，从《李双双小传》中为什么会发现“二人传”结构模式的重要原因。

然而，农业合作化运动毕竟隐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度模式。通过对小农经济的合作化、集体化改造，引导农民从个体经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经典表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得政权以前就早已确定不移的方针。在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时刻，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几乎就是不容置疑的，它必然带来新的兴奋点，造成一场文学题材、文学主题的“革命”。正如马尔库塞所说，“让艺术作品借助审美的形式变换，以个体的命运为例示，表现出一种普遍的不自由和反抗的力量，去挣脱神化了的（或僵化了的）社会现实，去打开变革（解放）的广阔视野，那么，这样的艺术作品也可被认为具有革命性。” 16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小说，在指向中国革命的这个深度模式时，必然会追求乌托邦精神与乡村日常生活经验的价值同构。于是，合作化小说的悲剧品格便在这种“革命性”的叙事中延展了。它之所以是悲剧性的，是因为“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们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如果放弃了乌托邦，人类就会失去塑造历史的愿望。”就如同维克多·雨果所论述的：乌托邦也许并不是“明天的真理”，但是人民拥有想象一个美好未来的能力，这对于作出有意义的努力去改变今日之现状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人们必须先有希望然后才去行动，如果人们的行动要想不是盲目的，不失其目的，那么其希望就必然寓于对更美好的未来的幻想中。17而既然是幻想，它就只能是一种可能性，任何失败和挫折都是情理中的事情。从这个意义说，任何历史都具有悲剧的品格。在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幻想、憧憬、信仰可以失去，追求的精神却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的。

有趣的是，合作化小说在重建一种伦理想象时，总在乌托邦精神与乡土伦理之间左右摇摆和游移。互助组也好，初级社也好，要让农民自愿参加，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共同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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