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及美学思想史上，王国维无疑处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作为一名具有近代意识的学者，王国维自觉地吸收了叔本华、康德、尼采等人的思想，并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相融汇，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思想范式，使中国的文学批评与美学思想开始真正具有近代的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国维堪称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开创者，聂振斌先生指出:“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是中国美学从自发状态走向自觉的标志，从此中国人开始自觉地建设美学学科的独立体系”，[1](P56)因此，对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及美学思想加以研究，对于深入理解中国近代美学的学科体系及其之后的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审美独立
审美独立的思想是德国美学的重要命题。鲍姆嘉登在其1750年出版的《美学》中就确立了“美学”作为“感性学”的学科地位，认为美学研究的是“感性认识的完善”，从而使之从理性认识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而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中则把人类的心意活动机能划分为知、情、意三大领域，对应的认识的机能分别是知性、判断力、理性，并且对审美判断力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康德的思想在美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确立了审美在人类心理活动中的独特地位。
王国维是通过叔本华进入康德的，康德关于审美独立的思想无疑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然这也带上了叔本华的色彩。在王国维眼中，“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联，即与苦痛相关联”，[2](P3—4)而审美恰恰是要人摆脱这种苦痛，进入一个无利害的审美境界之中，“美术一务，在描写人生痛苦与解脱之道，而使吾济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暂时之和平，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2](P9)因此，审美不同于人的认知活动和实践活动，而是人超脱现实关系所达到的一种独特的“和平”境界，而要进入审美，则必须摆脱各种利害关系，进入无利害的状态，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说:“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审美所要求的并不是对象的实际存在，而恰是所谓“物之外者”，即对象的形式。这里实际已经触及了审美独立的又一方面内容——形式性。
形式性是和无利害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审美要求无利害感，它才不系于对象的实践存在，而只系于对象的纯形式，从对象的形式本身获得审美愉悦。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已见出了审美形式性，“如果说一个对象是美的，以此来证明我有鉴赏力，关键是系于我自已心里从这个表象看出什么来，而不是系于这事物的存在”。[3](P41)而王国维无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出“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虽物之美者，有时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及其可用之点……”[4](P389)，这一思想与康德的论述显然具有内在相通性，而且他还进一步结合各种艺术形式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就美术之种类言之，则建筑、雕刻、音乐之美之存在于形式，固不俟论，即图画、诗歌之美之兼存于材质之意义者，亦以此等材质适于唤起美情故，故亦得视之为一种之形式焉”。[4](P389)王国维正是从西方思想中引入了审美无利害感与形式性等思想，从而确立了中国近代美学中审美独立的地位。“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于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与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追，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5]( P391)这一点，明显异于重视“载道”传统的儒家诗教，透露出近代的气息，在中国文学批评及美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审美与人生
王国维早年接受了叔本华的思想，这给他的文学批评及美学思想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叔本华认为，世界只是我的表象，意志是万物的基础，因而生活的本质就是生活之欲，欲壑难平，因而人生永远是痛苦的。而人的彻底解脱只能是灭绝欲望达到涅磐，审美的位置恰在这永恒的痛苦与彻底解脱。可见，在叔本华的思想中，审美与人生有着非常深刻的联系，审美是人在生活的苦痛中寻得的片刻宁静、求得的片刻解脱。王国维无疑吸收了这些思想，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用自己的语言对叔本华的学说进行了“重写”，“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也一，而不偿者什百。一欲即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既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既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已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故欲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人生中的欲望与苦痛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的，而可行的办法则是通过审美获得片刻的宁静。因为审美是无利害的，是摆脱了生活之欲的，前面已经分析到，王国维认为人通过审美可以达到“和平”的境界。这事实上给予审美在整个人生中以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古典美学中亦有“兴、观、群、怨”，“发愤以抒情”，“物不得其平则鸣”等思想，但从来没有人给予审美以如此重要的地位，从来没有人把审美与人生联系的如此紧密，也从来没有人如此深刻地论述过审美的意义。因此，王国维借用叔本华的思想资源，把审美与人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近代美学范式的转型。
正是基于这一点，王国维对《红楼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肯定《红楼梦》的悲剧美价值，这一点在当时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自觉运用西方思想资源对中国文学名著进行的批评，为之后的近代文学批评及美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范式。
三、境界说
“境界”是王国维提出的一个独特的美学范畴，在其《人间词话》中具有枢纽性的地位。
“境界”一词原出于佛家典籍，后来被移用到文学批评和美学之中，唐代王昌龄在《诗格》中已将“意境”与“物境”、“情境”对举，之后，许多批评家都运用过这一概念。而王国维则拈出“境界”一词作为其文学批评的核心，并指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在此”，[6](P31)在王国维那里，境界是诗歌评论的最高标准，而且本身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它不单包括外在的环境、事物，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包括人心中的感情.用王国维的话说，“境非独谓景物也，感情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6](P36)均也就是说，境界即要能真实地写出外在景物，真实地传达内心感情，不见雕琢，不事藻绘，成为人的心灵和感情完全自然的流露，王国维对此有一段经典论述，“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6](P8)
但王国维并没有停留在对“境界”的一般论述上，他进一步对境界作了具体区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所谓“有我之境”，即“物皆著我之色彩”，外在景物染上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十分鲜明地传达出主体的思想感情，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所谓“无我之境”，即“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诗人以理智冷静的态度观察外物，获得外物生机勃勃的本真面目，并为之所吸引，从而使主体与客体完完全全地交融在一起，达到陶然忘我的境地，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看到叔本华的影响。
境界还有造境、写境之分，“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区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故也”。[6](P34)这些事实上触及到艺术中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造境即虚构之境，写境即写实之境，但这二者在艺术中却“颇难区分”，这一思想具有重要意义。艺术无疑应立足于人生，但又不必是对人生的忠实描摹，而应是对人生的超越，所谓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往往各执一端，失之偏颇，而王国维则见出二者实际上并无根本对立。这一点恰恰透露出了王国维对西方思想资源的吸收与改造，带有理论上的创新意义。
必须看到，王国维自觉引入西方思想资源，融会中国传统思想，给中国美学与文学批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促进了中国美学的近代转型，使之呈现出崭新的发展面貌。毫无疑问，王国维代表着一个中西思想汇通的成功范例。今天，面对世界范围内广泛而迅速的文化传播，回顾王国维的工作，无疑具有更为迫切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聂振斌.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王国维.红楼梦评论[A」周锡山.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M」.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
[3]康德.判断力批判(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 964.
[4]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A」.卢善庆.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 991.
[5]王国维.论近年之学艺界[A」.卢善庆，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
[6]王国维.人间词话[M」.济南:齐鲁书社，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