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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诗界革命发生时间及其提倡者考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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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1: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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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影响甚微。壬寅（一九○二年）九月《新民丛报》载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其中叙述国內思想界的情况说："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13。由此可见，在国內思想界有"言革命者起"还是"一二年"内的事。至于"一二年前"，还没有"言革命者起"。所以还没有达到"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的程度，而是"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这里的"一二年前"，指一九○○、一九○一年，说明国内思想界倡言"革命"至少在一九○○年之后。梁启超又在壬寅十一月发表的《释革》一文中云："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其所谓'变革，云者，即英语'Revolution，之义也。而倡此论者多习于日本，以日本人之译此语为'革命'也，因相沿而顺呼之曰'革命、革命'……。"14从这里可以看出，主张"变革"是"比年"的事，侶变革论者"多习于日本"，受到日本译名的影响，因而顺呼变革为"革命"。据冯自由云："吾国学生之在日本留学，始于戊戌、己亥（一八九八、一八九九）二年，其初不过寥寥数人。……后数年，各省督抚续派遣留学生，而以私费往游者亦络绛不绝。及辛丑年（一九○一）人数已增至千五百人。"15可见中国学生"多习于日本"，发生在戊戌之后，因此顺呼"革命"的"比年"当指戊戌之后。这段话中所谓"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即指戊戌前他们改良派以"改革"为口号进行的变法运动。梁启超这二段话都可证明戊戌之前国内流行的思潮是"变法"、"改革"，而不是"革命"。
其次，戊戌前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有所来往，也接触到"革 命"，并作出不同程度的反应。康有为在戊戌年作的《进呈突厥削弱记序》、《进呈法国革命记序》等文中16，竭力渲染"革命之祸"，劝清廷"维新变法"，反对"革命"。《时务报》于丁酉（一八九七年）九月载麦孟华《论中国会匪宜设法安置》一文，将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与会党组织的哥老会、三合会等并称"会匪"，他说："哥老、理教、三合、兴中诸会匪，或煽于东南，或泄于西北，或动于内地。……孙文之案，沙侯诘难；徒辱国体，实张彼焰耳。"17这表明了改良派右翼对革命党及"革命"的仇视态度。这时期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言论颇为激烈，然而未超出改良主义的"民权"的范围。如丁酉九月发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他说："凡由多君之政，而入民政者，其间必经一君之政，乃始克达。所异者西人则多君之运长，一君之运短，中国则多君之运短，一君之运长。……若夫吾中土奉一君之制，而使二千年来杀机寡于西国名，则小康之功德无算也，此孔子立三世之微意也。"18所谓"奉一君之制"而行"民政"，纯属改良主义的主张。这说明他对"革命"是否定的。梁启超后来在长沙时务学堂任教时，仍宣传这种改良主义的民权论。至于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云："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19这"革命"一词是后来习用之语，并非梁在当时言论中有"革命"一词20。即使后来转向革命的章炳麟，当时也不主张革命。丁酉二月，《时务报》载其《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云： "……不逞之党，假称革命以图乘衅者，蔓延于泰西矣。……自兹以往，中国四百兆人，将不可端拱而治矣。……然则如之何而可？曰：以教卫民，以民卫国，使自为守而已。变郊号，柴社稷， 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材，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21这说明章氏的思想仍属改良主义的范畴。
至于所谓提倡"诗界革命"的夏曾佑、谭嗣同、黄遵宪，戊戌前都属改良派。夏在天津与严复等人创办《国闻报》，鼓吹维新变法，但立场比《时务报》温和。丁酉十二月刊载《中俄交谊论》一文云："今日之中国，不但当联俄，且当法俄。夫取法于人者，必其政教风俗，与吾相近，而后因时利导，其事为可几及。今地球君权无限之国，独我与俄罗斯、土耳其三国耳。夫君权之轻重，与民智之深浅成正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呼！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王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这表现出该报在变法运动中已转向保守。夏与梁启超关系甚密切，他也同意"民政"思想22，但他不属康党，改良主义立场更为软弱23。作为改良派左翼的谭嗣同，在《仁学》中引用"汤、武革命"之语，并说："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这表现了反满倾向，但《仁学》的要旨仍在于"变法"，所谓："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唯变法可以救之"。或所谓："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杀人报仇之气概，出而鼓更化之机也。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不察也。"他主张效法日本，变法自强；并主张通过游侠"自振拔"于"君权之世"。他说："西汉民情易上达，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数犯边，而终驱之于漠北。内和外威，号称一治。"幻想依靠游侠使清王朝"内和外威，号称一治"。这是谭嗣同改良主义思想的局限。黄遵宪当时也主张"奉主权以开民智"24，他是始终不赞成"革命"的。
上述二点说明：在戊戌前国內思想界不流行"革命"这一观念，以及改良派内部反对或不赞成"革命"的情况下，夏、谭等人不可能在丙申、丁酉间提出"诗界革命"。 第三、"诗界革命"是梁启超受日本译名的影响而提出的。从上面引述梁启超及冯自由的话，可知倡"革命"论者"多习于日本"，并且发生在戊戌之后。而"诗界革命"及"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口号也是梁启超逃亡日本之后，受到日本译名的影响而提出的。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革命"指改朝换姓的政治变革。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宣传"革命"，即包含着推翻清朝，光复汉政权之义。而日本人译英语"Revolution"为"革命"，如英人称其历史上一六八八年确立君主立宪的政变为"Glorious Revolution"（即"光荣革命"）一样25，日人习称其"明治维新"为"革命"。梁启超《释革》云："日人今语及庆应、明治之交，无不指为革命时代，语及尊王讨幕、废藩置县诸举动，无不指为革命事业……。"26可见这里"革命"一词在政治上指"变革"，已失去以暴力更迭旧政权的意义。康有为到日本不久，在《读日本松阴先生幽室文稿，题其上》一诗中，盛赞明治维新为"千年大革命"27，说明他对"革命"一词的观念已发生变化。后来梁启超在一度革命之后转向改良主义时，就是在这种"变革"的意义上使用"革命"一词。由于"革命"指广义的"变革"，日人译名中常出现"宗教革命"、"道德革命"等。梁启超在《释革》申明白指出："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译名言之，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28同样由于受日本译名的影响，梁启超于己亥（一八九九年）五月赞康有为发明孔教为"宗教革命"29，于同年十一月倡议"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30，于壬寅（一九○二年）九月倡议"小说界革命"31。（梁启超初至日本时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32，尚未提出"小说界革命"。）由此可证，"诗界革命"这一口号只有梁启超到日本之后才可能提出。第四，关于"诗界革命"，梁启超自己有所论述。
《汗漫录》（又称《夏威夷游记》）是梁启超在己亥（一八九九年）冬赴美途中所作的日记，其中谈到"诗界革命"。过去一些研究者在论述"诗界革命"时，曾引用过这篇材料，由于囿于成见，忽视了文中某些重要内容。经初步分析，这可以看作是有关"诗界革命"的最早文献。节录如下：
……予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馀年来鹦鹉名士（予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美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
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叉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瑰伟则瑰伟矣，其如不类何！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追新国者，莫如黄公度。 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及《吴太夫人寿诗》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夏穗卿、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复生本甚能诗者，然三十以后，鄙其前所作为旧学。晚年屡有所为，皆用此新体，甚自喜之，然己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甚肖诗矣。……其不以此体为主，而偶一点缀者，常见佳胜。文芸阁有句云："遥夜苦难明，它洲日方午。"盖夜坐之作也，余甚赏之。邱仓海《題无惧居士独立图》云："黄人尚昧合群理，诗界差争自主权。"对句可谓三长兼备。邱星洲有"以太同胞关痛痒，自由万物竞生存"之句，其境界大略与夏、谭相等，而遥优于余。……吾论诗宗旨大略如此。然以上所举诸家，皆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且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虽然，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輸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于？要之，支邪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仑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徵也，夫诗又其小焉者也33。
在这些谈论诗歌"宗旨"的段落中，梁启超提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其理由是：一、千馀年来诗之境界被"鹦鹉名士"占尽，缺乏新意。二、黄遵宪的诗"锐意欲造新国"，但缺点是表达新内容的"新语句尚少"。三、夏、谭的诗"善选新语句"，"可谓新绝"，但是"不备诗家之资格"。四、黄、夏、谭等"诸家"都是"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他们诗中的"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这无异宣告：不仅按照千余年来鹦鹉名士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的"诗运""殆将绝"，就是按照夏、谭的新诗、甚至黄遵宪诗歌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的"诗运"同样"殆将绝"。由此可见，梁启超并没有把夏、谭的新诗、甚至黄遵宪的诗歌当作"诗界革命"看待，所以他在该文中进一步指出："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微也，夫诗又其小焉老也。"明确说明他上面所举的夏、谭、黄等"诸家"的作品都是诗界"革命军"的"月晕础润"，而非革命军本身。（成语"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是表示风雨将临的征兆，而非风雨本身。）
所谓"精神思想"，即"欧洲真精神真思想"。由于梁启超在日本接受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在言论上大力传播西方"自由"、"平权"、"独立"等资产阶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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