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第三种江南士子流动的方向便是民初鸳鸯蝴蝶派作家的来源。他们是晚清白改革的牺牲品，也是中国新兴文学的探索者。他们当中有的是举人秀才，有的是未进学的年轻童生，还有的是晚清学堂里的举子性质的学生，若非遭到废除科举，他们当中有多少人题名科甲，点入翰林，亦未可知。王尔敏曾对此作过这样一段描述：“停止科举，考试无用，仕途湮塞，举子弃学，儒生失业，各奔谋生之路。别无它能者，只有就近奔赴江海口岸，卖文求活，乃不能不弃八股而著小说，因是多用笔名，不肯暴露真名。适报刊发达，相得益彰，得风气之先者，成名最速，然此名而非彼名也。且多为举人秀才，岂是偶然而有?”10所谓弃八股而著小说，在他们来讲，不过是谋生之道的变化，并非得己；但始料未及的是，著小说竟然也能成就一番事业。

    这里有一点，值得进一步分疏：这个作家群和他们的上一代，即梁启超、李伯元、吴沃尧、刘鹗这些晚清小说家群体有着相当不同的代际差异。首先，正如上述分析，这个群体是晚清科举改革的受害者，他们更年轻，有的还未来得及进学就被拒之门外，迫使他们自谋生路。而晚清小说家，则大都有功名在身，或有一定的官职，他们写小说办杂志，多半是表达自己的理想，鼓动社会变革，有着更自觉的启蒙意识，因而他们显得更成熟更稳健。他们进入小说家行列多半是主动的选择，而民初小说家却是被社会动荡的局面所冲击，选择写小说更多是为谋生、为糊口，是一种职业选择。其二，在知识结构上，晚清小说家要比民初小说家有更深厚的旧学底蕴，文史、经学的知识要多，社会经验更丰富，而民初小说家的特长在于新学知识掌握得更丰富，大多擅长诗词，有文才，善词藻，因为年纪较轻，故而情感热烈，易于冲动，容易陷溺于感伤。其三，在社会的适应性上，民初小说家更易于接受新鲜的思想和外来的事物，因而他们更适应于大都市和通商口岸，更喜欢十里洋场的声色犬马的生活。他们会很快甩掉道德、礼教的包袱，对待金钱、市场、商品、物质的东西无不接纳，很少有所顾忌，因而他们一部分人更容易陷入城市的糜烂生活里去而不能自拔。

二、成因分析：作为职业化的社会群体

    鸳鸯蝴蝶派首先是作为一个职业化的社会群体，出现在民国初年的口岸城市，尤其是上海的。有学者曾专门研究过晚清时期从江南到上海的文化迁移问题，认为，清季社会的动荡和殖民化的加速，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意味着不同的东西，“散了架，错了位的南方社会文化碎片，与多种西方因素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聚合再生，形成新的职业，新的群体，新的经济行为，文化资本，社会和文化机构。这也是上海的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特点。”11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可问题是，晚清“散了架，错了位”的社会结构不会永远处于瘫痪和混乱状态，它必须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予以重组或重构。江南士子的纷纷离开本土，来到上海这样的商业都市，重新寻找适当的职业和适合的位置，便是这种社会重组或重构过程中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的形成也是这个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表征。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什么力量把这个散落在江南城乡的知识分子聚拢在上海的这个五方杂处的口岸城市?他们通过什么方式走到一起来?如何开始他们的写作生涯?这个崭新的职业对他们提出了哪些挑战，同时又创造了哪些机遇?我们不妨从几个具体的个案分析开始解答这些问题。

    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家最初的职业大都不是写作，很多是从教书开始的。包天笑（1876—1973）在19岁进学以后，社会便发生很大变化，上海的新风气很快吹至苏州；甲午一役失败，变法自强之说蜂起，各种新学报刊也传至苏州。包天笑就是在这种新风气中开始学外语，开书店，办起了《苏州白话报》，译小说《迦因小传》、《三千里寻亲记》、《钱世界》等。这种种的文字生涯和包天笑今后的文学道路关系密切，因为在这些初步的生活历练中他基本熟悉了新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基本路径，知道做一个新型的读书人所要了解、掌握的东西不会仅仅囿限于书斋，更重要的是要学会操纵现代知识传播和文化流通的本领。学外文是开眼看世界之始，开书店是传播知识的开始，办报纸是从一个传统的科举士子转换成为一个近代的知识分子的先决条件。传统文人和知识分子的区别不仅在于知识结构方面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在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方式的不同。包天笑在历史转型期，受新风气的鼓动，新思潮的冲击，不自觉地从事办报、译书之类的新事业。很多晚清知识人，尤其是江浙闽粤沿江海地区的知识人都程度不同的经历过、参与过这些活动。经过这样的文化实践和历练，他们不约而同地放弃了举业（大多是因清廷的一纸废科举的诏书而被迫放弃的），进入了附近的口岸城市，从事了近代文化传播的新事业。

    我此时不觉技痒，偶亦投以笔记、短篇，立见登载，并寄来稿费。既而狄楚青、陈景韩均以书来，询问近状，并暗示与其在山东那种官办学堂，何不到上海来帮帮我们的忙呢?同时曾孟朴也有信来，意思说：高兴到《小说林》里来吧?我们正虚坐以待呢?……于是我想即使放弃了这只新式的冷板凳，也不愁没有但凡瞰饭地，于是我便浩然有归志了。我是到了明年（一九零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夏历二月中旬，才到了上海来的。12

    转了一圈，终归回到上海，几经挣脱，依然重操旧业。文字的魅力是如此之大，小说的事业亦令人牵挂。包天笑从苏沪而青州，最后又回到上海，专门从事编辑写作生涯，并非偶然的事件。

    另两位鸳鸯蝴蝶派重镇，被称为“哀情巨子”的徐枕亚和吴双热也有类似的经历。徐枕亚（1889—1937）和吴双热（1887—1940）要比包天笑年轻一些，尽管他们没有进过学，但却出身于晚清官办的新学堂——虞南师范学校，13也是擅长文辞，喜读小说的多情士子。徐、吴二人毕业后都在乡间教书，但教书之余，喜欢舞文弄墨，做诗填词，竟然颇负文名。这时，自由党领袖周浩在上海办《民权报》，便聘请二人入报馆，担任新闻编辑。二人凭着个人的兴趣和热情，各撰写小说一部，即《玉梨魂》和《孽冤镜》，两部小说交替着隔日登在副刊上，不料竟引起轰动，使《民权报》销路大增，自此徐枕亚和吴双热便正式开始了他们的文学事业，成为职业小说家。

    鸳鸯蝴蝶派作为职业化的社会群体出现在民国初年的上海，并很快成为小说创作的主要流派，的确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以下几条线索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厘清它的社会成因。

    一是如前此分析的那样，晚清以降中国社会的持续动荡，特别是来自中国政权上层的“自改革”步伐的加快与失衡，尤其作为影响读书人个人前途命运的科举制的废除，阻塞了文人学士个人上升性的正常途径，致使许多年轻士子纷纷走出耕读仕进的个人发展模式，不得不另找出路，另寻社会所认可的发展道路；而此时的新思潮、新知识和新职业把他们吸引到了通商口岸城市，在这里他们重新寻找成功之路和“向上的台阶”。

    二是口岸城市发达的新闻传播业，书刊印刷业，尤其是更符合市民口味和精神需求的小说业，为那些富有文学才情，有一定的写作经验，熟悉现代文化传播机制，了解市民文化情趣的那部分文人率先进入以小说写作为职业的社群行列中来。这个新兴的职业群体我们可以称之为“小说社群”，因为给各类报刊写作新型文体的畅销小说是最容易辨识他们的徽记。

    三是这个小说社群的职业化活动有一个大致清晰的发展过程。他们首先依托于新兴的商业报纸的副刊，为这个副刊编辑小说、创作小说，实际是为这张报纸打开销路，赢得更多的读者服务，因而副刊也被蔑称为“报屁股”，我们姑且把这个时期的小说写作叫做“副刊写作”阶段。待到小说接受的范围不断扩大，读小说成为时尚，有了更大的市场空间，小说家们便自己创办小说杂志，刊登自己写的或约来的小说稿件，此种写作方式可称之为“杂志写作”。再到后来，小说家们发现只是办小说杂志，在杂志上刊载受欢迎的小说往往被书商印成单行本发行，获利更多的仍是商人们，于是他们为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在办杂志的同时，也开书局，搞发行，使小说二度传播，这种方式可称之为“书局写作”。14于是这个小说社群的职业化程度更纯粹，完全进入市场运作的轨道，形成一个有利于社会组织巩固发展的经济基础。

    从“副刊写作”到“杂志写作”直至“书局写作”，鸳鸯蝴蝶派由附庸蔚为大国，走向一个完全职业化的写作道路，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得以形成，完全融入口岸城市的经济和文化格局，这是它在几十年间风云变幻的中国能够一直延续发展的深在原因，即是说，它已经在城市社会中生下了根，成为口岸社群中的结构性的一部分，直到1949年以后，它所赖以生存的自由经济体系和市民文化体系，以及口岸城市的殖民体系全部崩解，这个职业化的文人群落无法获得结构性、制度性的适应，才告风流云散。这是鸳鸯蝴蝶派与现代中国几十年斩不断、拆不散的命运关联的内在原因，也是它消失了几十年后，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戏剧性地重新复活的一个社会缘由。三、社会接受：鸳鸯蝴蝶派的认同基础职业化使鸳鸯蝴蝶派作为一个社群深深嵌入口岸城市的经济结构，与其他社会阶层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关系：它给中国市民阶层提供精神产品的同时，也为新闻出版、报刊印刷、邮政服务、发行递送等行业带来利润和就业机会，自己也相应地获得报酬和声誉。但这个循环性的结构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社会接受。质言之，鸳鸯蝴蝶派融入口岸社会是以它的小说受到社会接受和欢迎为条件的。

这就必须探讨为什么人们会喜欢读鸳鸯蝴蝶派小说，都是哪些人喜读这些小说，这些小说在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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