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上海这样的口岸城市真可谓三教九流，五方杂处。民初时期，尽管此地人员更加复杂，但一个现象尤为突出，即市民阶层的崛起。其构成主要有四：一是由于政治鼎革，使大批在清王朝做官的遗老遗少跑到上海来定居，来逃避政治纠葛，人们称之为“寓公”；二是因新知识界的迅速崛起而产生的文化人、青年学生、学校教师；三是帝国殖民事业中的买办阶层也在迅速增长，又因辛亥革命没有触及西方帝国的殖民体系，进入民国后，西方的在华势力反而增强，致使这个阶层更加膨胀15；四是民族工业的扩张和口岸商业的繁荣，培养了一个民族企业家和商人阶层。这四个社会群体构成了口岸城市的市民阶层，这个阶层便是鸳鸯蝴蝶派的读者群的主体，换言之，市民阶层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家的“上帝”和“衣食父母”——是他们收购了小说家手中的精神产品，使之转化为生活资料；也是他们的趣味、爱好、信仰和情感方向引导着作家们的笔墨，指挥着作家们的想象，调遣着作家们的才情。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鸳鸯蝴蝶派作家生产出的小说作品也为市民阶层安妥他们的精神，寄托他们的理想，满足他们的欲望提供了一个文学空间。市民们喜读鸳蝴小说，而鸳蝴作家为市民们写作，这便是鸳鸯蝴蝶派在民初兴起的现实原因。

    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它自己的意识形态。理查德?奥曼说：“意识形态是一群拥有共同利益的人的观点——如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社会或经济阶层、一个职业群体、一个产业等等。

最常见的意识形态策略，就是说明这个群体的利益怎样‘真的'大体上等同于整个社会的利益或整个人类的利益。”16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是以利益和交换为中心点向各个领域延展的，他们看待任何事物，对待任何问题，都是以货币和金钱作为几乎是唯一尺度的。因为隔着货币，对购买来的商品便保持了一种居高临下，或是隔岸观火式的优越感和距离感，只关注它的使用价值，其自身价值如何则一概不感兴趣或不必深究。对待一般商品如此，对待精神层面上的诸如婚姻、爱情、亲情亦不过如此。

    对待文学艺术又何尝不是这样?他们关注的是文学的娱乐性、趣味性、自适性和实用性：我花了钱，你就要让我高兴，给我快乐。文学里面如果有教训和意义，他们就会很反感，很讨厌，觉得这个钱花得冤枉、不值；文学里如果描写工人和农民的疾苦，他们也不高兴——但描写工人农民的丑恶和卑贱用以反衬他们的高贵，他们是乐意的。他们以为娱乐就是艺术，风月就是审美。他们不明白文学还能“为人生”，更不理解文学还能使人获得解放。与其说他们反对五四新文学，不如说他们对五四文学的价值诉求太过隔膜。这与他们的意识形态有关，是不可求全责备的，尤其在民初那样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语境中，要求鸳鸯蝴蝶派“为人生”，无异于缘木求鱼，他们的文学只能为娱乐、为趣味、为许多洋场的男女排遣寂寞了。

    民初又是一个新旧杂揉的时代。随着风气渐开，青年男女已经知道争取婚姻恋爱自由，但礼教的空气仍然很浓重。袁世凯政府在提倡复古，表彰节烈，康有为还发起了“孔教会”。表现在婚姻上则是恋爱自由受到压迫。正如范烟桥分析的：“盖以前才子佳人，始离终合之小说，已发见事实上之反证，而认为不普通的偶然之事。于是乃有才子佳人终于不能团圆为一时之风气，盖悲剧也。悲剧易起人之同情，故此等作品，在青年企求家庭幸福时代，最为合适。”17况且，鸳鸯蝴蝶派写的才子佳人小说，写自由恋爱的悲剧一则契合了年轻人的心理，另一方面又未始不符合遗老们的心理。像《玉梨魂》表现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爱情正符合礼教的恋爱规范，何况小说中表现出的恋爱失败，也暗示了礼教的胜利。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形式所表现出的骈四俪六，辞彩焕然的格调，还有小说中植入的大量情诗和情书，及其所弥漫的那种凄切的意境，感伤的情调，不免令洋场里的青年男女断尽情肠；采用旧诗词，配以八股调，使得有科场经验，善于制艺的老辈文人，不免产生追忆前尘，感时伤怀的同调。民初鸳鸯蝴蝶派亦新亦旧，半土半洋的写作方式，既符合趋新人士的时代心理，又迁就了旧式文人的怀旧情调，其间弥漫的那种感伤、悲悼的情绪又恰恰契合了民初时期普遍存在的精神气质，《玉梨魂》不胫而走，《孽冤镜》被争相抢阅，鸳鸯蝴蝶派在中国文坛上振翅而飞，真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情了。

    由是观之，鸳鸯蝴蝶派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它甚至就是这种意识形态在美学上的一种反映。它代表市民文化，只为市民社会服务和发言；让它把握整个人类的命运，甚至让它发现所谓“人性”也是困难的，但若让它反映市民心态，发掘市民的“人性”还勉强可以，像张爱玲那样。（当然，张爱玲只擅长挖掘曹七巧那些没落贵族们的人性，真正活泼泼的市民底层的人性她很陌生、也更隔膜，别说广大的工人农民的人性了。不信请看她写工农的《秧歌》、《赤地之恋》。）资产阶级美学家总喜欢把他们的美学标准适应于全人类，爱讲普遍的人性之类的东西，其实他们的趣味之狭，眼光之窄，艺术感觉之乏，即便连整个市民阶级都无法涵盖，更别说他们视野之外的更加广阔的空间和群体了。民初崛起于上海等口岸城市的鸳鸯蝴蝶派，因了自身的视野局限和思想局限只能发展一种趣味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美学，所谓“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你真的不能指望他们的创造力能突破风花雪月和黑幕武侠那样的樊篱，更不能硬把他们的创作水准捧上天去。文学直接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固然难于产生多大伟大的作品，但只为市民服务，为市场服务，为资本服务也难说有多大的作为。这是从上世纪初鸳鸯蝴蝶派兴起的考察中给我们的一点启示。

    1梁启超警告人们说：“现今之所谓小说文学者何如?呜呼!吾安忍言!吾安忍言!其十九则诲盗与诲淫而已，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之游戏文也。于以煽诱举国青年子弟，使其桀黠者濡染于险诚钩距作好犯科，而模拟某种侦探小说中之一节目。其柔靡者，浸淫于目成魂与逾墙钻穴，而自此于某种艳情小说之主人者。于是其思想习于污贱龌龊，其行谊习于雅曲放荡，其言论习于诡随尖刻。”梁启超：《告小说家》，载《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1期，1915年7月。

    2参见胡寄尘：《一个被强盗捉去的新文化运动者的成绩》、《文丐之自豪》，西湖人：《不领悟的沈雁冰》，文丐：《文丐的话》，张舍我：《创造自由》、《什么叫做“礼拜六派”》等，分别收芮和师、范伯群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1页、第185页、第173页、第176页、第179页、第182页。

    3这些文学史著作中，集体编著的代表有：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级中国小说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复旦大学中文系1957年级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年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组编著：《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中华书局，1960年）等。个人编著的代表有：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生活书店，1953年）；

叶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稿》（作家出版社。1955年）；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等。

    4在这方面有三篇文章值得注意：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18—233页；范伯群：《鸳鸯蝴蝶派

“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载《文汇报》，1996年10月31日；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想像中国的方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19页。

    5参见徐佩：《谈鸳鸯蝴蝶派小说》，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小说卷》（1949—197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622页。

    6参阅罗志田：《清季社会变迁与民国政治——科举制改革的影响》，《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17页。

    7参阅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7页。

    8据张朋园的研究，清末民初，“留学生回国，不入政界则从事教育，两者的机会都以大城市为方便，留学生入教育界的比例最大，而学校更是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北京和上海两地，知识分子大部分分布在这两大城市。”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9柯文曾探讨过以王韬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与近代口岸社会的关系，提出一个“河海文化”的概念，即谓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尤其是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是产生在沿海和沿江的口岸城市。不过我们致力讨论的这些“后科举”时代的士人要比王韬他们更年轻一点，但他们依存于“河海文化”而生的生存方式大致是一致的。参阅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9—141页。

    10王尔敏：《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82页。

    11孟悦：《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与上海近现代印刷文化的社会构成》，收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90页。12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313页。

    13晚清学堂与培养举子的学宫差别不大。首先，学堂里没有新式教师，教学人员仍延用原来的私塾先生，教学内容仍不出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之类，只不过加一点外文、格致，有的地方还因教师缺乏开不起课来；其二，有的学堂仍然按旧制授予毕业生进士、举人、生员的学衔，儒学仍是学业的基本内容，因而，有研究认为，“晚清学堂与科举考试仅仅一词之异而已。”只是废科举和进入民国后，此等现象才渐渐改观。参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40—441页。亦可参阅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之《记青州府学堂》（1）（2），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283—298页。14因为民初时期上海办个人书局不需登记，不用太多投资，印刷所遍地都是，发行网络畅通.很容易开办，所以许多小说家避开商业资本家的盘剥，自己筹资办书局，比如，著名的“民权出版部”，南社社员集资创办的“七襄发行社”，吴双热、徐天啸、徐枕亚合资创办的“小说丛报发行社”，孙玉声他们办的“锦章书局”，徐枕亚自办的“清华书局”等等。不过小说家毕竟不懂资本运作，当然竞争不过商务、中华、文明、世界这些实力雄厚的大书局，因此许多小说家自办的书局难以为继，旋生旋灭，但在民初，小说家自己办的书局是很多，这是事实。关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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