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简化了的题目，全称应该为「从《吴郡文编》中辑钞的『《冯犹龙文钞》』作者考」。
《吴郡文编》是清人顾沅汇辑的一部文集，共二百四十六卷，四千多篇文章。据路工《访书见闻录·顾沅编辑得〈吴郡文钞〉》介绍，该书成于道光七年（1827年），藁本原存苏州市文管会。大约在六十年代初，发现其中有署名为「冯梦龙」的十七篇轶文，遂辑钞为一册，「《冯犹龙文钞》」之名就是辑钞者添加的。这是自容肇祖先生三十年代初开辟草莱，首先勾画冯氏生平以来，数量最集中的一次发现，当然引起了中外研究者的注意。事实上，近十几年来撰写冯氏传记或考定生平者，都运用过这批材料，据此考探冯氏生平思想，也引发过一些争论。
笔者因偶然机缘，十数年前涉足冯氏研究，曾数次访求这一藁本。我的初步印象，是这批文章的内容与有关冯氏的其它史料既有一些联系，又有较大差别，因自1988年起着手为其笺证，后来又开始了《冯梦龙年谱》的辑撰。从资料的勾稽排比中，开始怀疑到「《冯犹龙文钞》」的作者并非冯梦龙，而是其弟冯梦熊。
考证之难，首先是发现新材料的不易，紧接着又须对发现的材料进行辨析以至辨伪，其中又分「有意作伪」和「无意作伪」之别。这使小说作者考证变成近乎像是「雷区」，必须格外小心，「冯犹龙文钞」应当属于「历史的误会」，虽然它曾使我耗费了几年心血。
闲言休叙，且听在下一一道来。
一、问题的提出
《吴郡文编》本为藁本，从中辑钞的「《冯犹龙文钞》」文章，是否有曾经刊行过的呢？至少其中的《〈俟后编〉跋》是有迹可寻的，因为这部著作在《四库全书》中著录过，有清一代不会被当作禁书。何况《民国吴县志》卷七十五亦明载：「王敬臣《俟后编》六卷，补录一卷，附录一卷。彭定求编。」果然，「得来全不费功夫」，就在本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中找到了，还是康熙己卯刻本，署「长洲王敬臣著，同邑后学陈仁锡阅。彭定求复位。」
但是翻阅一查，不对了，该刊本的跋文在目内明明署的是「杜陵冯先生原跋」，正文后署名则是「通家后学冯梦熊跋」。显然，这不是出自「吴下三冯，仲其最著」（梅之焕《麟经指月序》引王大可语）的二先生梦龙之手，而是三先生梦熊。
那么刊本是否有误呢？
据彭定求序「因与同人重谋剞劂，更广其传」等语，该书应据原刊重刻。原刊应为陈仁锡编刻，冯跋称「先生殁三十馀年，而人心寂寂，几不知有先生者。方怪近代尽生空桑，而宫谕明卿先生起，捐赀创栋宇，先簿正俎豆，表彰孝子，以教通国，若揭日月，人心始共有先生焉。」可以据以考出其初编刻的时间。按明人郑敷教《桐庵存稿·王仁孝先生祠碑记》云：「崇祯初建祠特祭，得请其制，则司成公（伟案：即陈仁锡，因其崇祯时署国子监司业事）之力多焉。」又清人顾震涛《吴门表隐》卷八：「王仁孝先生祠在长元学西偏，又在大关帝庙右（见志）。祀明征士王敬臣。明崇正（伟案：『正』为避『祯』字讳写法）十四年（1641年）知府陈师泰、郡绅陈仁锡建，以高弟诸贤配。」我疑心「十四年」衍一「十」字，因为陈仁锡卒于崇祯七年（1634年，见其子陈济生所撰《启祯两朝遗诗小传》）又王敬臣《俟后编自序》系年为万历壬辰，自署「时年八十」。而文震孟《姑苏名贤小纪》王传叙其「年八十三而卒」，则王之卒年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与「先生殁三十馀年」的说法亦接榫。冯跋且明言「敬以宫谕之命，书之若此」，则其作必在崇祯四年建祠，至七年陈仁锡卒之间。
说起来，清初的翻刻人彭定求也是一个有来头的人物。他生于顺治二年（1645年，据其自撰《南畇老人自订年谱》），康熙壬辰「会试殿试皆第一」（即俗所谓「状元」），却「少承家学，淡于荣利」，归隐家居。其孙彭启丰又在雍正初年「会试殿试皆第一」，「祖孙济美，为吴中盛事」（《民国吴县志》据乾隆志增删）。彭重刊《俟后编》的序署「康熙己卯」（1699年），自称「通门小子」。按《吴门表隐》卷八叙王仁孝祠配祀的「高弟诸贤」中，就有文震孟之父文元发，陈仁锡之父陈允坚，也有彭定求之曾祖父彭汝谐。他们的「通家」大概就是以此论交的。有了这样的关怀和渊源，彭重刊时，应当是翻刻原版，不会擅改跋文署名的。
反观顾沅，他编辑《吴郡文编》时，不仅与彭之重刊在年代上相差130年，而且是在宋代郑虎臣《吴郡文粹》十卷，明代钱毂《吴郡文编续集》五十六卷，清初吴伟业《吴郡文献》三十卷的基础上，「益以旁收之逸篇，复取昭代名公巨制，先哲遗文，分类编辑，都为一集」（董国华《吴郡文编序》）二百馀卷的。但董文也承认「其难其慎」，尤其当明清鼎革之际，吴中文字迭遭兵燹，中间又经康雍时期和《四库》一役的抽损毁易，嘉道以后，明文的保存既已不易，辨析就更困难了。出现「弟冠兄戴」这样的误署，也是很可以理解的失误。
二、「文钞」诸篇的年代内容与冯梦龙的行踪思想
仅仅靠版本上的外证，也许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再来看看所谓「内证」。
文内说：「孝子以道王先生与先君子交甚厚，盖自先生父少参公即折行交先君子。」「余舞勺时，数数见先生杖履相过。」案：《礼·内则》：「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注》：「舞勺者，勺，钥也。言十三之时，学此舞钥之舞也。」后称未成年时为舞勺之年，本此。王敬臣卒时，冯梦龙已年届二十，不当称「舞勺」，也很难想象乡邻间「交甚厚」，会有六七年不相往来。又文内有「若余不肖，以无用自锢林泉」语，这是指科第不举，宦途无望。冯梦龙虽也屡困场屋，但已于崇祯三年选取岁贡，尽管不是甲第正途，但已不能说宦途无望，事实上，他正是由此而丹徒教谕，而寿宁县令的。这些提法，显然不合冯梦龙当时的身分口气。
除《〈俟后编〉跋》外，其它文章有没有类似情形呢？在为「冯犹龙文钞」作笺的过程中，我首先试图弄清这批文章的大致写成年代。为节约篇幅，谨以列表形式简述如下（顺序仍《文钞》之旧）：
篇 目
写作年代
判 定 年 代 的 主 要 理 由
承天寺代化大悲像疏
约崇祯初年
据文内有「丁卯秋」等语
雍熙寺重修大殿碑文
天启五年或稍后
《百城烟水》卷二：「雍熙寺……万历元年僧名空重修，天启五年僧默并修。」则知此文当作于默并重修时或稍后。
慧庆寺募修大悲殿疏
崇祯十年或稍前
《民国吴县志》卷三十六下：「慧庆禅寺……万历乙卯修，崇祯十年再葺。」此文当为崇祯时再葺时募化而作。
碛砂古寺重建募化疏
崇祯中或稍前
《民国吴县志》卷三十八：「碛砂禅寺……至崇祯中圮。」此寺既圮于崇祯中，而文内犹有「殿角日慧，铃韵天凉」等语，是作于崇祯中已废未圮之时。
代人为万吴县考绩序
天启五年
《民国吴县志·职官》：「万谷春孟旸 ，进贤人。进士。四十七年任，天启五年擢兵部主事。」则此文当作于万谷春离任时。
吴邑令万公去思碑
崇祯三年
文内有「莅吴者五载，以改成内召，行去吴者又五载」语。则此文当作于万谷春离任后五年建去思碑时。
真义里俞通守去思碑
崇祯元年或稍后
文内有「岁戊辰，鹿邑令缺，通守莆田俞公往摄篆焉……数月之治，即力辞篆务，不恋姑臧」等语。则此文当作于此后。
贞节姚母旌表序
万历四十三年
钱谦益《初学集》卷二十七《节妇文氏旌门颂序》称：「万历乙卯，孀居三十六年，与被旌典。」此文显然为钱文同时之作。
代人赠陈吴县入觐序
崇祯四年
《民国吴县志·职官》：「陈文瑞字应萃，同安人。进士。五年任。崇祯四年调简。」则此文当作于陈文瑞调简时。
代人赠陈吴县觐行序
同上
当为同一事代不同友人所作
代人为谢嘉定考绩序
崇祯元年
文内有「侯今且奏最矣，行将以权衡笔舌，立螭头佐天子治天下」等语。据《乾隆嘉定志》：「谢象三……天启五年举进士，即授嘉定知县……崇祯元年入觐，为监察御史。」此文当作于谢离任时。
代人贺范长白得子序
崇祯四年
据韩菼《有怀堂文集》卷一八，范允临独子必英（字秀实）生于此年。
《俟后编》跋
崇祯四年至七年
（略）
《抚吴疏檄草》序一
崇祯三年
文内有「大中丞中州曹公抚吴三载……会上以边才晋公秩，召公入对，公于是刻其疏草以行」等语。《明督抚年表》卷一：「曹文衡：《南阳志》本传：崇祯元年九月二十升江南巡抚，三年擢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即其人也。则此文当作于是年。
《抚吴疏檄草》序二
同上
同一文章之二稿
《抚吴疏檄草》序三
同上
同一文章之三稿
侯雍瞻《西堂初稿》序
天启六年
文内有「女（汝）廉昨年一夕醉饱杜甫耒阳」等语。据《侯（峒曾）忠节集》卷一五，徐汝廉卒于天启五年，则此文当作于次年。
综上所述，从这十七篇文章不难得出三个主要的共同之点：
一，除个别文章外，这批文章都作于天启五年至崇祯十年之间；
二，这批文章涉及的人、事都限于苏州及其附近地区；
三，这批文章都属于应酬时文，其中很多表现出强烈的时事政治关怀。
有此三点，实际上已给我们勾勒出一个范围，不妨就已知的冯梦龙的其它史料，就这个范围来讨论一下，他们是否有某种吻合之处。
天启四年腊月，冯梦龙辑纂之《警世通言》无碍居士序成；
五年二月，冯氏于苏州应毛永燧请为王骥德《曲律》作序；九月，叶昆池刊《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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