幺么无地戎生莽，  瞑眩何年国始瘳。

独有一愁非兔窟，  鱼肠肮脏久荒丘。

    阖闾墓望阖闾城，   时事传来付半酲。

   六月从他书雨雹，   一杯劝汝扫长庚。

  歌声名上申公法，   鼓角楼头觥客程。

  独吊太丘经济好，   黄巾有狎坐消萌。

    可以说，无论是在与人物的交往上，还是在时事政治的关心和观点上，冯梦熊都较乃兄更象是一位东林、复社人物。

    还有一点或许是见仁见智的证据，这就是文风问题。冯梦熊的文风，据姚希孟看来，是「吴会一派，习为轻扬和媚之文，其弊至于有肉无骨，有花无实，脚板相随，莫之振起。而杜陵标新领导，常有『古人不见我之恨』。高竖义幢，横开笔阵，至于抵掌骧眉，雄谭侃侃，人如其文，文如其人，又一快也。」（《冯杜陵稿序》）用侯峒曾的话，是「所为时文亦矜奇迈俗」，「独私叹杜陵负博闻强记之资，虽心肠如铁，而下笔绮靡，辄有金谷河阳之丽」（《冯杜陵集序》）。我们看他为《麟经指月》作的序，是能见出这种风格的，虽然以后人之见，或许有用典没有尽化，词义力求古奥的弊病。「文钞」诸篇，也是这种文风。这和冯梦龙的文风，还是有一望而知的区别的。

    综上所述，结合姚氏信中指示的「救贫之道」，「文钞」的这批文章，可以看作是苏州友侪们以「代作」之酬金，接济贫穷已甚的冯梦熊的一种委婉方式。冯梦熊死于「奇穷」，他的文集生前编成，友人也在其卒后作了序，但未能刊行。二百年后被混淆为其兄之作，依内容而分散辑入《吴郡文编》，六十年代又被从《文编》中辑钞成一册，命为「《冯犹龙文钞》」的。

    冯梦龙是晚明最有影响的白话通俗小说家。韩南（P.Hanan）在他的《中国白话小说史（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中，主要就是以冯为立论基础的。他曾感慨说：

    「冯梦龙的为人可以说是二重的，或可说是来往于两极端之间的。两极的这一端是一位机智幽默、风流倜傥，嗜酒狎妓的人物……两极另一端的冯梦龙却是个严肃的儒家正统读书人。」「在这两个冯梦龙中，我们感兴趣的是前面那一个。」

     我认为，虽然冯梦龙时常从儒家知识分子的正统道路中逸出到商业出版物的编选，或者说为商业性出版物作编纂工作时亦不忘正统道路，实际上这意味着晚明（以至如今）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两难处境中的变通权宜，而未必意味着二重人格。尽管冯梦龙以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走上了科第功名的道路，但毕竟有人开辟出了一条新路。例如较冯梦龙稍长，三十岁即焚儒者衣冠而靠艺文成名的陈继儒，和较冯氏年轻，以戏曲小说「游荡江湖，人以俳优目之」的李渔。他们终于成为近现代「文艺家」们的先声。

    这篇所谓「考证」文字，如果能够澄清对韩南氏所说「后一个冯梦龙」的一些误解，而增强对「前一个冯梦龙」的理解，则正是笔者所愿。  

附记：拙文因故仓促间草成，曾寄美国芝加哥大学马泰来兄奉教。泰来于93年12月10日来函，除表示「您的意见我完全同意」外，还有重要补正：「①《代人为万吴县考绩序》②《代人赠陈吴县入觐序》③《代人赠陈吴县觐行序》三文，写成年代正确，但考证有小误：①『此文当作于万谷春离任时』，误。『考绩』不是离任，考绩的结果可以离任，也可以留任。②③『此文当作于陈文瑞调简时』，亦误。『入觐』与『考绩』是一事。陈文瑞考绩，不称职，始调简。『入觐』时尚满怀希望『而由此作谏官』云云。《明史·选举志》：『外官三年一朝觐，以辰、戌、丑、未岁，察典随之，谓之外察。』（中华本，页1723）陈文瑞，天启五年（1625年）任吴县知县，跟着之崇祯元年（1628）为戊辰，崇祯四年（1631年）为辛未，皆入觐之年。文②明言『今公五年政成入觐』，可知此文撰于崇祯四年。万谷春，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任吴县知县，以后之天启二年（1622年）为壬戌，五年（1625年）为乙丑，皆入觐考绩之年。按《吴邑令万公去思碑》：『莅吴者五载，以改成内召』，如是天启二年时万仅任职二年，不用入觐。万在吴仅入觐一次，在天启五年，①文即撰于此时。拙见如此，仅供参考。」小伟深以为然。不敢掠美，故附于文末。94年11月8日。

[1] 关于当时出版物的编辑刻印周期问题，笔者在《冯梦龙与〈金瓶梅〉成书》（载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小说戏曲研究》第四辑）中曾略有分析。

[2] 梅之焕《智囊补序》未见著录。此文系日本神奈川大学山口建治先生提供复印件，谨此致谢。

[3] 自容肇祖以来，一般认为冯梦龙为东林、复社人物。笔者曾有《冯梦龙与东林、复社》一文辨析（载本所《文学遗产》1989年第一期，可以参看。

[4] 本次会议期间，得见马泰来《冯梦龙研究献芹》一文，考出「文钞」中《承天寺代化大悲像疏》文内「表舅毛文玮」，正是姚希孟之表舅，证实此文确系代姚所写，这无疑增强了冯梦熊确实听从姚信劝告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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