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现代性的种种神话涉及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历史的批判这两个层面。前者如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该书严格地从社会学角度反思了现代性给西方现代社会带来的诸多影响。而后者，如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所著《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则是从“起源”的角度思考了日本现代性发生的过程，这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在柄谷行人的书写中，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来自于一种价值意义的颠倒，本来是结果性的东西，以自然而然的状态、本源性的状态出现在了世人面前。如所谓的内面、风景，还有疾病、儿童都不过是一种现代主体确立后的结果，它们与其说是日本本土性的东西，不如说与西方现代文学观念在19世纪的确立和发展具有同源性。柄谷行人拒绝将现代性的发生向更遥远的历史延伸，而相信，在日本19世纪末期的文化历史中隐藏着那被掩盖的关于现代性起源的秘密。本来在当时是多元化的文学价值观念，逐渐为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等西方文学观念所替代，而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争议，它们在时间上被想象出的那种线性关系，则将当时多元化的文学生态遮蔽了。

　　应该说柄谷行人的研究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现代性的“起源”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不仅因为中国现代性的起源在时间上与日本相近，而且还因为日本现代性的发生同样具有后置性等特征。思考晚清，所关注的正是中国现代性的“起源”问题。同时，学界所关注的已经不是这个现代性起源的“自然”状态，而是试图描述出这个“起源”发生时曾经出现的复杂的、异质性的社会文化语境。现代性起源的“自然”状态恰恰是一种不自然，它的自然化是一个后视性理论描述建构的结果——正是这种描述使得现代性的起源显得“自然”了。柄谷行人的著作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那时，正是日本大众消费文化兴起、社会精英文化逐渐边缘化之时，比较于今天我们对于晚清的再思考，历史呈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

　　附带一笔的是，当代中国学界对于晚清的研究还有着复杂的外来因子的影响。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有过一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在这套丛书中就有多本专著涉及外国学者对晚清所做出的系统性研究。如美国学者柯文对于王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作用的描述（《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２００３）。艾尔曼详细论述了乾嘉朴学的经验主义思维形式从内部解构理学思维结构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该书甚至将中国的现代性萌芽延伸到了17、18世纪（《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１９９８）。此外，还有本杰明·史华兹对于严复的思考（《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1990）。如果说，关于严复等学人的研究具有鲜明的理论梳理的特色的话，那么对于王韬和乾嘉学派的关注则不仅引入了福柯谱系学的方法，更将思考的视角引向了形而下的器物层面。这种思考就是在今天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虽然丛书出版时的特定语境使得丛书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反响，但很难说今天国内学者对于晚清的关注没有受到海外晚清研究的波及。

注释：
[1]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课题研究论文，项目批准号：05JZD00028。
[2] 关于中国现代学观念，可参看王一川，《中国现代学刍议》、 《现代性文学：中国文学的新传统》、《汉语形象与现代性情结》，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刘小枫，《现代学的问题意识》，《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
[3] 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68—77。
[4] 赵京华，《译者后记》，[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5] 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6] [美]F.詹姆逊，《重叠的现代性镜像》，[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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