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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女性文学的繁荣及其主要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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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1: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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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端生，其祖父陈句山是清代有点名气的文学家，他赞同女子写诗，但反对女性写弹词和小说。在这种文化大环境下，女性很少有人敢写小说。严格地说，1840年（道光二十年）前中国女性无人写过小说。相传清代女诗人、女学者汪端(1793-1839)曾写过小说《元明佚史》，但我至今仍怀疑此书是否写完或出版过，搜罗完备的《历代妇女著作考》也未提及此书，这也可为我的怀疑提供一个佐证。
清代第一个写小说的女性是满洲词人西林春（即顾太清），她晚年曾撰有《红楼梦影》，署名云槎外史。小说24回，写于咸同年间，光绪三年(1877)出版。如所前述，古代文士是不赞同女性写小说的，因此中国女性写的第一部小说的出版，无异于“攻入男性堡垒的一次冒险”（注：科拉·卡普兰《〈奥罗拉·利〉与其他诗》，见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页。），以致在著作权问题上产生了怀疑。但，顾太清写《红楼梦影》这确是历史事实（注：《红楼梦影》为顾太清著，曾有人怀疑，但这确是事实。顾太清《天游阁诗集》卷七有《哭湘佩三妹》五绝句，其二自注云：“余偶续《红楼梦》数回，名曰《红楼梦影》，湘佩为之序。不待脱稿即索看，尝责余性懒，戏谓曰：‘姊年近七十，如不速成此书，恐不能成其功矣。’”按《红楼梦影》刊于光绪三年丁丑(1877)，自注中提到的“序”即为后来该书出版时书前的序，序文末云：“咸丰十一年岁在辛酉七月之望西湖饮人撰”。咸丰十一年为1861年，西湖散人是杭州女诗人沈善宝的别署。沈善宝卒于1862年夏历六月十一日，该序写于一年前，此时《红楼梦影》尚未写完，大约也是怕生死难料，故先为此书写了序，这点顾诗自注已说明。由顾诗、沈序可证《红楼梦影》确系顾太清著。）。稍后有陈义臣的《谪仙楼》、杭州王妙如（约1877-1903）的《女狱花》，绩溪邵振华的《侠义佳人》。这些小说均系章回体。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女性小说家群的出现是在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这已是清末民初的事了（于此有另文论述）。
明清女性的文学活动，并未局限于文学创作，他们还介入了文学评论。除女性自撰的诗话、词话、诗文序跋外（详后），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侧面，即明清女性的戏剧评论。这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就目前所知，明清女性参加戏剧评论的大约有50余人，其中著名的文学家有汪端、张襄、王端淑、王筠、张藻、林以宁、关瑛、归懋仪、吴藻、许延礽、席慧文等人。从这个评论群体的人员构成看，表明明清知识女性对戏剧这种艺术形式已有了较强的参与意识。
从我目前接触到的有限的资料看（注：主要据蔡毅编辑的《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齐鲁书社1989年版。），明清女性戏剧评论所触及的作品大约有20余种，其题材范围还多限于写爱情主题和女性题材的，如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还魂记》（《牡丹亭》）、朱素臣的《秦楼月》、李渔的《比目鱼》、徐渭《四声猿》中的《雌木兰替父从军》和《女状元辞凰得凤》、蒋士铨的《一片石》、钱肇修的《芙蓉峡》、潘照的《乌阑誓》、黄图珌的《百宝箱》、黄燮清的《帝女花》和《桃溪雪》、范亨的《空山梦》，还有些剧作是描写特殊的人生遭遇并有所感悟的，如纯夫的《离骚影》、查慎行的《阴阳判》、左潢的《桂花塔》等。
在整个戏剧评论中，尤让她们关注的是女性作家的剧作，如对吴藻的《乔影》、何ｐèｉ＠⑤珠的《梨花梦》、王筠的《繁华梦》三剧，有十多位女性为其题词，抒写观剧的感想，肯定剧作的成功，赞美作者的才华，表现了批评主体极大的热情。 明清女性戏剧评论，从整体看水平不太高，理论色彩也较同时代男性评论为差。但它仍有自己的特点。一是对剧作中女性形象命运的特别关注，从而表达了对女性不幸遭遇的同情和对男尊女卑、两性不平等的愤慨，也借剧中人物赞颂了女性的聪慧、才智和远大的抱负，为女儿扬眉吐气。二是明清女性戏剧评论的重心主要不是阐发剧作的思想意蕴，多数是借题发挥，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三是重“人”轻“文”。她们的兴奋点主要凝固在剧中人物形象上，所发表的意见也多是感悟性的，理性分析较少，对于戏剧艺术（“文”）几无论述。重“人情”而轻“文理”，大约是明清女性戏剧批评的一大特色，抑或是一个缺陷（注：参见华玮《性别与戏曲批评》，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九期（1996年9月）。）。
由如上叙述可以看出，明清女性作家于诗、词、文、赋、散曲、戏剧、弹词、小说，以及文学评论多种文学体裁均有成功的尝试和写作。文体的完备，不仅显示了明清知识女性多方面的才华，而且也标志着明清女性文学已进入了成熟的阶段。
明清女性除文学创作外，她们中的许多人还擅长书法和绘画，乃至音乐。这方面的艺术修养又给她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源。浙派女词人关瑛，她不仅工诗词，于书画也有很高的成就。他曾学书于魏滋伯，学画于杨渚白，学琴于李玉峰。女诗人金淑（字文沙）诗书画三绝。著名词人郭麟赠诗云：“似闻妙绘兼三绝，试画天风萝屋寒。”金坛女诗人吴规臣，能诗、工画、精医、善剑。钱莲因（名守璞）工诗善画，精音律。上虞女诗人徐昭华，“诗名噪一时，工楷隶，善丹青”（注：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毛奇龄题其画云：“书传王逸少，画类管夫人。”张䌌英(1792-?)工书善画。这种多才多艺的现象在明清女性中是相当普遍的。明清女性文学之所以取得多方面的成就，是与创作主体深厚的、多方面的文化艺术素养分不开的。
三 女性结社
女性从闺内吟咏走向闺外结社，这是女性文学创作由个体走向群体活动的重要一步，也标志着中国古代女性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政治文化渊源上来考察，明代结社的风气原本很浓厚。谢国桢先生说：“结社这一件事，在明末已成风气，文有文社，诗有诗社，普遍了江、浙、福建、广东、江西、山东、河北各省，风行了百数十年。大江南北，结社的风气，犹如春潮怒上，应运勃兴。那时候，不但读书人要立社，就是女士们也要结起诗酒文社，提倡风雅，从事吟咏。”（注：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明清两代诗社、文社很多。女子诗社，在明代有著名的桐城“名媛诗社”。该诗社以方维仪、姊方孟式、妹方维则为骨干，以及方维仪弟媳吴令仪、吴令则姊妹，围绕在她们周围的尚有其亲友眷属多人。降至清代，女性诗社更多，著名的有“蕉园诗社”（钱塘顾之琼发起，骨干为柴静仪、朱柔则、钱凤纶、林以宁、徐灿，后五人号称“蕉园五子”）、“清溪吟社”（由吴江张允滋联合当地诸女诗人，诗社成员号称“吴中十子”，即张允滋、张芬、席蕙文、沈媺、陆瑛、李＠⑩、沈持玉、尤澹仙、朱宗淑、江珠，以张允滋的号“清溪”命名），他如梅花诗社、惜阴社、湘吟社等。她们或相约在节日（如清明、七夕、端阳）饮酒赏花，或闺中聚首谈论琴棋书画，或登山泛舟，或出游访古探幽，每次雅集，均有诗词唱和。她们相互切磋琢磨，不仅增进了女性的诗艺，而且也开阔了她们的视野，丰富了她们的生活，这对于提高女性的文学创作水平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清前期、中期的诗社，其诗社主要成员，基本上还是以当地女性为基础兼及亲眷中的闺伴诗友，道光之后，女性诗社发展为异地结合，有的还跨区越省，比如北京著名诗人顾太清曾与杭州的沈善宝等人结成“秋红吟社”，即带有跨地区性质。这个诗社的主要成员是各地在京做官者的夫人、女儿。据沈善宝《名媛诗话》记载，“己亥(1839)秋日，余与太清、屏山、云林、伯芳结‘秋红吟社’”（注：《名媛诗话》卷六。）。这里的屏山，即项屏山，原名项ｘúｎ＠(11)，改＠(12)章，字屏山，号＠(12)卿，钱塘人，她是当时任兵部侍郎许乃普（号滇生）的继室。云林即当时任兵部主事的浙江德清人许宗彦的女儿。伯芳，即钱伯芳，生平不详，待考。这个诗社的成员还有满族诗人楝鄂武庄（辅国公祥竹轩夫人）、楝鄂少如（太清五儿媳秀塘之母）、富察蕊仙和太清妹西林霞仙，以及云林妹云姜（扬州阮元儿媳、阮福妻），石珊枝（吴县人，许乃普儿媳）、李纫兰（钱仪吉儿媳、钱子万妻）等。云姜、石珊枝诸人，也均因其父、其夫、其公爹在京为官而居京。如果从诗社成员来自五湖四海这一点看，“秋红吟社”则带有全国性的诗社性质。再如，江阴女子沈珂结婚后随丈夫赴任至江西会昌县，她便与当地的女诗人结成“湘吟社”（注：见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页。）。这类诗社对于女性文学创作的交流、传播，较之前期以当地女诗人及其亲眷为基础组织的诗社（如桐城名媛诗社、吴县清溪诗社）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我想，这类跨区越省的诗社在清代后期可能更多。
与诗社互为补充的是女性的联吟唱和，它们虽无组织之名，但行结社之实。据《名媛诗话》卷六记载，如金逸（字纤纤）与吴江汪玉珍（字宜秋）、沈繯、江珠等女友经常在一起联吟唱和。乡里老人美称之为“真灵会集”（注：金逸等人虎丘集会，见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六。）。类似这种无社名的集会联吟，在当时各地肯定还有很多。至于家族中诗歌联吟集会那更是女性经常的活动。阳湖刘琬怀在《问月楼草·自序》中记载：“昔年家园中红药数十丛，台榭参差，栏干曲折，与诸昆仲及同堂姊妹常聚集其间，分题吟咏。”（注：转引自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证略》卷五。）再如山阴祁氏，祁彪佳之妻“商夫人又二媳、四女咸工诗，每暇日登临，则令媳女辈载笔床砚匣以随，角韵分题，一时传为盛事；而门墙院落，葡萄之树，芍药之花，题咏几遍，过梅市者，望之若十二瑶台焉”（注：见阮元编《两浙輶轩录》卷四十“商景兰”条，清光绪十六年(1890)浙江省局重刻本。）。商夫人即女诗人商景兰，她的二媳即张德蕙、朱德容，四女即祁德渊、德琼、德絸和甥女徐昭华（商景兰妹、诗人商景徽之女），以上均为清初女诗人，亦有诗集问世。类此记载，在女性诗集和诗话中俯拾即是。由此不难看出明清两代女性文学社团众多和文学集会频繁的情况。
四 女性诗人开始与男性文人交往
清代女性开始冲破“男女授受不亲”的藩篱，通过拜师学诗、撰序题跋、联吟唱和等形式与男性文人接触，并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
清代女性的求知愿望越来越高，她们除接受传统的母教、家教外，女塾也多了起来，社会上已开始承认女子求学的重要。《女学言行纂》的编者李晚芳说：“有志女子自当从经史子传取益，几见哲后、圣母、贤妻、淑媛有一不从经史子传中来者乎？”除一般读书识字外，清代女性还注意学诗，借以抒怀写情，陶冶情操。中国古代诗论一向提倡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也与女教为近，故古代女性文学以诗词为多。
清代女性学诗，清代女性文学的发展，除自身的努力外，还与当时的文化环境，特别是与男性的倡导、帮助有很大的关系，这点也不可忽视。
明清两代，介入女性写作活动的男性文人，有的是女性自己的父亲、丈夫和其他亲人；也有的是支持女性写作、具有卓识远见的文人。前者如午梦堂中的叶绍袁，清溪诗社中张允滋的丈夫任心斋（兆麟），常州张氏家中的张琦，广西梁氏家中的梁章钜；后者在清代则有袁枚、陈文述、郭麟、王渔洋、阮元、沈德潜、毕沅、杭世骏（堇甫）、陈维崧、俞樾等人。他们或收女弟子，教以诗学，或编辑女性诗集，或为女性诗集作序写跋。一方面，他们给女性以切实的指导，以扩展她们的知识视野，提高她们的诗艺，另方面，也通过这些文化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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