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外文学绝大部分是散文，以纪游之作为主，也可概称为旅外纪游文学。张德彝把自己的旅外作品称之为《航海述奇》。从《一述奇》到《八述奇》，所述多为海外奇闻奇事奇遇。“述奇”二字，似乎可以概括旅外文学的基本特色。就文笔而论，大部作品描写细腻，有鲜明的形象性，韵致清丽典雅，有引人入胜之妙。至于文章风格则因人而异，各具特色。如黎庶昌擅长白描，常以善于“绘影绘声”之笔，客观冷静地娓娓道来，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景。钟叔河先生在《一卷西洋风俗图》中评云：“用中国的古文描写异邦的事物，不是这么容易的。黎氏不愧为古文名手，《巴黎油画院》诸篇，状物摹神，不在后来朱自清《欧游杂记》之下。”他的《卜来敦记》、《巴黎大赛会记略》、《斗牛之戏》、《游日光山记》、《游盐原记》诸篇，为多家选本收录。

    薛福成善于记叙，尤雄于议论，许多文章熔叙事、写景、议论于一炉，文笔犀利。一些游记状物真切，维妙维肖，如《观巴黎油画记》、《游蜡人馆记》诸篇，早已烩炙人口。郭嵩焘因《使西纪程》一书有赞扬英国文明的话，被顽固派攻击，书板销毁，他也返归故里，老死园庐；所写旅外日记达２００万言，直至近年才得出版。记述各国政教风情与自然风光，文笔生动优美，富有异国情韵，堪称散文佳构。

    王滔也是散文名家，写景状物，生动形象，语言清丽雅洁，意境清幽，读之如临其境。单士厘以女人的细心观察事物，既善于叙事，又能因景抒情，写景传情，曲尽其妙。有不少篇章为散文珍品。

    黄遵宪、康有为等旅居异邦的诗歌，艺术性相当高。黄氏《日本杂事记》记述中日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迹，描写日本风光、社情及科技、文艺见闻。其诗“写物如绘，妙趣横生”（狄葆贤语）。康有为于维新运动失败后逃亡海外，每到一处参观游览，都有诗作，描写异国风光和民俗风情；有的诗反映贫民生活的苦况，揭示贫富不均与阶级对立的现象。作品中充溢着关怀祖国命运、为祖国优秀文化传统而自豪的情思，具有新思想、新意境、新风貌。他自己认为：“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算是其诗歌特色的注脚。

    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在描写异国风物的同时，常常以中国古代文明与之作比较，盛赞“吾国秦皇汉武时，宫室文明之程度过于罗马，不可以道里计”，提倡保护祖国古建筑，以“增进中国无量文明于大地”，而不必“徒惊今日欧美之盛美，乃忘已而媚外”。表现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

    这批“旅外文学”作品，都是文言写作，但文辞并不古奥生涩，共同的特点是语言清新，文笔流畅。前期作者以王滔、黎庶昌、薛福成为代表。王氏散文精炼优雅，绘影传神。黎、薛二氏散文已突破桐城“义法”的藩篱，“它们已为新体散文的产生提供了一些新因素”（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４３８页），在近代散文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渠启超是后期代表人物，他开创的“新文体”，吸收西欧的文思、语法与新词汇，语言明白晓畅，富有感情色彩，形式活泼，对当时思想界与文学界都产生过巨大影响。

    总而言之，晚清旅外文学，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探求救国真理历程的实录，也是对外开放、变法图强的呼吁书。它们不仅使国人全面了解外部世界，开拓眼界与胸襟，而且更加激发了自尊自强、融纳众长的民族精神。对今天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大业，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无不具有启迪、借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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