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中，英人以坚船利炮闯开了长期闭关锁国的清帝国的大门，既使国人愤慨，也令他们吃惊——西方的夷狄竟然这么厉害！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尽力翻译西方的书籍，以求了解广阔的外部世界。不少人先后出国考察游历，或作为外交官长期驻居外邦，或赴外国留学，他们把在国外所历所闻所感的一切记写下来，向国人介绍世界各地的政教风物，探寻外人富民强国的方法，为振兴中华找出可资借鉴的途径。这些作品大多为日记和纪游散文，也有诗歌和少量政论文章。据初步统计，汇辑成集者有三百几十种，仅张德彝一人就有八种，２００余万言。这批作品不惟数量惊人，而且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佳构。其作者有外交官、政治流亡人员、旅行家、科学家，也有学生和船工，其中有不少是近代史上颇有名望的人物。这批作品，姑且称之为“旅外文学”，是中国近代文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值得珍视的部分。湖南钟叔河先生搜集１８４０—１９１１这七十年间的“旅外文学”约百种，编为《走向世界》丛书。首先刊行的第一辑有３５种，分十册，近６００万字。仅此已堪称洋洋大观了。
这些著述的作者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不尽相同，认识的深浅也有差异。通过游历和考察，他们对国际局势有了总体的了解，一方面赞赏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和政治的民主，一方面为积贫积弱、濒临列强瓜分危机的祖国深感忧虑。在作品中流露出学习西方文明的强烈愿望，表现了自立自强、救亡御侮的民族精神，发出变革社会现状的呼号。不仅在当时有极大的鼓动作用，而且今天看来仍有新鲜感和启迪作用。
一
旅外文学的作者群，绝大多数是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毛泽东语）。由于他们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生活在“严夷夏之大防”的社会氛围中，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和态度，大都经历了由鄙夷到赞赏，进而师法的过程。
由于长期闭关锁国，不了解新兴的资本主义列强的实情，封建士大夫们即便在清王国被打得大败之后，依然摆出“天朝大国”的臭架子，把列强视为“蕞尔夷邦”，还抓住“用夏变夷”的破烂精神武器不放。林则徐、魏源率先“睁眼看世界”，利用一些翻译资料了解“夷情”，撰写《四洲志》、《海国图志》等著作介绍各国情况，并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号召，得到一些见识高远、有志救国之士的理解和应和。特别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亡国的危机日趋严重，如何与外国打交道的事被视为头等要务，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办“洋务”，还创办“同文馆”造就翻译人员，掀起了“洋务运动”。接着便派遣外交使团出洋考察，光绪初年还正式派出了首批长驻外国的外交使节。
但是，洋务派的活动一开始就受到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和攻击。被派出国的外交人员，被骂为屈事“洋鬼子”的“汉奸”。郭嵩焘被任命为首任驻英、法公使，守旧派写了一副对联挖苦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郭嵩焘是力主学习西方的人物，在洋务派中堪称胆识卓异的拔萃之士。守旧派对他极不放心，特地选派了坚持“用夏变夷”观点的刘锡鸿作为副使，以便钳制。郭嵩焘等人是在一片唾骂声中，冒着名裂身败的风险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
随郭嵩焘一起出国的黎庶昌（任三等参赞），１５年前曾上书皇帝，指陈时弊，要求刷新吏治，举贤任能，振兴国家元气。《书》中对“英法诸夷之祸”的严重后果非常忧心，认为数十百年后，中国将“被发左衽于夷狄，变人类为禽兽，化孔孟为耶稣”；因而希望“禁罢一切奇技淫巧”，使人人“深恶痛绝”，“群起而攻之”。经过十几年的观察，终于发现“外夷”的“奇技淫巧”对国计民生大有裨益，逐渐改变了盲目仇洋的态度。到英、法等国实地考察，目睹了机器生产的神速，火车、轮船的快捷，街道宫室的整洁富丽，使他惊叹不置。他在《与莫芷升书》中说：“计彼所以夸示于我者，则街道也，宫室也，车马也，衣服也，土木也，游玩也，声色货利也，此犹有说以折之。至于轮船、火车、电报信局、自来水火、电气等公司之设，实辟天地未有之奇，而裨益于民生日用甚巨。虽有圣智，亦莫之能违矣！”更令他惊奇的是：西洋各国文化教育事业很发达，文学、戏剧、音乐舞蹈和绘画、建筑都有很高水平；人民待人和气，彬彬有礼；而且立国都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出现过辉煌的文化成果，完全不是以往设想的“蛮貊之邦”、“野人之群”。亲历的事实，终于彻底纠正了视异邦为“夷狄”的偏颇，进而由衷赞许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诚心诚意向西方学习。
黎氏的认识过程有一定的代表性，别的出国人员大都与此相似。思想相当保守的刘锡鸿，过去坚决反对学习西方，对轮船、火车等“洋玩艺”都仇视。经过实地观察，发现外国政俗之美，在所写的《英轺私记》中大加赞誉，如云：“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又云：“街市往来，从未闻有人语喧嚣，亦未见有形状愁苦者。地方整齐肃穆，人民鼓舞欢欣，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对西方的技艺、轮船、火车之类，他也认为有利民生，主张购制和推广，承认自己过去看法未免偏执。亲见亲历的事物，终于使他的头脑开了窍。
二
十九世纪下半叶走向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内吏治的腐败、国力的衰弱、时局的动荡，都是深有感受的。他们大都有匡时救弊、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在民族意识的深层中，积淀着“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易·乾·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因而不甘国家民族处于受人宰割、奴役的境地，亟盼获得救亡之术以振兴华夏，使中华民族以强大的姿态列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时，他们民族意识中还蕴蓄着“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易·坤·象》：“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有涵纳殊方、融汇万有的海量；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大胆开放，勇于吸取外来文化以充实和壮大自己。这两种精神，在晚清旅外文学中都有鲜明的表现，也可以说是贯穿于这些文学作品中的红线或灵魂。因此，当他们对外国的风物、社会风貌作了初步了解之后，便进行更深层次的考察和思考，探求异邦强国富民的根本途径。而这种考察和探寻表现在许多领域和层面。
首先引起他们兴趣的，是近代化的机器生产。所有出洋的人，无不争着去参观各式各样的工厂，从纺织、造纸、印刷、玻璃到造船、造枪炮，都给他们留下难忘的印象。惊羡之余，也希望中国能仿效。有时对生产流程及机器形貌、功能都作了详细记述，以期国人采用其法。薛福成在《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中作了这样的概述：“西洋各国，工艺日良，制造日宏，销流日广，皆恃得机器为之用也。有机器，则人力所不能造者，而机器能造之。夫以一人而兼百人之功，则其所成之物必多矣。然以一人所为百人之工，而作十人之工价，则四方必争购之矣！”机械化大生产带来的大量商品，要商人贩销，从而促进商业的繁荣。于是他们发现，西洋谋富强者，以工商为先，不象中国把“商”列为“四民”之末。重视工商，正是“养民”的根本大计。对“养民”之术，薛福成总结为二十一条，如造机器、筑铁路、设邮政报馆、立商务局、筹国家公币、开矿政、行钞票、开银行、讲化学等。重“工商”，也就是重视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对于封建士大夫们来说，这是观念上的重大改变。
西洋各国的政治制度，也使中国出洋人员感到新奇。他们曾去各国议会“旁听”，亲见不同党派的议员激烈争论的情景。黎庶昌还亲见德相俾士麦在议会演说。他们对议会的选举、规模、权力、活动情况，都作了详细记录和描述。
各国政体，大要有三类：一为民主之国，由民选总统及议会议员；二为君主立宪，设议会；三为君主专制，不设议会。另外是民选议会，不设总统，而由数人轮流执政（如瑞士）。对于议院制度，中国出洋人员大多是赞赏的。黎庶昌曾说：“各国风气，大致无殊，凡事皆由上下院商定，国主签押而行之。君民一体，颇与三代大同。”（《与莫芷升书》）他参观瑞士议院，办事推七人为首，七人中推一人裁决，每岁一易，不由赞道：“西洋民政之国，其置伯理玺天德（总统）本属画诺，然尚拥虚名。瑞士并此不置，无君臣上下之分，一切平等，视民政之国又益化焉。”（《西洋游记》）对俄国沙皇的专制独裁，他是不满的。在《俄皇遇刺》一文中说：“俄皇阿赖克桑得尔第二，即位二十六年，拓土开疆，横征无度，事皆独断独行，又不设立议院，民情不能上达，素为国人所忌。”最后被国人刺死。郭嵩焘、薛福成等对西方政治制度，也持这样的态度。但薛氏更看重英、德两国的君主立宪制，他在《日记》中说：“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西洋各邦的“国主”，如不称职，议院可以罢其职位，如法国总统马克蒙与议院意见不合，被迫辞职，“朝定议，夕已退位矣。巴黎之人若弗闻也者。”（黎庶昌《西洋杂志》）议院另选总统，社会局势毫无动荡。志刚作为中国第一批派往欧美各国考察的使团成员，访问西班牙时，听说原女王伊丽沙白自己于两年前逊位，他对此写了一小段精采的议论：“泰西立君，不拘男女。然为君而不能尽君道者，国人不服则政令有所不行，不得安其位矣。故西国君主，治法不必尽同，向不敢肆志于拂民之情，则有同揆焉。”（《初使泰西记》）“国君”虽尊，但不得放肆违背国人的意志，否则就会下台。这一切在专制的中国是不可思议的。
更使外交人员舒心的，是各国君主接见时以平等之礼相待。如法国总统接见各国公使时，“自至各公使前，免冠握手为礼”。曾纪泽向英国女王呈递国书，女王在殿中“立待”，曾向女王鞠躬致敬，女王也鞠躬答礼。黎庶昌向日本天皇递国书，仪文简略，天皇戎服免冠而立，相互鞠为礼。这同中国皇帝高踞皇座之上，臣下必须三拜九叩，跪在地上答话的情形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语了。西洋“平等”、“民主”的风习，他们内心是赞赏的。
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以及民情风俗诸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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