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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代出生的作家,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可以创作出从内容到形式乃至价值取向迥然不同的文学作品,加之近百年中国社会的急遽变化,十年时间足可成为一个发展阶段｡倘若将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按十年为一格分开描述,我认为,“十年一代”的说法也基本上可以成立｡就近一点说吧,20世纪80年代文坛的作家,曾经有所谓“五世同堂”的说法,比如“左翼作家”､“解放区作家”､“右派作家”､“知青作家”､“60年代作家”｡他们的确是各有擅长,各有不可替代的风格｡“70年代作家”刚刚命名,未成阵势,“80后文学”“就一个浪头覆盖,其来势汹汹”!不但风头健,居然也有文学市场“半壁江山”的份额｡当然,岁月推移,势头自会消减,我们要追问或期望的是,作为“80后一代”,能否拿出自己独特的文学作品,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不可磨灭的“一格”,就是将来“90后”出来,“80后”也不会被覆盖,因为历史已经“定格”｡就像“五七大军”里的两个年龄段:右派作家与知青作家,他们各有烙下深刻时代印记的力作如纪念碑矗立,不可磨灭,难以替代｡
出于此种期待,笔者在80后文学系列论文六篇的形态描述后,以此篇为小结,探讨80后文学“历史定格”的几个要素,也可以称为80后文学发展应当逾越的三大标杆,恰如奥运冠军刘翔跨栏,必须跨过这些高栏,才可成就一番事业｡而所谓“终结”,自然是极端之言,有几分警醒的意味｡试分而述之｡
标杆一:青春资源的成功转换
20世纪给中国作家留下太多的艰苦和伤痛,就像著名翻译家冯至老先生在逝世前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就一个字:难!
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跌宕起伏,中国作家经受了多少次精神的炼狱和肉体的折磨:“五四”告别传统,抗战民族危难,延安整风运动,新中国成立,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跃进,六四年“阶级斗争论”,文革十年浩劫,天安门诗歌运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90年代市场化浪潮,21世纪边缘化加剧……但是,中国的作家依然在顽强地书写回忆,尽管也有反映当下的作品,但属于少数｡作家们试图告诉读者,我们和我们的民族､国家是怎样从昨天走过来的,著名的伤痕文学已经过去了20多年,中国社会乃至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作家,尤其是小说家——天生具有怀旧气质的小说家们,依然在抚摸伤痕,咀嚼从前的岁月,确如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观点所表述的那样:少年时代的记忆往往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可以说,凡是用心写作的作家,尤其是依赖个人经验的小说家,其作品很大程度上都晃动着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影子,对于小说家来说,愈是年幼的生命经验,愈像一张白纸最早涂上去的色彩,最为清晰,最为动人,也往往是最深刻的记忆所在｡因此,青春资源是一个以写作为职业的小说家一生写作的重要资源｡
曹雪芹原作《红楼梦》的主要内容是大观园的贵族少男少女,这正是来自于他本人出身官宦世家的亲身经历｡鲁迅的小说中也无处不晃动着绍兴水乡少年鲁迅的影子｡当代的作家中,凡有较大成就者,其作品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自传体”的性质,从“右派作家”至“知青作家”,“60年代作家”从王蒙､丛维熙､刘绍棠､张贤亮到韩少功､王安忆､铁凝,再到莫言､余华､格非､苏童,几乎少有例外｡
历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也屡屡提及少年时代对自己写作的决定性影响,远的不说,就说2003年､2004年两届得主:南非作家J·M库切,如果没有处于白人与黑人､西方与非洲之间少年生活的经历,他很难对南非社会形态的现状,在其名作《耻》中以文学的特殊方式提出令世界警醒的文明冲突问题;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她的代表作《钢琴教师》更是具有自传的背景｡耶利内克出身于小市民家庭,自幼受到怀望子成龙梦想,集暴君和刽子手一身的母亲的严格管束,又与精神失常的父亲多年相伴,一度自己也出现过精神心理疾病,以致休学一年｡《钢琴教师》里变态的母女关系,显然带有强烈的自身体验｡
相似的例子,不胜枚举｡目光回到80后作家,青春资源更是他们写作的重要乃至唯一的资源,假设删去青春资源一项,就很难想象80后文学靠什么作为作家的经验支撑了!青春资源既是80后作家的强项､特点,也是他们的弱项和软肋｡从正面说,80后生人的青春期经历与心理经验确与前辈有某种断裂性的区别,这是80后存在的理由,也是80后迅速自成格局的主要原因｡从负面说,当青春资源成为80后作家写作的唯一资源时,他们的视野也可能因此被限制｡更值得注意的是,当80后生人在网络上一再宣布他们的文学只能是他们自己圈子里的事情时,一种夸大自恋､自我局限､闭关自守的状态就有可能于有形和无形中形成｡事实亦是如此,诞生并勃兴于网络的80后文学,已然通过网络这一既虚拟又现实的“小世界”形成他们自己的平台和“王国”｡还有“偶像化写作”,也是80后作家青春写作必须面对的现象｡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恐怕很难用非此即彼的方式评价,因为80后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文学现象,其作为文化现象的内容要复杂得多,何况作为现代社会,亚文化群落的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我想要表达的仅仅在于:80后作家能否实现青春资源的成功转换,将是决定80后文学能否真正留在文学史上——以其作品成就,而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现象——的前提所在｡
如何转换?前述中外作家的探求即为有力的例证,关键在于能否通过自身的创作,通过自身的青春经验打开一条通道,与社会､群体､民族乃至人类记忆以及经验的沟通,当然,这里所说的沟通是建立在作家个体思考体悟的基础上,而非取娱大众或是“小圈子”的“大路货”产品｡本雅明所言:小说只诞生于孤独的个人｡即为此言｡唯有实现此种沟通,80后的作品才可能在提升中走出“青春困境”的小格局,拥有21世纪文学的大境界｡
标杆二:都市生活的深刻体验
对都市生活的体验是不是80后作家的强项呢?我想,应当是｡因为80后作家绝大部分成长于都市,这里所说的“都市”有两层意思:(1)不是中小城市而是具有城市中心地位的“大都市”;(2)是可以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城市｡
80后生人的成长过程,正是中国大陆城市迅速成长的过程,两者的轨迹恰好吻合,人与城市共同经历了“青春发育期”｡感同身受的80后,具有其他时代作家完全不同的生活经验,他们身在其中,恰如游动在城市中的一条自由的鱼,这条鱼不是外来的,而是生在城市,活在现代城市钢筋水泥的丛林之中｡
从世界范围看,20世纪是城市的时代,是城市主导人类生活的时代｡随着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世界城市化的步伐越来越快,比较而言,中国城市化的步伐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加快节奏,如今,一发不可收拾,不但大都市出现,而且像珠三角､长三角这样的城市群也在崛起｡城市文化､城市问题､城市经验已经写入中国人的议事日程｡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形态也印证了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历史过程｡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真正书写城市经验的作品十分罕见,有专家认为唯一的一部就是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当然,40年代以前,像张爱玲等人还是有一些城市体验的作品｡但50､60年代可以说是农村题材和战争题材的天下,因为作家缺少这方面的经验,“都市里的乡村”普遍存在,用乡村的视角书写城市,是几代作家——且不说从城市重返乡村体验生活的柳青等老一辈作家——就是到了写出《手机》的刘震云那里,仍然是乡村情怀揽城市风云,最终的精神归宿还在乡村｡城市在他们的精神体系中仍然像雷达网中飘浮不定的UFO,难以清晰,难以把握｡“走向城市”的道路似乎比现实生活中农民工走向城市还要艰难｡
曾经受读者广泛好评的陕西已故作家路遥的长篇小说《人生》,在拍摄成同名故事影片后,其情节颇具典型性｡以乡村青年高加林试图走向城市而最终失败的结局,垫出一条乡村——城市——乡村的回归路线图,并以巧珍的形象表现了城市诱惑下一种永远的失落｡几年之后,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广东创作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外来妹》,几乎与《人生》一样指导了农村青年走向城市的人生历程｡耐人寻味的是,在特区挣足了钱的打工妹当重新回到故乡去寻找爱情的归宿时,却发现她已经无法离开城市了,深一层看,这位返回乡村结婚的打工妹并非留恋城市的繁华和钱财,而是选择了属于城市文化的人生观,于是新的人生选择路线图又出现了:乡村→城市→乡村→城市｡
这是不是在中国大地上一种观念的进步呢?也许,不甘于做一辈子乡下人的高加林,在今天,也会像《外来妹》中的打工妹那样,再次走向城市吧!
可惜,上述的观念进步在当代文学创作的进程中始终未能成为主流,尽管我们也出现了武汉的方方､池莉,上海的王安忆､程乃珊,北京的陈染､邱华栋,广州的张欣､张梅等一批城市题材的小说家,但真正属于现代城市文化的中国城市文化仍然在艰难的成长之中,更勿论中国大陆城市文学较世界发达国家,比如美国､英国､法国要晚了几个世纪｡
然而,这种艰难到了80后作家手中,似乎一下子被化解成月亮边上的缕缕轻云,原有的文化冲突､观念碰撞忽然消失｡因为80后生人没有前辈的乡村记忆和观念参照,他们是改革开放春风里播的种子,逐步发育成熟的现代城市文化空间是他们呼吸的唯一天地,全球化时代迅猛发展的历史浪潮,构筑了代沟,形成了某种记忆“断裂”｡在春树的《北京娃娃》､ 《长达半天的欢乐》中,缠[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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