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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论争终结的内涵和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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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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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明末算起，中西文化的论争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四百多年。这是关乎国运民生的大争论。不揣浅陋，笔者对有关问题有些思考和观察，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中国知识阶层素来热衷讨论中西文化问题。仅20世纪上半叶就有数以百计的《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概论》、《中西比较文化》之类的专书出版。在中断了几十年后，中国文化书院在80年代举办的一系列讲习班和大量发行有关中西文化的讲义，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巨大，又把当时的文化热推向高潮。而1987年李中华教授的《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书院出版），成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文化的专书。此后，良莠不一的此类图书纷至沓来，表明市场对此类图书有强劲的需求。研究中西文化的过程没有也不可能完结，但是愚意以为20、21世纪之交，在实际生活中延绵四百多年的中西文化论争已经终结。这个论断可靠吗？如果站得住脚，那么这一终结的内涵和意义又是什么？
中西文化论争终结的标志
同任何社会和政治问题紧密牵连的论争一样，中西文化论争的结论是由实际生活而不是文人学士做出的。
2001年，新世纪正式开始，中国参加WTO。上个世纪末，中国还在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签了字。对中国说来，这是审时度势、总结历史经验作出的正确抉择。这些行动不但是经济和政治的选择，而且有非常深刻的文化意义。
以参加WTO来说，愚意以为这意味着中国作出了几个非同小可的选择：
选择了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道路。
选择了按照国际认可的规则，彻底改造本国经济运行机制的道路。
选择了按照国际认可的规则，改造本国政府和司法体系的道路。
有识之士已经一再指出，参加WTO主要问题不在企业。真正的企业本来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行的；与国际接轨，是学习、改革和提高的过程，在利益驱动下，不存在太大的困难。真正的困难在政府的改造。行政机关要适应规范化的市场经济改变自己的职能和运作方式，可以做什么和怎样做都跟从前迥异，在经济领域从可以指挥一切的领导者转变为市场的服务员——秩序的维持者和规则的执行者；司法系统从法律的内容到司法程序，都要真正纳入法治轨道；而在一元化领导、一权独大已经制度化并已成为人们行为习惯和利益聚合的社会里，要改变这个状况是非常困难的。
从文化角度去解读，归根到底，参加WTO就是在有关领域选择和认同西方主流文化，决心改造与之不相适应的中国文化。众所周知，WTO的规则和制度设计采纳的主要是西方主流文化的理念和规则。离开这个立足点，我们无法理解和坚定执行我国承担的条约义务。
查阅一下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的内容，这个文化内涵就昭然若揭了。“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人人有权享受与他人结社的自由……”；“和平集会的权利应被承认。”而如此等等的公民权利的确认，是为了“实现自由人类享有公民及政治自由和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的理想”；而其前提则是“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 如果不讳疾忌医，中国人应该敢于坦率承认，在中国文化乃至东方各国中即使能找到有关思想的闪光，也仅是与大局无补的吉光片羽。人的自由、平等及其保障制度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结晶。
以中国来说，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是政教（教化）合一的宗法专制体系，是与个人平等、自由格格不入的。
回顾四百余年的中西文化论争和融合的历史，可以粗略划为六个阶段：
1．明末清初，随着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利玛窦等传教士东来，在接受一批科学技术的同时，争论的中心是要不要接纳来自西方的异教和天文历算，而以1717年号称开明的康熙皇帝在所谓礼仪之争中下令禁教而告终。按照康熙皇帝的谕旨，只准钦天监等技艺之士留在中国，而且要具结永远留在中国，不再回国，否则就驱逐出境。他们自己可以修道，但不准传教。一个翻译西书七千部的计划随之搁浅，关闭了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大门。 后来的皇帝更恪守康熙皇帝的圣谕，把排外的基本原则确立为不可违反的祖制。
2．从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初，乾隆、嘉庆年间，英国政府两次（1793、1816年）派出使节，冀图同清政府讨论如何平等通商，都因英使不肯按照藩属朝贡礼仪拜见大清帝国的皇帝而决裂。中西文化尖锐碰撞，使中国丧失了一次接受人类文明最新成就的机会。
3．从鸦片战争至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以“严华夷之辨”为旗号的文化保守思潮，一再扑灭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开放思潮，相应地一再扼杀了社会转型的生机。
4．从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清末新政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专制走向民主、自由的蜕变过程中，思想文化领域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文化、无政府主义等西方极端流派、国粹派（广义）三足鼎立，激烈博弈。现代主流文化不敌极端派和国粹派，没有完成启蒙的历史任务；随之而来的恶果是国民党建立了新式独裁专制政权。
5．在20世纪50、60、70年代，以国家政权为后盾，文化领域实行“兴无灭资”、“全面专政”，结果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民怨沸腾，10％以上的知识阶层成了归入专制对象的“右派”（据当时毛泽东宣布，中国知识分子为5百多万），接踵而至的是几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
6．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逐步向现代主流文化回归，这个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之中。尽管莫名其妙的干扰仍连绵不断，市场经济、法治、人权、宪政、保障私有财产已经从异端邪说演变为可以公开言说的语汇。
这个过程留给人们的启示是：
1．以制度来说，各个国家的现代社会是大同小异的。
2．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东方文化自我更新能力薄弱。无可讳言，这些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都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这是事实判断，顾准等人早就指出：假设可以自行转型，是不值得讨论的假问题。
3．接受或抗拒西方现代主流文化，是17世纪以降世界性的课题。这是关系国家盛衰和国民福祉的生死选择。中国是在20、21世纪之交才大体作出无法逆转的选择。迟滞、曲折来自过时的本国传统文化的阻力。
总结上述论述，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20、21世纪之交，以中国签署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和参加WTO为标志，中西文化论争在理论上已经终结，中国政府承认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并在道义上承担了使之在中国得到保障的义务，尽管把书面的东西转化为社会生活的实际还非常艰巨。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 区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庞大的有机体，可以从多方面去解读；加上解读者视角和认识的差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乃正常现象。愚见以为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陈寅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很值得注意。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要点：
1．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两教者。”
2．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3．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融为一家之说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而吸收外来思想经过改造后存活下来的思想，“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
4．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不可救疗。“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这四点说得非常深刻，值得我们深思。今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区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的观点。两者有密切关系，但是，有没有固化为制度，大不一样。百年来文化讨[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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