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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论争终结的内涵和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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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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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明末算起,中西文化的论争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四百多年。这是关乎国运民生的大争论。不揣浅陋,笔者对有关问题有些思考和观察,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中国知识阶层素来热衷讨论中西文化问题。仅20世纪上半叶就有数以百计的《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概论》、《中西比较文化》之类的专书出版。在中断了几十年后,中国文化书院在80年代举办的一系列讲习班和大量发行有关中西文化的讲义,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巨大,又把当时的文化热推向高潮。而1987年李中华教授的《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书院出版),成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文化的专书。此后,良莠不一的此类图书纷至沓来,表明市场对此类图书有强劲的需求。研究中西文化的过程没有也不可能完结,但是愚意以为20、21世纪之交,在实际生活中延绵四百多年的中西文化论争已经终结。这个论断可靠吗?如果站得住脚,那么这一终结的内涵和意义又是什么? 中西文化论争终结的标志 同任何社会和政治问题紧密牵连的论争一样,中西文化论争的结论是由实际生活而不是文人学士做出的。 2001年,新世纪正式开始,中国参加WTO。上个世纪末,中国还在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签了字。对中国说来,这是审时度势、总结历史经验作出的正确抉择。这些行动不但是经济和政治的选择,而且有非常深刻的文化意义。 以参加WTO来说,愚意以为这意味着中国作出了几个非同小可的选择: 选择了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道路。 选择了按照国际认可的规则,彻底改造本国经济运行机制的道路。 选择了按照国际认可的规则,改造本国政府和司法体系的道路。 有识之士已经一再指出,参加WTO主要问题不在企业。真正的企业本来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行的;与国际接轨,是学习、改革和提高的过程,在利益驱动下,不存在太大的困难。真正的困难在政府的改造。行政机关要适应规范化的市场经济改变自己的职能和运作方式,可以做什么和怎样做都跟从前迥异,在经济领域从可以指挥一切的领导者转变为市场的服务员——秩序的维持者和规则的执行者;司法系统从法律的内容到司法程序,都要真正纳入法治轨道;而在一元化领导、一权独大已经制度化并已成为人们行为习惯和利益聚合的社会里,要改变这个状况是非常困难的。 从文化角度去解读,归根到底,参加WTO就是在有关领域选择和认同西方主流文化,决心改造与之不相适应的中国文化。众所周知,WTO的规则和制度设计采纳的主要是西方主流文化的理念和规则。离开这个立足点,我们无法理解和坚定执行我国承担的条约义务。 查阅一下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的内容,这个文化内涵就昭然若揭了。“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人人有权享受与他人结社的自由……”;“和平集会的权利应被承认。”而如此等等的公民权利的确认,是为了“实现自由人类享有公民及政治自由和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的理想”;而其前提则是“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 如果不讳疾忌医,中国人应该敢于坦率承认,在中国文化乃至东方各国中即使能找到有关思想的闪光,也仅是与大局无补的吉光片羽。人的自由、平等及其保障制度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结晶。 以中国来说,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是政教(教化)合一的宗法专制体系,是与个人平等、自由格格不入的。 回顾四百余年的中西文化论争和融合的历史,可以粗略划为六个阶段: 1.明末清初,随着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利玛窦等传教士东来,在接受一批科学技术的同时,争论的中心是要不要接纳来自西方的异教和天文历算,而以1717年号称开明的康熙皇帝在所谓礼仪之争中下令禁教而告终。按照康熙皇帝的谕旨,只准钦天监等技艺之士留在中国,而且要具结永远留在中国,不再回国,否则就驱逐出境。他们自己可以修道,但不准传教。一个翻译西书七千部的计划随之搁浅,关闭了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大门。 后来的皇帝更恪守康熙皇帝的圣谕,把排外的基本原则确立为不可违反的祖制。 2.从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初,乾隆、嘉庆年间,英国政府两次(1793、1816年)派出使节,冀图同清政府讨论如何平等通商,都因英使不肯按照藩属朝贡礼仪拜见大清帝国的皇帝而决裂。中西文化尖锐碰撞,使中国丧失了一次接受人类文明最新成就的机会。 3.从鸦片战争至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以“严华夷之辨”为旗号的文化保守思潮,一再扑灭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开放思潮,相应地一再扼杀了社会转型的生机。 4.从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清末新政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专制走向民主、自由的蜕变过程中,思想文化领域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文化、无政府主义等西方极端流派、国粹派(广义)三足鼎立,激烈博弈。现代主流文化不敌极端派和国粹派,没有完成启蒙的历史任务;随之而来的恶果是国民党建立了新式独裁专制政权。 5.在20世纪50、60、70年代,以国家政权为后盾,文化领域实行“兴无灭资”、“全面专政”,结果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民怨沸腾,10%以上的知识阶层成了归入专制对象的“右派”(据当时毛泽东宣布,中国知识分子为5百多万),接踵而至的是几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 6.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逐步向现代主流文化回归,这个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之中。尽管莫名其妙的干扰仍连绵不断,市场经济、法治、人权、宪政、保障私有财产已经从异端邪说演变为可以公开言说的语汇。 这个过程留给人们的启示是: 1.以制度来说,各个国家的现代社会是大同小异的。 2.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东方文化自我更新能力薄弱。无可讳言,这些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都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这是事实判断,顾准等人早就指出:假设可以自行转型,是不值得讨论的假问题。 3.接受或抗拒西方现代主流文化,是17世纪以降世界性的课题。这是关系国家盛衰和国民福祉的生死选择。中国是在20、21世纪之交才大体作出无法逆转的选择。迟滞、曲折来自过时的本国传统文化的阻力。 总结上述论述,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20、21世纪之交,以中国签署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和参加WTO为标志,中西文化论争在理论上已经终结,中国政府承认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并在道义上承担了使之在中国得到保障的义务,尽管把书面的东西转化为社会生活的实际还非常艰巨。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 区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庞大的有机体,可以从多方面去解读;加上解读者视角和认识的差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乃正常现象。愚见以为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陈寅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很值得注意。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要点: 1.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两教者。” 2.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3.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融为一家之说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而吸收外来思想经过改造后存活下来的思想,“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 4.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不可救疗。“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这四点说得非常深刻,值得我们深思。今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区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的观点。两者有密切关系,但是,有没有固化为制度,大不一样。百年来文化讨[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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