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截了当地走向中国中心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要建设中国现代文论,当务之急是要去西方化,重新建立我们自己的民族话语,寻找中国现代文论建设的中国性,而这种独特的中国性,只存在于尚未西方化之前的中国古代文论中,只要传承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纯净传统,自然就消除了中国现代文论的混杂性而具有中国性。9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论所谓“诗性话语表述方式”的独特性及其在当下中国文论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在国内学界获得前所未有的空前重视,贬低中国现代文论而抬高中国古代文论,刻意突出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所谓“异质性”,大力张扬中国古代文论的独特之处,而不是关心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今文学语境中的有效性,这已经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走向,这不利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健康发展。
张少康先生明确提出,我们必须“以中国古代文化为母体和本根,吸取西方文论的有益营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并认为这才是“走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16}在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思考中,有这样几点认识是有代表性的:一是在中国古代文论向现代转换的过程中,和现当代中国文论出现了很大程度上的断裂;二是中国现当代文论缺乏自己的民族特色,模仿西方;三是在本世纪世界文论格局中我国文论没有什么地位,未能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四是应当回归传统,重新接上中国古代文论的血脉。有意思的是,强烈坚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大多具有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学术背景。
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表现,太在乎别人的评价和过分刻意地张扬自己的独特之处,其实都是源于同一种弱国心态,渴望得到心中隐含的“最高裁判”——西方学术界的认可,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国是被迫拖入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有一种沉重的屈辱感和自卑感,已经习惯于翘首望西方。近年来中国的崛起举世瞩目,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政治大国,80年代后迅速成为经济大国,在新世纪里将要成为文化大国的欲望也日渐强烈。但是由于中国长期累积下来的缺乏自信,需要获得别人首肯的心态,还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心态还是不容易摆正,在民族主义情绪的膨胀中,过度的自卑和过分的自傲奇怪地混合在一起,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做一个大国国民的正常心态。
三
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并不是简单的西方化或是文化一体化,相反,随着冷战格局的结束和世界向多极化发展,随着“西方中心论”的破碎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各种各样的民族化和本土化思潮勃然兴起,文化多元主义已经成为当代全球状况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全球文化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元文化或同质文化,更不是某种文化中心的文化,而是多元文化构成的全球文化”。{17}
90年代以来季羡林先生多次撰文,认为东方文化这一自成格局的文化价值体系,作为与西方文化并行的人类文明的两大成就之一,将在未来世纪发挥日益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季先生强调东方文化体系的独到性,强调不要用“洋玩意儿”而是用中国式的“土法”来解决自己的文艺理论问题。{18}张法、张颐武、王一川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的,西方他者的规范成为中国定义自身的根据,中国的“他者化”成为中国的现代性的基本特色所在,中国的现代化显示为一种“他者化”的过程,现在应当力图跨出“他者化”,放弃西方式的发展梦想,悉心关切民族文化特性和独特的文明的延展和转化,作者把这种趋势概括为从“现代性”到“中华性”的转变,并认为这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状况所发生的极其引人注目的转变。{19}
国内学界出现的这样一种学术潮流,简要地讲,就是去西方化和寻找中国性。国内文论界的一些学者力图通过排斥和清除西方话语,从中国固有传统重新建构一套本土话语体系,反抗西方话语霸权,从而实现在中外文学交流中话语权利的争夺。这里存在着一系列逻辑上的问题,把民族个性等同于理论成就的创造性,把中国文论的动态发展的本土性等同于中国文论已经凝固了的古代性,把中华文化复兴等同于中华文化复古,这并不妥当,个性当然和创造性有关,但是个性并不能简单等于创造性,更不能等于成就,最富个性的东西也可能恰恰是最错误和最荒谬的东西,中国古代的女人缠足和男人蓄辫就是如此。 中国古代学人历来讲究“本末之辨”。事实上,在9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研究中,我们不是立足于真理的客观和公正性,而是追逐和争夺文化霸权,这就是舍本逐末,本末倒置,使中国文论的发展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缘木求鱼,因为学术霸权不可能建立在谬论的基础上,归根到底,要依靠真理性的内容和理论研究实绩来支撑。从更广阔的背景看,这是90年代中国大陆思想文化界的一个显著特点,反映了它的主流走向,其实质也就是直截了当地反西方文化,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反西方思潮,这种以文化孤立主义形式出现的“反西方主义”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不安和新闻传播媒介的广泛关注。{20}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已经超越了一切政治光谱,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今后无论走哪个方向,中国的民族主义都是西方人必须时刻警惕的大事。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中国政治上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以后,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中国的民族主义。{21}对于什么是民族主义,国内外学界尽管在认识上仍有分歧,但是达成大致的共识,认为这是一种对民族国家高度忠诚的心理状态,表现为人们对自己的故土、祖辈的传统,以及所在地区的权威的向往,19世纪是欧洲民族主义的形成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热情消失,但是此时亚非国家民族解放风起云涌,民族主义获得迅速发展,90年代苏联和东欧崩溃以后,这一地区涌现出来的语言、种族和宗教信仰问题,表明民族主义仍然具有强大活力。{22}
就中国而言,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凌辱,历史上传承已久的华夏中心论被彻底击碎,反西方话语愤懑情绪和重建华夏中心的民族情怀,犹如一条若明若暗的河流,始终在中国近现代知识界流淌,伴随着中国近年来经济的强劲增长,这条河流有迅速蔓延之势。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意识形态氛围的转变,国内的西化派全面崩溃,“国学热”的急剧升温,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行进了一百多年后,中国学界急于摆脱西方话语在中国的霸权地位,追求中国文论的本土化。
中国学界的这种要求,本身具备一定的合理因素,因为西方学者有其特殊的学术语境与问题意识,这种西方中心与中国学者以中国语境和中国问题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并非完全一致,建立在西方文学史基础上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未必完全适合于中国,中国学者应当在基于中国文学史甚至是在西方文学史研究中,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但是,国内的学术潮流并非到此为止,而是意在加入全球文化霸权的角逐之中,谋求在全球文化格局中取代西方的霸主地位,因此这里又包含着不健康的华夏中心论的文化沙文主义心态。
从国际学术氛围来看,冷战格局结束后,过去被美苏两级争霸和东西方对立的意识形态铁幕压制的民族主义倾向,在世界范围内重新抬头,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适时抛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世界政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世界冲突的根源将主要不是意识形态的或经济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会发生在民族国家和不同的文明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支配全球政治,{23}全球化过程日渐加速,后殖民主义迅速升温,全球化与本土化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和信息工业的飞速发展,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客观趋势,中国文论界的民族主义潮流,挟与全球化对抗的本土化趋势,在这样的广阔背景下迅速发展起来。历史学家罗志田认为:
近代百多年间,中国社会始终呈乱象,似乎没有什么思想观念可以一以贯之……但若仔细剖析各类思潮,仍能看出背后有一条潜流,虽不十分明显,却不绝如缕贯穿其间。这条乱世中的潜流便是民族主义。{24}
民族主义“信仰的核心是本民族的优越性以及缘此而生的忠诚与热爱”,而“文化民族主义,实为民族主义在文化问题上的集中表现。它坚信民族固有文化的优越性,认同文化传统”,{25}这里所认同的“文化传统”,实为本民族所固有的文化传统,文化民族主义的核心是主张以固有的本土文化传统为主体,发展民族新文化,怀有某种民族自恋的情结,这种情结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而逐渐增长,在“文革”时期表现为流行一时的“世界革命中心从欧洲转移到莫斯科再转移到北京”论,90年代以来表现为学界鼓吹的“西方中心破产”论和“21世纪是中国文化世纪”论。
近年来国内学界在谈到中西文化时,“异质性”概念被广泛使用,而中西文化的时代差异即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的事实有意无意地被抹杀,扬中抑西的价值取向十分明显。其实“异质性”概念并没有获得严格定义,而且在中文语境中容易被理解为含有外来、相异,包括相反、隔绝、格格不入之意,这就很容易产生误导。中西文化之间,如果根本性质都不一样,那么,对西方文化只能加以拒斥,我们已经看到,这恰恰是怀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学者所得出的结论。90年代中国文论界出现的去西方化与寻找中国性理论诉求,紧密相连,殊途同归,正是带有非理性情绪的民族主义话语在中国的一道强劲光束。
值得注意的是,“从文化意义上说,民族主义现象本身具有非理性的特点。在心理层面上,民族主义情结就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体验”,{26}我国学界民族主义的基本弱点在于,它是情绪型的而不是理智型的,使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宣泄我们胸中郁塞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绪,延续了中国与西方、侵略与反侵略、霸权与反霸权的一整套我们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陈旧思维定势,把现代性与所谓“中华性”相对立,全盘否定来自西方的东西,用知识领域的权力概念彻底取代了客观真理性内容,一切都成为中西之争,也就是真理与权力之争,简单地以非中即西的民族文化身份来作为泾渭分明的分水岭,而否认每一国家或民族中均含有超越东西方的属于全人类共同的东西, 极力贬斥来自西方的“现代性”与“西方文论话语”,这是我国民族主义者在理论上无法克服的痼疾,因为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彻底取消知识的客观性与公正性,这一点使它始终无法在逻辑上自圆其说。
四
西方主流学术界对中国文论确实不够熟悉和了解,不仅对中国现代文论是这样,即使就中国古代文论而言,尽管国内学界认为民族特色鲜明、成就卓绝并引以为自豪,但是除了少数汉学家之外,也并不为西方主流学界所熟悉和推崇。其原因大致包括:1,西方人有自己的工作语言,在国际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文至少现在还没有列入工作语言,中文著作难以进入英文世界。2,西方人有自己的学术传统,欧美文学主要是两希(古希腊和希伯来)传统,而不是中国文化传统。3,当今世界新兴的艺术潮流总是率先出现在西方,作为对新兴艺术现象总结的理论也是首先出现在西方,中国现代文论很难原创。4,文化交流日益便利,中西艺术潮流互动性越来越强,趋同点越来越多,中国现代文论的民族个性越来越不明显,也很难独创。
对于中国学界目前痛加抨击的“西方霸权”一语,其实在翻译上还可以再斟酌。英语词汇hegemony在中文里可以翻译为“领导权”和“霸权”,{27}而前一种译法为中性色彩,后一种译法带有明显贬义,这两者是大不相同的,但是国内学界偏偏风行的是后一种译法,这明确昭示了我们的情感态度。日本前驻联合国大使小和田恒在2003年《朝日新闻》发表《全球化与单边主义》的文章指出,实力决定国际关系,但是要区分霸权与领导权两个概念,前者是把自己的政策和价值观强加于人来建立秩序,而后者是在得到他人的赞成和支持的基础上来建立秩序。{28}我们还必须看到这样一点,无论是叫做霸权也好,领导权也好,与是否具有真理性内容,并不构成必然的冲突,与是否具有民族性内容,也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一旦某种真理获得公认,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