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明代是一个全面宗唐的时代，明人选唐诗盛况空前。本文从明代唐诗选本和选集入手，通过考察其序跋凡例、圈点批注以及选诗的相对范围、数量比例、风格面貌等，展现不同阶段明人选唐的价值取向。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其深层历史动因，揭示其间蕴藏的文化内涵，为了解和认识明代文学与文化思想的嬗变提供新的视角。
在中国诗歌或诗学史上，对唐诗充满热情与崇拜的程度，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同明代相提并论。明代是一个全面宗唐的时代，明人选唐诗盛况空前。每一选本或选集，都贯穿着选家的美学趣味和诗学观念，包括有关唐诗的观念——即对唐诗的质性、功能、体式、流变、宗主等问题的认识与态度，从而构成其选诗的价值取向。这些，既体现于选诗的相对范围、数量比例以及风格面貌等客观展示之中，也表露在选本的序跋凡例、圈点批注及其他相关主观论说里。而所有这一切，又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折射出有明一代哲学思潮和人文精神的消长与更迭，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明代文学与文化思想的嬗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一
明人选唐，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依次展现了明人选唐的发展历程，及其在选诗价值取向上的不同特色。
从洪武初至成化末（1368—1487）：120年间，选诗领域相对沉寂，选本不多，且未形成统一的价值取向，但高选唐，无意中树立起一代诗学高标，明人选唐呈蓄势待发气象。
明初选唐成就最著的是高的《唐诗品汇》和《唐诗正声》，学界研究已多，其他选本又多散佚不存，故对此阶段的选唐只能粗描概貌，以保持明人选唐历史轨迹的连贯性。
这一时期，从所选体裁看，像佚名氏《唐诸贤五言古诗》那样专选唐人古诗的很少，大多选取近体诗。许中麓辑刻《光岳英华》，所选皆七律，自唐杜审言起至元代周启止，涉及的唐代诗人有51位；天顺七年康麟辑成《雅音会编》，选录唐人五、七言近体诗3800余首；此外，何乔新《唐律群玉》、王莹《律诗类编》、王行《唐律诗选》、宋棠《唐人绝句精华》、杨廉《唐诗咏史绝句》等，均选近体诗。正如永乐十三年林谓：“近代言诗者，率喜唐律五七言”①，体现了当时风气。
从编选体例看，或以体分编，如《唐诗品汇》按五古、七古（附歌行长篇）、五绝（附六绝）、七绝、五律、五排、七律（附七排）分列；或以类分编，如周叙《唐诗类编》、王莹《律诗类编》，吕炯《唐诗分类精选》，均按题材归类；或按韵分次，如康麟辑《雅音会编》“以一东、二冬等三十韵分布，以提其纲，取诗之同韵者以类从类，而详其目”②，尚难看出哪种体例更受倚重。
从选编意图看，有的侧重于贯彻某种诗学观念或主张，如《唐诗品汇》、《唐诗正声》着眼于源流正变，宣扬崇正绌变的诗学观，显现了闽中诗派的诗学传统，明、清两代格调论唐诗学，即正式发端于此。《唐律诗选》注目于浑朴自然，推崇朱熹的“天道”法则③，《唐律群玉》引导“读者因其辞，索其理，而反之身心焉，则可兴可观可群可怨而有裨于风化”④，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宋明理学的威力。有的侧重于展现某一时代的创作风貌，如吴复编《盛唐诗选》、尚冕辑《盛唐遗音》。有的力图存录地区人文资源的精粹，如《唐贤永嘉杂咏》、《唐贤岳阳楼诗》等佚名氏所编诗集。但大多有提供修习范例的实用目的，如高《唐诗品汇总叙》明言让“僻蹊、通庄、高门、邃室历历可指数”，“以为学唐诗者之门径”，王钝序康麟《雅音会编》称“其间四种、五法、七德、六义，旁犯、蹉对、假对、双声、叠韵，与夫正格、偏格、句法、句眼之类，一览而举在目前，其为后学启蒙者多矣”。
从入选诗人看，闽派诗人崇盛唐的观念，尚未产生全局性的影响。即如高极称开元、天宝，但《品汇》所选兼备有唐一代之制作。今北图藏明初抄本佚名辑《唐十八家诗》，亦堪称宏制，竟多晚唐诗人。而孙贲《七言集句诗序》所标举的诗例，涉及的诗人有11位，也多中晚唐诗人，其中虽就绝句而论，但谓“诸体之诗，以此求之，无有出于范围之外者矣”，则推及各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宋人选唐多取中晚的风气。
总体而言，弘治前唐诗文献的整理开发相对显得寂寥，选者观念不一，选本虽少，却显示出蓄势待发的气象，尤其是高二选，“终明之世，馆阁宗之”⑤，成为有明一代的诗学范本，它预示着明人选唐诗，在这段序曲之后，将逐步进入高潮。
弘治初至隆庆末（1488—1572）：在这85年里，选诗的价值取向基本趋同，崇盛唐，尊李杜，主雅正，倡雄浑，注重体格声调的辨析，成为选诗的主导观念，明人选唐逐步进入高潮。
这一时期，复古派格调论影响下出版的唐人诗集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如李默、邹守愚辑《全唐诗选》18卷，选唐人诗1800首，杜甫、李白、王维诗最多，分体编排。曾才汉刻梓时叙此书：“盖盛唐之诗典则纯正，李杜二大家多为收采，初唐近于俪，晚唐流于弱，似失偏焉者。”崇盛唐、尊李杜、辨格调、主雅正，体现了格调论的精神意旨。
胡缵宗辑《唐雅》8卷，按体分编，胡氏自序谓“予于欲协欲谐而取之。故乐府必典则，古体必舂容，绝句必隽永，近体必雄浑，铿然如金，然如玉。”提出“协”“谐”二字为选诗标准，可见其以声调论诗、选诗取合乐的宗趣。诗间并附批点、笺校，卷内每一体前都有概论，提示该诗体的起源及其在唐代的发展状况，如卷八概论七律：“唐诗称雄于近代者，以七言近体，自工部以及谪仙、司、右丞、嘉州、新乡诸子，辞多雄浑壮丽，自成一代之音，可称于百世。夫大历诸君已不及开元诸公，况元和诸人哉?”称开元诸公的“雄浑壮丽”，绌大历以后诗人，与其自序中表露的宗趣吻合。在“前七子”最后一位诗人王九思谢世一年之际，即嘉靖三十一年，张逊业辑刻《唐十二家诗》问世，该书选录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杜审言、沈期、宋之问、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12家诗集各2卷，包括赋篇，分体编排。从书末黄跋语看，昭示体格声调的源流变化，确立“正体”范式，是此选的主要动机。该选所定“十二家”，一直为后来的格调论者遵循，“后七子”们曾在一次聚会上谈论这部书，谢榛当即提出“十四家”为唐诗“楷范”，即以李、杜为主加入此“十二家”⑥。张氏该书出版后，屡经后人校订重刊，只有编排体例上的调整，不曾有诗人诗作的变更⑦，显示出它已形成一定的品牌效应。此外，蔡云程辑《唐律类钞》2卷，系从杨士弘、高所选唐诗中择取，录五、七言律诗约500首，蔡氏《自序》称：唐诗“法度森整”、“格律雄浑，意兴超逸”，该选“初、盛为多，中唐次之，晚唐间取之。”讲法度、重格律、倡雄浑、宗盛唐，其选诗的角度也是格调论。有的选本在“诗必盛唐”观念影响下，虽遵循格调论者的选诗范围，但对具体作品的选择标准有所变化，如张之象辑《唐雅》，录唐武德至开元间君臣唱酬之作千余篇，计诗17卷，赋颂4卷附后。书前有嘉靖二十年何良俊序，谓此编专取君臣唱酬之作，便于“上下之间”“精神流通”，《四库全书总目》谓：“盖是时七子之派方炽，故遵其‘诗必盛唐'之说也。”但此选与七子派对唐诗的接受视角不尽相同，带有明显的台阁趣味。在以格调论为主导的唐诗选本中，影响最大、最具权威的无疑是李攀龙的《古今诗删》中的选唐部分。该选显示李攀龙比前七子更固守格调，他的诗体流变意识更为苛严，更执著于“正”体。如李白、杜甫的最大成就分别在七言歌行和七律，李梦阳与何景明即以此为楷式⑧，李攀龙却分别绳之以“初唐气格”和盛唐正体，称李白七古为“强弩之末”，杜甫七律“焉自放”，而王维、李颀的七律则“颇臻其妙”；又该选只录740首，李攀龙竟称“唐诗尽于此”。
此间，也有选本与上述选诗标准有些出入。如嘉靖十二年春樊鹏编成《初唐诗》3卷，选自贞观至开元间律诗，供时人师法。其《编初唐诗叙》明确提出：“律诗当于初唐求之，古诗当于汉魏求之”，“大历以后，锄而治之”。作为何景明的弟子，其间虽可看出继承乃师的痕迹，但何氏学初唐，仅就歌行而言，且只是“旁及”⑨，樊鹏则提专学初唐律诗，认为初唐律诗“如池塘春草，又如未放之花，含蓄浑厚，生意勃勃”。还有一些选本则以盛唐为基向下突破，入选中晚唐诗，如顾应祥辑《唐诗类钞》8卷，书前有嘉靖十一年顾氏自序，谓选唐诗者惟杨士弘《唐音》最为严格，“然中唐以后多有杰然脍炙人口者，俱不见录。”于是摘其中为世所称者增入。又如嘉靖二十九年蒋孝辑刻《中唐十二家诗集》78卷，刘长卿、卢纶、钱起、孙逖、崔峒、刘禹锡、张籍、王建、贾岛、李商隐等人诗集在其列。以“十二家”名称与张逊业选相呼应，扩而广之的意味十分明显。三年后，黄贯曾辑成《唐诗二十六家》50卷，其中选入皇甫曾、皇甫冉、权德舆、李益、司空曙、严维、顾况、韩、武元衡、李嘉、耿、秦系、郎士元、包何、包佶等人诗集，其理论宗旨已在《自序》中表白：“元和以后，沦于卑弱，无足取者。自武德迄于大历，英彦蔚兴，含毫振藻，各臻玄极，虽体裁不同，要皆洋洋乎尔雅矣。”这些，已远远突破前七子时“长歌取材李杜，近体定轨开元”⑩的界阈。但也必须看到，此一时期的突破，多未冲出“大历”下限，“元和以后”“无足取者”的观念带有一定普遍性；而且，此时入选中晚唐诗作，多基于“备众体”的观念，所谓“世间少此体不得”，并未真正肯定中晚唐诗的内在价值，如顾应祥《唐诗类钞序》称：“伯谦之意，正病诸家所选略于盛唐而详于晚唐，乃今复以晚唐入之，欲以便观览云尔，非选也。”彭辂《唐诗衍调序》称“晚唐诸作，视往撰诚渐凡下，犹然诗也”，都认为晚唐诗格卑下，
入选只为备足一体。当然，也有人提及中晚唐诗的本体价值，但态度游移，不敢力倡，如蒋孝自序《中唐十二家诗集》，虽肯定中唐诗“格深律正，所以寄幽人贞士之怀，以发其忧沉郁抑之思者，盖已妙具诸品”，却首先指出其“不能窥望六义”，声明他梓中唐诗仅为“以赡口实”。从编选体例看，这一时期更热衷于按体分编，五、七、杂言，古、律、绝句，有条不紊，这又是基于他们以体格声调论诗的习性。
万历初至崇祯末（1573—1644）：历时72年，选诗出现多元取向，以盛唐为主的选本继续涌现，但取舍标准有所变化，长期遭受冷落的中晚唐诗被大量选入，选本规模朝着大而全的方向发展，明人选唐进入全盛期。
这一时期，弘扬格调论的唐诗选本继续出现，如赵完璧辑《唐诗合选》15卷，黄克缵、卫一凤辑《全唐风雅》12卷，郭辑《增定评注唐诗正声》12卷，周辑《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60卷，李沂辑《唐诗援》30卷，特别是出现多种以李攀龙《唐诗选》为底本的改编本11，但与此前同类选诗比较起来，审美视角有所变化，那就是在体格与声调之外增添了才、情、趣等因素。如李辑《唐诗会选》10卷，选录唐人诗1900余首，所选各时期诗作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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