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书前《凡例》辨析各体的风格特征及源流派别，均显出格调论宗趣。然而其《自序》却提醒人们注意他选诗标准的新变化：“格力匪悟弗融，音调匪悟弗谐，气象匪悟弗神，意趣匪悟弗邃，其要尤在妙悟。……有当于心者，虽诸家之遗必取；无当于心者，虽诸家之选必删。”张可大辑《唐诗类韵》4卷，书前万历四十七年自序在把持“法”、“韵”、“气格”、“风骨”这些格调论传统“规矩”的同时，又说“昔人论诗，遂谓汉魏晋与盛唐天籁也，大历以还地籁也，晚唐人籁也。亦未必然。诗者，吟咏性情也，有理，有意，有兴，有趣。”张居仁辑《唐诗十二家类选》，系在张逊业所辑基础上，重新按类编选。其在万历二十四年自刻本卷首《小引》中说：“自谓唐人之才也、情也、趣也，尽是矣。”诸如此类，选唐诗从“格力、音调”出发，而能同时兼顾气象、意趣、才情、风神等因素，这是改良后的格调论在选诗中的运用与落实。
与格调论者重选盛唐相对抗，热衷于选中晚唐诗，是此时期选唐另一取向。如徐用吾《唐诗分类绳尺》7卷，选初唐24人，盛唐83人，中唐74人，晚唐100余人；刘生稣《唐诗七言律选》8卷，选初唐9人，盛唐10人，中唐42人，晚唐59人，中晚唐的入选数量占绝对优势。特别是中晚唐诗的专门选集纷纷问世，更能显示这种倾向。如陆汴辑《广十二家唐诗》81卷，朱之蕃辑《中唐十二家诗集》11卷，均选入储光羲、独孤及、孙逖、崔峒、钱起、刘长卿、刘禹锡、卢纶、张籍、王建、贾岛、李商隐12家诗；朱之蕃辑《晚唐十二家诗集》25卷，选入孟郊、郑谷、许浑、姚合、杜牧、薛能、李中、吴融、罗隐、李频、许棠、杜荀鹤12家诗；毕效钦在原录初盛《十家唐诗》的基础上，又增选中晚唐张祜、韩、秦系、耿、项斯、温庭筠、许浑、李咸用、李洞、曹松、于邺、刘沧12家诗，共23卷，书名循旧未改；李之桢辑《唐十家诗》，徐安贞、刘长卿、韦应物、李德裕、陆龟蒙、皮日休、许浑、郑谷、欧阳詹、黄滔10家中晚唐诗集入选，共51卷；尤其是崇祯年间毛晋选编一系列唐人合集，成效更为突出。他除合刊《唐人选唐诗八种》外，又辑《唐人八家诗》42卷，选入许浑、罗隐、李中、李群玉、李商隐、薛能、贾岛、李嘉8人诗集，此外，其《五唐人诗集》26卷、《唐人六集》42卷、《唐人四集》12卷、《唐三高僧集》47卷，尚选入皎然、窦常、窦牟、孟郊、窦群、王建、窦庠、窦巩、李绅、姚合、鲍溶、李贺、温庭筠、周贺、方干、韩、吴融、杜荀鹤、郑谷、齐己、贯休、韦庄等中晚唐人诗集，并逐一作跋，考镜版本，对诗人诗作多有评骘。与嘉靖年间选诗的拓展情况不同，此时不但冲破了“大历”下限，且选家对中、晚唐诗的理解显得特别深刻，如黄凤翔、詹仰庇辑，朱梧批点《琬琰清音》，书前朱梧自序称：“七言则傍及晚唐，以中唐而后始尽意兴之变，不可遗也”；李《唐诗会选凡例》谓晚唐绝句“妙悟透彻，托兴深远”，超过盛唐；陆时雍《唐诗镜》说中唐诗“去规模而得情趣”，是其“胜盛唐处”；他们都表现出类似识见。
突破各派观念的局限，选诗规模求大、范围求全，是此时选唐的又一价值取向。明初高《唐诗品汇》宗主盛唐，但备一代制作。进入前后七子时期，“总以盛唐为极工，评诗者亦多选盛诗而略中晚”12，正如吴勉学所叹：“若风雅则列在学宫，汉魏六朝则具诸《诗纪》，独四唐未见全书。”13明后期，这一状况有了改变，如黄德水、吴等人编《唐诗纪》，吴在书前的《凡例》中表述：“是编原举唐诗之全，以成一代之业，缘中晚篇什繁多，一时不能竣事。故先刻初盛，以急副海内之望，而中晚方在编摩，续刻有待。”其初衷为“举全”，惜“续刻”未成。即以今所见吴刻本而言，有目录34卷、初唐诗纪60卷、盛唐诗纪110卷，共录入初盛唐1300多家诗近万首，也堪称鸿编巨制。吴勉学辑《四唐汇诗》，今所见吴氏刻本有初唐汇诗70卷、盛唐汇诗224卷，但从该书《凡例》可知其欲仿高而汇全唐制作，规模超过400卷，惜亦未见中晚部分行世。这些汇选未见完璧，除有散佚之可能外，或与工程量大而致财力、人力、时间等不济有关。已卒业者如张之象辑、王彻补订《唐诗类苑》200卷，录唐诗人千余家诗数万首，按39大类排列，不加品裁，力求全备，虽不免失之冗滥，然规模繁富。臧懋循辑《唐诗所》，《自序》云：“姑以初盛为前集，寻以中晚为后集，以中晚之可抑者为别集。”今存臧氏雕虫馆刻本47卷，只录初盛唐诗，但据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六对此书所作的介评，可知全书业已告竣。曹学辑《唐诗选》110卷，自序称：“自唐六家诗而至近代之《诗删》、《诗归》，皆偏师特至，自成队伍；高氏《品汇》独得其大全。予之选亦惟仿其全者而已矣。”该选为曹氏《石仓十二代诗选》的唐代部分，原书所录，自古选至明代达千余卷，以唐诗编选最为精粹。由选“全”而走向真正的宏备，则是胡震亨的《唐音统签》。该书达1033卷，按天干之数分为10签，自甲签至壬签共1000卷，依时代先后辑录唐五代人诗，取材不仅遍及唐人诗集，还补入不少佚诗和断章零句，这已不再是“选”，而是唐人诗作的一次总汇，其影响直接玉成了清修《全唐诗》。
二
明人选唐诗体现着选家的价值取向，选家的价值观又取决于他个人的学识及其所处的社会人文环境。文学思潮的变化，文化背景的转换，学术精神的更迭，社会心态的变迁，都在“选”中得以体现。将这些予以揭示，可以进一步挖掘明人选唐的深层历史动因。首先，不同时期选诗的价值取向与当时的文学思潮基本一致，其编选以特定的文学观念为指导，成书后又为该观念的传播推波助澜。大体说来，明代诗学经历了第一阶段的因循中探索、第二阶段的破旧立新和第三阶段的推陈出新。明代诗坛在第一阶段因袭宋元旧习，同时探索新的路径，选学领域对唐诗的重视恰显示出明初人继踵元代宗唐得古的余绪。选唐没有统一的趋尚，但《唐诗品汇》产生的影响巨大而深远，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所云：“唐音之流于肤廓者，此书实启其弊；唐音之不绝于后世者，亦此书实衍其传。”
第二阶段，明人的任务是破旧立新，七子派从破宋型诗入手，兼及与之脐连的中晚唐诗，“诗必盛唐”的倡扬打破了明前期沉寂多年的局面，直接促成了唐诗选学的发达。七子派成为诗坛的强势主流，使得选诗形成以盛唐为主、以“格调”为宗“定向开发”的局面。如选《唐雅》的胡缵宗本来就和李梦阳友善14，而称“汉、魏有诗，梁、陈、隋无诗；唐有诗，宋、元无诗”15，也与前七子同声相应。又如选《唐十二家诗》的张逊业，他序《杨炯集》时说：“五言古诗，唐人各自成家，备一代制可也，然以汉魏镜之，人人悬绝矣。”这与李攀龙所谓“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16的观念一致。而李攀龙选唐诗，本身就是为格调论树帜，胡震亨《唐音癸签》谓“此编一出，学者尤宗之。”其时选诗的不同趋尚也是文学思潮的反映。钱谦益即谓：“正、嘉之间，为诗者踵何、李之后尘，剽窃云扰，应德与陈约之辈，一变为初唐，于时称其庄严宏丽，咳唾金璧。”17习尚初唐确曾形成气候，当时除唐顺之（字应德）、陈束（字约之）外，薛蕙、高叔嗣、王格、王廷陈、熊士选等人均好为初唐体且颇有名气。入选中晚唐诗也体现了当时观念的变化，刘绘就对“世分一代初、盛、中、晚而妄错高下”极为不满18。其实，即便在七子派内部，“诗必盛唐”的观念也在悄然生变，尤其是王世贞兄弟对诗歌发展渐变过程的论说，淡化了“四唐”之绝对界沟，对中晚唐诗表现出一定的宽容19。但总体上看，此时选唐的“突破”，仍未脱离格调论的基本观念，只是对其接受范围的拓展，这正体现出以前后七子为核心的格调论诗学乃诗坛的绝对主流，印证了《明史?李梦阳传》所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第三阶段明人的任务是推陈出新：性灵论的崛起，格调论的抗争与改良，折中调和观的出现，实学思潮的勃兴，无不在积极探索新的途径，尝试建构新的范式。因此，明后期选唐呈全面突破的态势。例如，与泰州学派异端思潮高扬人的主体精神影响有关，关注作品所体现的才、情、趣，是万历年间较为普遍的审美风尚，新兴的性灵派作家及七子派如王世贞、王世懋、屠隆、胡应麟、李维桢等人，都有相关论述20，此时格调论选诗标准增添才、情、趣等因素，正是这一思潮的体现。而公安派旗手袁宏道从“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21的观念出发，称“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也”22，从尊重诗人的“性灵”到肯定诗歌的新变，从破除七子派“诗必盛唐”的“格套”到推举中晚唐诗，于是，叶向高《精注百家唐诗汇选叙》所谓“诗必研穷中晚，方尽诗家之变”，几成诗坛共识。
其次，选诗体现了不同文学思潮之间由对立走向融通互补，由此也显示了唐诗美学传统的生命活力。明代对立的文学思潮，最突出的有两对：以前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和唐宋派的对立；以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与公安派的对立。但有趣的是，无论是唐宋派还是公安派，他们在主张直抒胸臆、反对复古派“诗必盛唐”的同时，不但没有否定唐诗本身的价值，反而对它作了别开生面、新意层出的阐释，并拓宽了唐诗的接受领域。王慎中称盛唐之诗“人人有眼目，篇篇有风骨”23，是不袭格套人人独创的典范，唐顺之则以“一变为初唐”对抗复古派的“剽窃云扰”24；袁宏道认为“唐人妙处，正在无法”，“无法”是“李唐所以度越千古”的奥秘25，江盈科称“唐人千岁而新，今人脱手而旧，岂非流自性灵与出自模拟者所从来异乎!”26视唐诗为诗人真性灵的自然流露，视真性灵为唐诗千载常新的生命之源，将法度的唐诗还原于性灵的唐诗，这是对唐诗内在精神的发掘。公安派冲破“诗必盛唐”的“格套”，又以李贺、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为师，致使不同风格的唐诗均得以受到重视，特别是中晚唐诗人纷纷登上前台，使得明代唐诗学在宗初盛唐的基础上得以奏全勋，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盛兴，万历中叶后唐诗文献的整理与开发掀起超乎以往的新高潮，这是师心派始料未及的。
因此，如果从明代唐诗选学的发达进程看，前期为发生期，中期为成长期，后期为全盛期，而“全盛”面貌的出现，竟然是在反复古的公安派兴起之后。这一现象显示：在明代选学领域，不同文学思潮对立的结果是融通互补。无论是格调论者选诗标准的改良，还是以大而全的视野选唐诗，都体现出这一特征。而直接以互补融通为取向的选本也不少，如钟惺与谭元春辑《唐诗归》36卷，强调“以古人为归”27，是对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反拨，标举唐诗含蓄浑厚的风格，可矫公安派浅俗率易之病；要求取唐人之精神，欲避免七子派末流徒袭体貌，又带有个性思潮的特色。陆时雍编《唐诗镜》54卷，在格调与性灵之间寻找中间道路：格调太板，“好大好高”；性灵太活，“好奇好异”；取其中行，神韵成为最佳选择28。最有代表性的是唐汝询辑《汇编唐诗十集》，系在高《唐诗正声》、李攀龙《唐诗选》、钟、谭《唐诗归》和唐汝询《唐诗解》四家的基础上，取长补短，折衷、集合而成，明天启三年原刊本前《自序》谓，高选体格纯正，而高华、雄浑未全；李选高华且雄浑，却流于单一而刻板，于秀逸之作不能尽收；钟、谭所选虽则秀逸，但索隐钩奇，有乖风雅，字评句品，竟略体裁。于是，他集合三家，连同自己所作《唐诗解》，辨析观点之异同，力求使“高之纯雅、李之高华、钟之秀逸，并显而不杂”；而对“所谓庸者、套者、偏僻者，各加议论，以标出之”。这一意图贯彻在该书的编选体例中，扬各家之长，有助于相互比较和调剂。这类综合性选本的出现，是不同文学思潮之间由对立走向互补的结果，由此也显示出唐诗美学传统具有“千岁而新”的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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