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明事。此作文之要也。’吾兄拜其言而书诸绅”意同。这两条文字，谁影响谁呢?若是《韵语阳秋》影响《蒲氏漫斋录》，则谓“蒲大受卒于绍兴末”之说，便不能成立。不过，据我所知，苏东坡在儋州教诲葛立方从兄葛延之“作文尚意”之事，早在《韵语阳秋》之前就已见于卒于绍兴中期的胡（字德辉）的《苍梧杂志》了。胡氏云:“葛鲁卿（葛立方之父）有侄名延之，尝自言在儋耳从东坡游，甚熟，坡尝教之作诗文云:‘譬是市上店肆诸物，无种不有，却有一物可以摄得，钱而已。莫易得者是物，莫难得者是钱。今文章辞藻事，实乃市肆诸物也。意者，钱也。为文若能立意，则古今并有，翕然起为吾用。若晓得此，便会作文字也。’”（《竹庄》卷一引）故蒲大受“文须以意为主”之说，有可能昉自胡锃。因此，不能以《韵语阳秋》此记否定蒲大受“至迟卒于绍兴末年”的推断。又张镃《规范》成书于淳熙丙申（见《诗学规范序》）。淳熙丙申为淳熙三年（1176）。这使张镃《规范》引述大约卒于绍兴末（绍兴最后一年是三十二年，1162）的蒲大受的《蒲氏漫斋录》成为可能。
从上述对《蒲氏漫斋录》作者及所处时代的考索，似可得出下列意见:
1.《批评史》谓《漫斋语录》的作者为何溪汶之说显误。上既已考知《蒲氏漫斋录》和《漫斋语录》是同书而异名，则其作者皆当为蒲大受，而不是如《批评史》所言为何溪汶。考其致误之由，殆是《竹庄》引录《漫斋语录》凡十四条。《竹庄》之作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宋史·艺文志》有“何溪汶《竹庄诗话》二十七卷”之载而定为何溪汶。《批评史》盖以为“溪”是名“汶”是字，故把引述《漫斋语录》（亦即《蒲氏漫斋录》）的《竹庄》的作者“何溪汶”中的“何溪”误为《漫斋语录》（亦即《蒲氏漫斋录》）的作者了。其实，据元方回《桐江集》卷七《竹庄备全诗话考》云:“《竹庄备全诗话》二十七卷，开禧七年（1206）丙寅，处州人新德安府教授何汶所集也。……汶群从澹等七人登科，洋、同庆元丙辰（1196）榜。”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四云:“汶为何澹群从昆弟，澹字自然，处州龙泉人，《宋史》卷三百九十四有传。其兄弟皆单名，从水，《艺文志》题为何溪汶者，误也（疑溪为汶之别号，脱去一字）。”故此，即谓《竹庄》作者为何溪，亦误。而《诗话选》于《蒲氏漫斋录》和《漫斋语录》不著撰人，亦非是。
2.《诗话选》谓《漫斋语录》（亦即《蒲氏漫斋录》）成书于元元年（1086）之后，淳四年（1244）之前，太泛太迟。《诗话选》盖未发现比《竹庄》、《玉屑》早出三十年的张的《规范》曾引录过《蒲氏漫斋录》（亦即《漫斋语录》），故有此误。应该说，《蒲氏漫斋录》（亦即《漫斋语录》）最迟也当成书于绍兴末蒲大受辞世之前。同时，《诗话选》仅据书中引有陈无己论诗言论，就谓其成书时间当在元元年（1086）之后，其推论方法和结论，都是极不科学和毫无意义的。因为，按其推论方法，如果书中引录过唐某氏论诗之语，那岂不是要谓其成书于唐某人所处时代之后了吗?显然不能这样推论。而其结论:成书于1086年至1244年之间，则更不可信而近于荒唐。因为如其所言，则蒲大受当高寿至一百八十岁以上!
3.《全编》当补《蒲大受诗话》于第三册《周紫芝诗话》之后。
三 蒲大受著述佚存考
蒲大受的著述，除《蒲氏漫斋录》外，至少当还有诗、词、文等。可惜的是，词和文皆已全佚，故《全宋词》和《全宋文》皆未列目。而诗则似仅存两个残句。此二句见《竹庄》卷二十三《警句上》（五言）。其云:“疏花持日晚，瘦竹倚高秋。《漫斋语录》
云:‘余云云，颇为人所称道。’”于此残句，《宋诗纪事》及《补遗》等书皆失收，而新编《全宋诗》亦未收录。至于《蒲氏漫斋录》，也未全本流传下来而只存若干条佚文。下文即对《蒲氏漫斋录》的佚存条目作些考索。
《蒲氏漫斋录》成书之后，即为宋、元、明之各种著作引述，其中除上列《规范》、《竹庄》、《玉屑》、《鉴衡》、《雅论》外，还有嚣嚣子之书《竹窗诗文辨证丛说》。但嚣嚣子此书，《四库全书》未收，其名仅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七《诗文评类存目》。《提要》云:“《竹窗诗文辨证丛说》（两淮盐政采进本）:旧本题嚣嚣子编，以书中所称引观之，盖南宋人。凡作诗辨证二卷，文辨证二卷，皆摘抄前人诗话、语录而成。词皆习见，惟《李希声诗话》、《蒲氏漫斋录》、《世韵语》三书为稍僻耳。”今人所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又恰未收入。因此，考述《蒲氏漫斋录》佚文条目目前只能以现存五书为准。先说张镃《规范》。
张镃《规范》注明引自《蒲氏漫斋录》、《蒲氏漫斋语录》者计十三条，其中:卷三《为学》，二条;卷三十五《作文》，四条;卷三十九《作诗》，七条。此外，还有虽未注明引自该书却被它书引用者注明为出自该书者计四条，此四条并见于《规范》卷三十八、卷三十九之《作诗》。其中:“诗言茱萸”条，《鉴衡》卷一《诗》谓出自《蒲氏漫斋录》。郭绍虞《宋诗话辑佚》（附辑）张《诗学规范》第二十六条云:“此则见《古今诗话》，但无末‘逮东坡先生’云云诸句。此盖据蒲氏《漫斋录》。”“东坡云诗须有所为而作”条、“晏元献论富贵”条，郭氏虽均未言出自蒲氏《漫斋录》，但《鉴衡》卷一却都注明是出自《蒲氏漫斋录》的。郭氏殆未细察。“王维、李白用事之误”条，郭氏亦只言出自《诗学规范》卷三十九，而《鉴衡》卷一则谓出自《漫斋录》（《蒲氏漫斋录》的省称）。郭氏殆亦未明察。此四条加上十三条，则张镃《规范》共引述《蒲氏漫斋录》者当为十七条，是诸多引述者中存佚最多者。次说何汶《竹庄》。
何汶《竹庄》注明引述《漫斋语录》（亦即《蒲氏漫斋录》）者计十二条，其中:卷一，六条;卷十八，一条;卷十二，一条;卷二十二，二条;卷二十四，二条。另有注明出自《漫斋诗话》者一条，见卷十一，也当计入。如此，则《竹庄》引述《蒲氏漫斋录》者，总计为十三条。次说魏庆之《玉屑》。
魏庆之《玉屑》注明引述《漫斋语录》（亦即《蒲氏漫斋录》）者计六条，其中:卷五，二条;卷七，一条:卷十，二条;卷十四，一条。此六条未计《诗话选·漫斋语录》所录之见于《玉屑》卷十四之“老杜得诗人之遗法”条。因为《玉屑》卷十四引录此条时，并未言出自《漫斋语录》、《蒲氏漫斋录》、《蒲氏漫斋语录》、《漫斋诗话》、《漫斋录》、《漫斋》，而它书引录此条者，亦未有言出自上列各书的。考《玉屑》此条内容，节录自苏辙《诗病五事》。苏辙在文中先赞《诗·大雅·绵》各章之间“事不接，义不属，如连山断岭，虽相去绝远，而气象联络，观者知其脉理之为一也。盖附丽不以凿枘，此最为文之高致耳”。然后谓老杜《哀江头》诗“得诗人（按谓《诗经》作者）之遗法”，并批评白乐天“拙于纪事”，故远不及老杜。《玉屑》只录其苏辙评老杜和白乐天部分，遂使“得诗人之遗法”之评，由特指变泛指，从而凿空悬浮，不能坐实。《诗话选》编者，盖因《玉屑》与此条相邻的下一条“子美诗有土障黄流气象”，出自《漫斋语录》，便以为上一条评子美《哀江头》诗，也出自《漫斋语录》了。这实在是一个误会。谓此条不出于《漫斋语录》者还有: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三《杜少陵八》、何汶《竹庄》卷六杜子美《哀江头》诗，并引此全条，皆作“苏子由云云”，而不谓出自《漫斋语录》，而只言出自《古今总类诗话》。总之，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引录此条的几种典籍，没有一种注明它是出自《漫斋语录》的。因此，此条不当作《漫斋语录》（亦即《蒲氏漫斋录》）的佚文看待，而应从《诗话选·漫斋语录》中删除。次说王构《鉴衡》。
王构《鉴衡》计引《漫斋语录》八条，其中:卷一《诗》，七条;卷二《文》，一条。出处名称有作《蒲氏漫斋录》者。末说费经虞《雅论》。
费经虞《雅论》计引《漫斋语录》八条，其中:卷十五，一条，引作《漫斋诗话》;卷十六，三条，引作《漫斋》;卷十七，一条，引作《漫斋诗话》;卷十九，三条，引作《漫斋》。
以上五种典籍，共录《蒲氏漫斋录》（亦即《蒲氏漫斋语录》、《漫斋语录》、《漫斋诗话》、《漫斋录》、《漫斋》）五十二条，删去相重复者十九条，还存三十三条。其中:论为学者二条，论作诗者二十七条，论作文者四条。这盖是目前所见到的《蒲氏漫斋录》的全部佚存。《全编》若为蒲大受立目，则《蒲大受诗话》至少有三十条左右诗论可录。
四《蒲氏漫斋录》内容初论
以《蒲氏漫斋录》现存的三十三条佚文和书名论之，《蒲氏漫斋录》当是札记式的语录体，而其内容也是比较丰富的，既有论为学的，也有论诗文的，而且其论为学和论诗文所尊主者并非一途。如《规范》所引录的那两条论为学的文字，就表明它是尊北宋洛学的。一条云:
伊川云“敬以直内”，凡人修学当以敬为主。此盖颜氏“克己复礼”之说。其门庭大率先要躬行耳。
所云“敬以直内”，见二程《河南程氏遗书》十五“学者须是敬以直内，涵养此意”。亦见于《宋元学案》卷十五《伊川学案》之程颐《语录》。这里，直引伊川——程颐的教诲，又在其启示下，强调指出“凡人修学当先以敬为主”。一个“凡”字，一个“主”字，不仅把伊川提出的“敬以直内”的原则普遍化了，而且还把“敬”在为学中的重要性提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又云“其门庭大率先要躬行耳”，与另一条“伊川之学无虚头，只要实地用功践履，一节节行到”一样，皆是对伊川为学门径——“格物致知”的概括。我们知道，二程是北宋洛学的领袖，宋代理学的真正创始人。在北宋元年间，洛学和以三苏为首的蜀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表现在学术文章上，就有重理轻文的理学家和重文轻理的文学家的不同。然而，蒲大受在学术、文章上，却鲜明地表现了超乎党派斗争的立场:即论学术主张尊洛党，论诗文则完全崇苏黄。如在仅存的三十三条佚文中，除上列二条论为学是尊程颐外，其余论诗文的三十一条，多是对二程所反对的苏黄等人的诗文及理论的推衍和赞赏。其中，有直引东坡“诗须要有为而作”、鲁直“凡和人诗押韵如待敌”、陈无己“学诗如学仙”等说法的，有直赞东坡“高出工部一等”、秦少游“善取古人意”的诗句的;当然，更多的是对苏黄诗文理论中有关诗文作法如用典、炼字的具体讨论。蒲大受这种不为党派所限的谈理重二程、论文崇苏黄的作法，使他成为具有将理学和文学合而为一趋向的较早的人物。吴子良《窗集续序》云:“自元后，谈理者主程，论文者崇苏，而理与文分为二。吕公病其然，思融合之”。这里的吕公指吕祖谦。吕祖谦生卒为1137年至1181年，其比蒲大受所处时代要晚二十年左右。因此，在吕祖谦以前，蒲大受就曾以他的《蒲氏漫斋录》作过将理学和文学加以融合的尝试了。
对前代文人的评价，亦表现出蒲大受论文崇苏黄的立场。在唐代文人中，蒲大受特别推重杜甫、李白、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等。如《规范》有一条引文云:
凡为文须是文字之外，别有一物主之，方为高胜。韩愈之文，济以经术;杜甫之学，本于忠义;太白妙处，有轻天下之气:此众人所不及也。这条引文有两点值得注意:
1.提出诗文文字之外，还有一个主文之物，如韩愈的经术，杜甫的忠义，太白的轻天下之气等，而此物是决定诗文高胜与否的关键。作者这里虽未明言主文之物为何，但从具体列举的内容可知，此物即为苏轼所言之“意”（见上引胡《苍梧杂志》、葛立方《韵语阳秋》语）。亦由此可见，大受论诗文是非常重视诗文之意的。因此，它显然并不如《中国历代诗话选·解题》所言“对杜诗的现实内容则未涉及”。相反，他认为贯穿于杜诗中的“忠义”思想，才是杜甫成就远远高出其他诗人的原因。
2.此条中，大受对韩、杜、李三者诗意的概括，也源于苏黄等人。如语“韩愈之文，济以经术”，即源于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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