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皆要含蓄不露，便是妙处。古人说:“雄深雅健”。此便是含蓄不露。

据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记》说，“雄深雅健”是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对柳宗元文章风格的概括和称道。大受把韩愈对柳氏文章的评价用作诗文评论的最高标准和普遍要求，其本身就是对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间接认可。而引苏轼《题柳子厚诗》“柳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知诗病者也”，则更是对柳宗元的直接称道。“雄深雅健”也是黄庭坚派的常用词语。惠洪《冷斋夜话》卷一即云:“西汉文章雄深雅健者，其气长故也。”“论诗大抵法元祐之学，并与惠洪相近”（《诗话选》语）的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一亦云:“杜甫诗……则又得其雄深而雅健矣”、“诗以意为主……以格力雅健雄豪者胜”。而“诗学于黄庭坚”（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语）的范温《潜溪诗眼》载黄庭坚评老杜《谢严武诗》“雨映行宫辱赠诗”句，也说:“只此‘雨映’两字，写出一时景物，此句便雅健。”由于“雄深雅健”是江西诗派论诗的习用语，故引起南宋末力诋江西诗派的严羽的强烈不满。严羽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云:“又谓‘盛唐之诗，雄深雅健’。仆谓此四字，但可评文，于诗则用‘健’字不得。不若《诗辨》‘雄深悲壮’之语，为得诗人之体也。”其谓“雄深雅健”四字，“但可评文，于诗则用‘健’字不得”，未免偏执。明人徐泰撰《诗谈》，以“雄深雅健”评释子来复等人之诗，即和严羽偏见相左。大受“知诗病”之论，不仅直接引自苏轼，且也出于黄庭坚。吴聿《观林诗话》即云:“昔人有言，诗有三百八病，马有三百四病（张镃《规范》卷三十六、费经虞《雅论》引作“人有三百四病，马有三百八病”，误），诗病多于马病，信哉!高子勉能诗，涪翁与之诗云:‘更能识诗家病，方是我眼中人。’”按:吴聿引黄庭坚诗句，见黄作《荆南签判向和卿用予六言见惠次韵奉酬》，而非见于《赠高子勉》。涪翁《赠高子勉》诗中有关诗眼之句为“拾遗句中有眼，彭泽意在无弦”。吴聿此误，《诗话选·观林诗话》“诗家病”条未加改正，失察。又《竹庄》卷二十刘禹锡《武昌老人说笛歌》下引《漫斋语录》云:

刘禹锡长于歌行并绝句，如《武昌老人歌》，山谷云:“使宋玉、马融复生，亦当许之。”《金陵怀古》等五绝，乐天云:“在在处处当有神物护持。”不虚语也。这条是对刘禹锡、白居易的直接称道。然而，《诗话选·解题》却说:“作者不喜白居易。”这殆是误信了《玉屑》卷十四“老杜得诗人之遗法”条是《漫斋》之语而得出的结论。今已查明，此条不是大受之语，而是苏辙之言（见本文第三节），故不能作大受不喜白居易之证。相反，今证以《竹庄》此引，则大受对白居易当由“不喜”而变成“甚喜”了。大受喜白居易还有一证。大受曾引苏轼《题柳子厚诗》“诗须要有为而作”。顾易生等《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云:“有为而作”是“苏洵创作宗旨”，是“唐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与元九书》）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对子辈苏轼、苏辙有深刻影响”。又云:“‘有为而作’，是苏轼得之他父亲苏洵而反复加以提倡的文艺口号”，“就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原则的进一步申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页、第154页）。蒲大受引苏轼此论，亦可看作是他对白居易现实主义诗文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其喜白居易的一个明证。

在诗文创作方面，蒲大受提出了继承与创新并重的意见。《竹庄》卷一引《漫斋语录》云:

学诗须是熟看古人诗，求其用心处，盖一句一语，不苟作也。如此看了，须是自家下笔要追及之，不问追及与不及，但只是当如此学，久之，自有个道理。若今人不学不看古人作诗样子，便要与古人齐名，恐无此道理。

又引云:

诗涵养得到自有得处，如化工生物，千花万草，不名一物一态。若模勒前人而无自得，只如世间剪裁诸（按当从《规范》作楮）花，见一件样，只做得一样也。又引云:

须是看多做多，使自家机杼、风骨先立。

这些论述，表明蒲大受是十分重视熟读古作揣摩古人创作用心对诗文写作的意义的。但熟读古作不是要作者依样剪楮花，见一件样，只做得一件，“按其形模而出”（苏轼《送人序》），不敢越雷池半步，而是要通过熟看古作，以体会古人创作用心，有所“自得”，然后多多下笔实践，渐渐写出具有自家机杼、风骨的新作。为此，他特别强调学古中的“自得”。可以说，“自得”是蒲大受创作理论的核心内容。它既是学古的门径、标的，又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自得”说，源于孟子。晋陆机《文赋序》“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始把“自得”说用于论作文。宋王安石《上人书》云:“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诸左右逢其源。’（按与《孟子》原文稍异）孟子之云尔，非只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但是王安石却只培养了些鹦鹉学舌者。江西诗派“三宗”之一的陈师道就曾对这些王氏传人作过讽刺，他说:“王无咎、黎宗孟皆为王氏学。世谓黎为摸鱼手，一点画不出前人。谓王为转般仓，致无盈余，但有所欠。以其因人成能，无自得也。”（《后山先生集》卷十八《谈丛》）其后，金代王若虚在《滹南诗话》中更云:“古之诗人虽趋尚不同，体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又进一步把“自得”作为有成就的诗人的最根本的特征。而清人吴之振《宋诗钞序》更云:“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得。”此皆可见“自得”说在诗文创作论中的重要意义。大受以“自得”为学诗关键，深得诗学三昧。

在创作风格上，蒲大受提倡“含蓄不露”。大受云:“诗文皆要含蓄不露，便是好处。”怎样才能做到“含蓄不露”呢?大受又云:“用意十分，下语三分，可几《风》、《雅》;下语六分，可追李、杜;下语十分，晚唐之作也。”这里的“十分”、“三分”，是对“用意”、“用语”提出的最高要求。“十分”谓诗意精到透彻之极;“三分”指用语平易浅近，委婉曲折，不说破说透，有余味余地。此亦大受所说的“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易”，要求以平易浅近之语婉曲地表达极为精到深刻的思想内容，它有似于刘□《中山诗话》的“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之意。大受认为达此甚难，故他又说“此诗人之难”。明费经虞《雅论》引此只作“下语要平易，此诗人之难”，而失“用意要精深”句，歪曲了大受的原意。

蒲大受甚重对修辞技巧的讨论。在仅存的三十多条佚文中有半数是讨论用典、炼字的。在用典方面，他提出:1.“用事当如己出”（《规范》卷三十九、《鉴衡》卷一）;2.“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反对“好奇务新”（《鉴衡》卷一引东坡语）;3.用事时“当就时讨阅”，做到“记牢而不误”（《规范》卷三十九、《鉴衡》卷一）;4.用事须分清主客，即要“以故事”佐吾说，不要“随人脚跟转”（《规范》卷三十五）;5.用经史中语，须与经史中语融为一体，达到自然有力（《竹庄》卷五、《玉屑》卷七、《雅论》卷十六）。在炼字方面，他主张:1.炼句眼。首先，要知道句眼的位置所在，即“五字诗以第三字为句眼，七字诗以第五字为句眼”;然后，再如“古人炼字，只于句眼上炼”（《规范》卷三十九、《竹庄》卷一）;具体如何在句眼上炼呢?大受谓:“凡炼句眼只以寻常惯熟字使之，便以不觉者为胜”（《竹庄》卷一）;炼到什么程度呢?大受又说:要到“意中无斧凿痕”、“句中无斧凿痕”、“字中无斧凿痕”（《规范》卷三十九、《竹庄》卷一）为止。如杜甫“卷帘残月影，欹枕远江声”两句，“不言‘见’、‘闻’两字，此便是‘字中无斧凿痕’也”（《竹庄》卷二十三）。2.灭闲字。即“七字句不要有闲字，若减两字成五言而意思足，便是有闲字也”（《规范》卷三十九、《竹庄》卷二十四、《鉴衡》卷一、《雅论》卷十五）。如“古诗‘水光漾碧搏新浪，花信传红到旧枝’”，即“了无闲字”（《竹庄》卷二十四）。3.重押韵。蒲大受引黄鲁直云:“凡和人诗，押韵如待敌，如此，然后押韵方工。”

以上有关创作技巧的论述，多为苏黄诗派中人的老生常谈。除上列直引苏黄之语外，其出于苏黄一派之论的还有:鲁直《与王观复书》“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即与大受“意中”、“句中”、“字中”“无斧凿痕”说同;又黄庭坚等人谓杜甫、韩愈、柳宗元诗文“无一字无来处”、“无两字无来处”之论，也显然是大受讨论用典技巧的基础;又黄庭坚《赠高子勉》“拾遗句中有眼”及陈师道谓学杜当“体其语，高其意，炼其字，则自然有合”和“句中有眼黄别驾”（《答魏黄预勉争作诗》）等说法，也显然是大受“炼字”、“炼句眼”主张之源。至于重押韵，也是苏黄伎俩。张戒《岁寒堂诗话》即称:“以押韵为工，始于韩退之，而极于苏黄。”当然，大受锻炼文字之论，若再溯源也可直达唐五代。如旧题为白居易所著的《金针诗格》就有所谓“炼字、炼句、炼意、炼格”之论（按徐寅《雅道机要》作前“三炼”，梅尧臣《续金针诗格》作“四炼”）;皮日休有“百炼成字，千炼成句”之言（见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引）;景淳《诗评》有“四不得”（“曰高不言高，意中含其高;曰远不言远，意中含其远;曰闲不言闲，意中含其闲;曰静不言静，意中含其静”）、保暹《处囊诀》有“诗有眼”、冯贽《云仙杂记》有钟嵘“诗眼”等说，皆是。另外，旧题为白居易所著的《文苑诗格》的“七言减为五言不得，始是工夫”，也是大受“灭闲字”之说的一个来源。

最后，我们再提出三个有关问题略作论述。一是蒲大受的诗学归属。大受填词学苏轼，而论诗虽苏黄并崇，但从其倾向看，似更重黄庭坚。因此，大受诗论，当纳入江西诗派诗学理论的范围进行研究。然而，当今的一些研究江西诗派的著作，皆未及此，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二是蒲大受的诗学理想。大受曾提出作诗要如“化工生物”。从“化工”说提出的历史言，较早以“化工”论诗歌创作的当推蒲大受。“化工”说，追求一种自然美的极致;它和与此相对的“画工”说不同。“画工”则要求达到人为美的极致。蒲大受在提倡自然“化工”的同时，对人为的“画工”也不废斥。蒲大受说“作文须认体位，谨布置”（《规范》卷三十三），并津津乐道与“化工”不同的用典、炼字等问题。这表明蒲大受殆是要通过人为的努力，用“画工”手段，进至“化工”境界，达到“人（画工）天（化工）合一”的诗学理想。这与黄庭坚“人为的自然”（见周裕楷《宋代诗学通论》，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420页）及杜甫由“法”至“神”的论诗主张是一致的。今之研究江西诗派艺术渊源的论者，却未联系杜甫的“法”“神”之论，这或许也是一个缺失。三是关于以仙道论诗的问题。蒲大受引陈无己《次韵秦少章》“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即表明他是以修仙学道论诗的拥护者。其实，陈无己之说亦与黄庭坚相同。黄氏《赠陈师道》云“陈侯学诗如学道”，即可为证。而黄氏所谓的“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究其本意是指修仙学道者经过长期刻苦修炼之后而具有的仙体仙术，也是以修仙学道喻为诗之道的著名术语，其与陈氏“时至骨自换”意同。但无论黄庭坚、陈无己，还是蒲大受等以仙道论诗者，或是当时流行的一些以禅喻诗者，他们都只强调后天长期艰苦的修炼、参悟功夫，而忽视人的天资、才能。于此偏颇，要到元代余阙才有所纠正。余阙《题涂颖诗集后》云:“余尝论学诗如炼丹砂，非有仙风道骨者，不能有所成也。叔良（涂颖字）殆有仙风道骨者耶?”所谓“仙风道骨”，即指学诗者的天赋、才能。余阙的意思是说，学诗如修仙学道，如果没有天赋、才能，无论后天如何长期而艰苦地修炼，也是不会有成就的。余阙此论，虽亦有偏颇，但总可为包括蒲大受在内的宋代以仙道论诗者的一种补充。前人有关宋元诗论的著作，多未及此，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以上考论，或可为《全编》在修订时增录《蒲大受诗话》的一点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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