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当代学者中，有些人认为周邦彦是新党代表人物。由于旧党的排挤倾轧，邦彦始出教授庐州，接着又知溧水，“流落十年”。此文则考出周邦彦教授庐州与知溧水，乃宋代官制及时势所使然;刚至庐州教授任即因遭母丧而居家丁忧，外任不足六年。所谓“流落十年”根本不能成立，更与新旧党争无任何关系。

【关键词】 周邦彦 教授庐州 居丧丁忧 改官

周邦彦自元祐三年（1088）春“出教授庐州”，后又知溧水，至绍圣二年（1095）十一月始还朝为国子主簿。南宋人楼钥在《清真先生文集序》① 中谓“神宗上宾，公亦低徊不自表襮”，“考其岁月仕宦，殊为流落”，近人王国维又在其《清真先生遗事》 ② 中谓周邦彦《汴都赋》“颇颂新法”，当代有些学者即据此认为，周邦彦所以“流落十年”（《遗事》以为元祐二年出教授庐州，绍圣四年还朝，共计十年），是旧党对“新党代表人物”周邦彦的排挤倾轧。不佞曾在《清真事迹新证》 ③ 一文中考出周邦彦并非新党，此文则进一步考证:周邦彦出教授庐州与知溧水，乃宋代官制及时势所使然;至庐州任不久即遭母丧，居家丁忧三年，此次外任不足六年，所谓“流落十年”根本不能成立，更与新旧党争无任何关系。

一 周邦彦外任乃宋代官制及时势所使然，与新旧党争无关

认为周邦彦出教授庐州、知溧水，即是旧党对“新党代表人物”周邦彦排挤倾轧的，以罗忼烈先生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在《拥护新法的北宋词人周邦彦》 ④ 一文中说:

当保守派重登政治舞台之初，曾吸收了一些反对派的游离分子。官职低微的周邦彦，当时似乎也在被争取之列。所以当他不肯改变政治立场，“低徊不自表 □”，“不能俯仰取容”的时候，被排斥的命运就注定了。于是，在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吕公著独揽大权、苏轼为翰林学士时，他被轰出太学，到庐州（州治在今安徽合肥）当教授。同年四月，陈师道却因苏轼之荐，以布衣身份出任徐州（今江苏徐州市）教授。陈师道因反对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不肯参加改制后的科举试，大受守旧派的赞赏，所以“一命”便为教授，与太学正出身的周邦彦相等，这是政治立场造成的幸与不幸。而所谓“苏门四学士”，也在这时候通过苏轼的关系，开始跑到汴京来;黄庭坚当了校书郎，张耒作了太学录，秦观作了太学博士;而晁补之的太学正，也许是顶替周邦彦的遗缺。几年后，贺铸又以李清臣、范百禄、苏轼之荐，由武官变为文官任承事郎。

乍一看来，罗文指出的都是事实:旧党入朝，周邦彦出朝，这不是排挤倾轧是什么?然而当我们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并用宋代官制予以检验之后，就会发现周邦彦的外任，根本与新旧党争无关。

据宋代官制，考中进士后先为选人，尚未正式进入仕途。而选人除个别特恩者外，一律不能在京任职，必须先到地方去任幕职官。即如邦彦是旧党中坚人物，也不能越制而留京;即如他是新党人物，其时仍是新党执政，他也必须经一任或两任外任之后方能再内调。这是宋代官制所使然，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即以“苏门四学士”为例。“苏门四学士”受旧党之沾溉是无疑义的;但他们在入为校书郎、太学博士、大学正、大学录之前，也都经历了几任亲民之任。如黄庭坚举进士之后，就曾历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留守文彦博才之，留再任，知太和县，历四任后才于元祐元年召为校书郎的。张耒举进士后，亦曾历临淮主簿、寿安尉、咸平县丞，然后才“入为太学录”的。秦观举进士后，曾历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元年应贤良方正科试后，才除太学博士的。至于晁补之，虽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但他的出官，却根本与苏轼无关。晁举进士后，曾历潭州司户参军、北京国子监教授，“元祐初，为太学正。李清臣荐堪馆职，召试，除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李清臣是新党人物，难道说因为他荐了晁补之，就认为他是向旧党投降了吗?此四人仕履均见《宋史·文苑六》。事实摆得清清楚楚，不知罗先生何以会得出如上结论，且谓“晁补之的太学正，也许是顶替周邦彦的遗缺”。《宋史》本传谓晁为太学正在元祐元年，周邦彦于元祐三年外任，怎么就能是晁顶了周的缺呢?须知宋代之所谓缺，是先有缺而后顶替，即旧官先去，空出缺位来，新官才能顶替的，而决无新官先来数年后，旧官才去之理。

至于罗氏所谓“在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吕公著总揽大权、苏轼为翰林学士时，他被轰出太学，到庐州（州治在今安徽合肥）当教授”，难道时间的巧合（实际上周邦彦出教授庐州在元祐三年），就能说明事实的本质么?宋代除官，分堂除（宰相与执政官议事在政事堂，故名）与吏部除。《宋史·职官一》载:“中书省:凡除省、台、寺、监长贰以下，及侍从、职事官，外任监司、节镇、知州军、通判，武臣遥郡横行以上除授，皆掌之。”同书《职官三》又载:文官归吏部尚书左选，“文臣京朝官以上及职任非中书省除授者悉掌之。……自初任至幕职州县官，侍郎左选掌之”。这里说得清清楚楚，无庸混淆。据此即知，一小小的州学教授，怎么也轮不上堂除。吕公著即便是想排挤周邦彦，也要通过吏部，而吏部也不是宰相说一句话就能了事的。

至于苏轼，当时为翰林学士，虽为皇帝近侍之臣，但职守却是只掌制命，不与朝政，只有荐士之权，而无除官之权的。宋代官制，所以优于前代者，不惟在于职守清楚，且诸司之间相互制约。即如翰林学士，可谓清要之极。《文献通考·职官考八》即云:“故事，学士掌内庭书诏，指挥边事、晓达机谋、天子机事、密命在焉，不当豫外司公事。盖防纤微闲，或漏省中语。” （四库全书本） “不当与外司公事”，就是不许干预六部二十四司的公事，怎么能说苏轼一为翰林学士就将周邦彦排挤走了呢?至如贺铸由武官换文官，也是宋代官制明文规定所允许的。宋人虽左文右武，然文官可换武官，武官也可换文官。《宋史·贺铸传》曰:“贺铸字方回，卫州人，孝惠皇后之族孙。……初，娶宗女，隶籍右选（按:即武选），监太原工作……元祐中，李清臣执政，奏换通直郎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这里说得清清楚楚，贺铸之由武换文，是在李清臣执政时，而李清臣在哲宗亲政后首倡“绍述”新政，当然是新党代表人物无疑，况且贺铸也不是旧党，未知罗氏何以举此为例?

周邦彦其时为选人，如前所述，而由选人改官是必须要经过亲民之任的。叶梦得《石林燕语》 （四库全书本） 卷七即载曰:“故事，在京职事官绝少用选人者。熙宁初，稍欲革去资格之弊，于是始诏选举到可试用人，并令崇文院校书，以备询访差使。候二年取旨，或除馆职，或升资任，或只与合入差遣，盖欲以观人才也。时邢尚书恕，以河南府永安县主簿，首为崇文院校书，胡右丞（宗）愈知谏院，犹以为太遽，因请虽选人而未历外官，虽历任而不满者皆不得选举。”这里说得清清楚楚，馆职为储才性质，发现其为可用之才后，还要外任。即是罗氏前所举如黄庭坚、张耒、秦观、蔡肇、晁补之等，哪一个没有经过亲民之任即地方行政官?当然，必须历地方官就不一定必须历教授之职，但任教授却决不是排挤倾轧。即如罗氏前所举七人中，除蔡肇、张耒、贺铸三人之外，其余四人都曾历教授之职，难道说一任教授就是排挤倾轧么?况且侍御史王岩叟劾曾肇时尚曰“肇自及第，便忝冒作教官”，即认为刚刚及第就任教官是任人太遽;邢恕，以河南府永安县主簿，首为崇文院校书，知谏院胡宗愈亦“犹以为太遽”，怎么到了周邦彦那儿，一任教授之职就认为是排挤倾轧呢?

尚须指出的是，邦彦出教授庐州，还有几个偶然原因:《宋会要辑稿·崇儒二》 （中华书局影印本） 载:“元祐元年十月十二日诏:齐、卢 （当为“庐”字之误） 、宿、常、虔、颍、同、怀州，各置教授一员。”《长编》卷四○三载，元祐二年七月丁巳，“诏:内外学官，选年三十以上充。从御史中丞胡宗愈请也。”同书卷四○八载，元祐三年正月庚申，“诏:幕职州县官，虽未经考，听举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同书卷四○九载，元祐三年三月己卯，“左正言丁骘奏:窃睹明诏，欲于后次科举以诗赋取士，天下学者之幸也。然近时太学博士及州郡教授，多缘经义而进，不晓章句对偶之学，恐难以教习生员。臣愚欲乞下两省馆职、寺监长贰、外路监司，各举二人曾由诗赋出身及特奏名入仕者，以充内外教官。盖经义之法行，而老师宿儒久习诗赋，不能为时学者，皆不就科举，直候举数应格，方得恩命。今或举以为教官，当能称职。伏乞二圣早降睿旨，使四方多士，一变妄诞穿凿之风，而趋规矩准绳之学，天下幸甚!”这些都说明，自熙宁四年罢诗赋考试之后，年轻人不习诗赋，以致恢复诗赋考试之后，需要年三十以上以诗赋出身人来充任州郡教官。而周邦彦既不愿或因故未能参加“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之制科考试，又年三十以上，且“文采可取”，长于诗赋，自然就成为州郡教授之最佳人选。据此即知，周邦彦要由选人改官，出京到地方去任亲民官就成为必然，而出任庐州教授，则又由上述三个偶然性因素所决定。

故邦彦“出教授庐州”，是仕途必经之路，是时势所使然，与新旧党争无关，亦不当以排挤倾轧目之。不然，哲宗于元丰八年九月亲政，邦彦何以不见遽升亦不见内调，直至绍圣二年十一月始“还为国子主簿”耶?

二 周邦彦刚至庐州教授任即丁母忧考

《遗事》谓教授庐州（今安徽合肥市）在元祐二年（1087），陈思《清真居士年谱》 （辽海丛书本） 谓在四年（1089），均计算有误，实际在元祐三年（1088）。然邦彦刚至庐州教授任即遭母丧这却是学者们未曾考及的。《宝真斋法书赞》 （四库全书本） 卷二一有邦彦《友议帖》曰:

邦彦叩头。罪逆不死，奄及祥除。食贫所驱，未免禄仕，言念及此，益深哀摧。此月末挈家归钱塘，展省坟域，季春远当西迈。潼远友议，岂胜依依?寻即奉书以候动静。邦彦叩头。

罗先生在《周邦彦清真集笺》 ⑤ 一书中认为此帖当作于元祐二年出都前致友人者:

《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云:“此帖岁月虽不可考，味西迈一语。或即在客荆州之际。果尔，则在荆州亦当任教授等职。”按据罪逆二句，其说未可通也。清真历仕三朝，见神宗、哲宗之祥除，不及见徽宗之卒。哲宗卒于元符三年，其时方以前年重进《汴都赋》而除秘书省正字，虽“奄及祥除”，而无“罪逆不死”之可言。惟有神宗卒后，旧党当政，清真以右新法见斥，始有罪逆可言。故其《重进〈汴都赋〉表》云:“旋遭时变，不能俯仰取容，自触罢废。”是所谓罪逆也。彼以元祐二年教授庐州，此时已逾神宗之丧二十余月，故云“奄及祥除”也。味帖意，当是二年春间出都，先返钱塘，然后赴任:庐州在杭州之西，故云西迈也。若如《遗事》所言在客荆州之际，则去神宗祥除已四五年，而哲宗方在位，何得谓之奄及耶?此帖似为于元祐二年春出都前致友人者。

罗氏将“罪逆不死”坐实索解，且以“祥除”为皇帝之丧，是不佞所未敢苟同者。其实，所谓“祥除”即“服除”，皇帝之丧与父母之丧均可谓之，非独谓皇帝之丧也。而所谓“罪逆不死”者，乃古人居丧时常用之语。因古人视忠孝为一体，《汉书·司马迁传》载，司马谈临终时即对其子司马迁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也。” ⑥ 故谓父母或祖父母卒为“罪逆不死”，意谓自己罪逆极大，祸及父母，致使父母早卒，并非真有什么“罪逆”之事者。此例不胜枚举。王氏只审“西迈”而未审“罪逆”，罗氏审及“罪逆”而未确，故罗氏谓王氏之非而未知自己亦非矣。审及于此，可以断言，此帖乃邦彦居丧服满后出官，又复归钱塘祭扫前致书与友人无疑。

然究竟居父丧耶，抑或居母丧耶?现据刘永翔《周邦彦家世发覆》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文，知吕陶在元丰八年为邦彦父周原所写之《墓志铭》中，谓周原娶张、陈二氏，张氏先周原而卒，周原卒于熙宁九年，葬于元丰八年，其时陈氏尚健在。周原卒时邦彦尚未出仕，而此帖既云“食贫所驱，未免禄仕”，知所谓“奄及祥除”乃其母陈氏之丧“祥除”而非其父，亦知其母陈氏卒于元丰八年之后。

那么其母究竟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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