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母卒之下限若何，虽无明文足供查证，却复可于邦彦其它文与词中回环考索，知其大概。《永乐大典》 （中华书局影印本） 卷一四○五○“祭”字韵有邦彦《祭王夫人文》曰:

婉静柔嘉，由生而知;母仪妇则，宗党所推。气温色庄，门内谐熙，家肥子良，侍养孔时。凡所可褒，无一或亏，虽究百年，孰云非宜?云何不淑，奄及大期!呜呼哀哉!

某托婚自昔，德门是归，衔哀去职，蒙被恩私。空馆见居，饮哺寒衣，日月几何，终天永违。恤隐之仁，莫报毫厘，设醊告诚，又远穗帏，缄辞千里，用写我悲。 首先可断此祭文为邦彦祭自己夫人之文，非为人代作。因古人若为人代作祭文或代作别文，题首则必冠以“代”字。而邦彦《祭王夫人文》，题首既无“代”字，文内亦直云“某”，则知其非为人代作，乃为邦彦祭自己之夫人明矣。罗氏亦持此说，在《清真集笺》中，于此文后“附记”曰:“据此，知清真妻氏王，贤淑，卒时清真服官于外。”第一段乃歌颂王氏夫人之妇德，第二段述与夫人结缡始末，所谓“衔哀去职”，即依制丁母忧离任;所谓“蒙被恩私”，即丁母忧服除后与王氏夫人结缡也。因宋有服丧期内不听乐、不婚娶、不应试的规定，故邦彦与王氏夫人成婚，只能在服除之后。不佞在《周邦彦两入长安考》 （《文学遗产》2002年第3期） 一文中，曾考出邦彦在其父卒前即已成婚，而此王氏夫人乃在其母服除后始与邦彦结缡，则此王氏夫人并非原配，而为续弦明矣。

其实此王氏夫人卒于邦彦为选人或为京官时。何以知之?据《宋史·职官十》记“叙封”之制，知宋代封曾祖母、祖母、母、妻之制凡四等:曰国夫人、郡夫人、郡君、县君。升朝官以上始封，京官及选人则不具备封妻之资格。此文仅谓“夫人”而上无叙封，则知其王氏夫人卒时邦彦官尚小，为京官或选人，不足以对其封妻耳。

选人且不必说，至于京官，拙文《新证》已经考出，其由选人国子监主簿改为京官秘书省正字在哲宗元符元年（1098）三月十八日。其后之仕履，校书郎亦为京官，然《宋史》本传仅谓“历校书郎、考功员外郎”，未指明具体时间，《东都事略·文艺传》与《咸淳临安志·人物传》均谓“徽宗即位，为校书郎”，可补《宋史》之不足。《遗事》据此断为建中靖国元年（1101）为校书郎，《年谱》谓“当在元符末、建中靖国元年”，为不定语气。然哲宗崩于元符三年（1100）正月己卯（正月十二日），徽宗即位，《长编》卷五二○载:“庚辰（正月十三日），大赦天下”，“戊子（正月二十一日），观文殿大学士太子少师致仕苏颂为太子太保，右正议大夫资政殿学士致仕王存为左正议大夫，群臣皆以次叙迁”。新皇帝登极覃恩群臣亦为常例，则邦彦为校书郎在元符三年正月而非建中靖国元年，《遗事》误，《年谱》不确。又，《新证》已经考出邦彦于崇宁元年（1102）即转为考功员外郎，已是朝官之第五阶，也就是说，邦彦为京官只能在元符元年（1098）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之间。然据《新证》，知邦彦于建中靖国元年外任睦州，而睦州与钱塘为邻郡，祭文不应谓“缄辞千里，用写我悲”，故又知王氏夫人卒之下限必在元符元年（1098）至元符三年（1100）三年之间。

不惟如此，王氏夫人卒之下限，还可从邦彦三首悼亡词中得到佐证。题曰“寒食”之《应天长》词曰:

条风布暖，霏雾弄晴，池塘遍满春色。正是夜台无月，沉沉暗寒食。梁间燕，前社客。似笑我、闭门愁寂。乱花过、隔院芸香，满地狼籍。  长记那回时，邂逅相逢，郊外驻油壁。又见汉宫传烛，飞烟五侯宅。青青草，迷路陌。强载酒、细寻前迹。市桥远，柳下人家，犹自相识。

此词“夜台”，周词版本多作“夜堂”，于意未洽。宋人陈元龙释调名曰“乐天诗:‘天长地久无终毕。’词咏调名，则应为悼亡之作”;又，据《钦定词谱》，知“夜堂”为“夜台”之讹，更可确定此词为悼亡之作。“夜台”，即坟墓，亦借指阴间。沈约《伤美人赋》:“曾未申其巧笑，忽沦躯于夜台。”“芸香”，本为香草，花叶香气浓郁，可入药，能驱虫、驱风、通经，妨蠹虫蛀书，故代指秘书省藏书、校书处，亦代指校书郎与书职。词既用“芸香”典，则知其必写于在书职期间。秘书省正字与校书郎均为书职，现知周邦彦自元符元年（1098）至元符三年（1100）在书职，《应天长》词当写于此期间，《祭王夫人文》亦当写于此期间，其王氏夫人卒年亦当在此之前。祭文谓“缄辞千里，用写我悲”，则知其王氏夫人葬于故里钱塘，而邦彦却在汴京故也。如以为单凭此词有孤证之嫌，那么再看《过秦楼》词:

水浴清蟾，叶喧凉吹，巷陌马声初断。闲依露井，笑扑流萤，惹破画罗轻扇。人静夜久凭阑，愁不归眠，立残更箭。叹年华一瞬，人今千里，梦沉书远。  空见说、鬓怯琼梳，容销金镜，渐懒趁时匀染。梅风地溽，虹雨苔滋，一架舞红都变。谁信无聊，为伊才减江淹，情伤荀倩。但明河影下，还看稀星数点。

《世说新语·惑溺》:“荀奉倩（荀粲字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词用荀粲因妻死而伤神典，显系悼亡之作。《瑞鹤仙·暖烟笼细柳》词亦应为悼亡之作，此不赘。

王氏夫人既卒于邦彦任书职期间，亦即元符元年（1098）至元符三年（1100）之间，则其母卒之下限起码当在此之前三年，亦即元符元年（1098）改秘书省正字之前，因三年服除后才能与王氏夫人结缡故也。据此，知邦彦母之卒只能在教授庐州及知溧水期间。然溧水与钱塘正好南北相望，《帖》不应谓“此月末挈家归钱塘，展省坟域，季春远当西迈”，“西迈”者，西去之谓也，溧水岂能西去乎?故又知其母必卒于教授庐州时无疑。

依宋守丧之制，名曰三年，实际上为二十七个月，《宋史》卷一二二《礼二五》与卷一二五《礼二八》记之甚详，可参观。设若邦彦刚至庐州任不久，亦即元祐三年（1088）六、七月间其母即卒，邦彦依制守丧，至元祐五年（1090）九、十月间始服除，服除后与王氏夫人成婚，婚后即携王氏夫人再赴庐州教授任，祭文又有“空馆见居，饮哺寒衣”之句，与教授官职低微之情状亦复相当。六年底复归钱塘展省坟域，元祐七年（1092）春又赴庐州，则与《帖》所云全合。又设若其母卒于元祐四年（1089）二、三月，则至元祐六年（1091）五、六月服除，与王氏夫人成婚后即赴庐州任，又于当年冬再归钱塘“展省坟域”，七年春再赴庐州，亦可通。但若再将其母卒年推迟，比如推至元祐四年（1089）六、七月间，则至元祐六年（1091）九、十月间服除，与王氏夫人成婚后再赴庐州，但刚至庐州不暇暖席，复又东归，似不符常理;若于七年冬归钱塘，则来年春已至八年，当赴溧水任，又与“西迈”不合矣。如此考察排比，知邦彦母之卒，只能在元祐三年（1088）六、七月至元祐四年（1089）二、三月之间，虽无确切资料予以证明，亦当无大谬。

且若不计母丧，则邦彦在庐州教授任竟达五年之久，不符三年一任之常制。而宋制所谓三年一任者，乃整言之，实际上为三十个月 （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二三）， 若除去为母守丧之时间，则在庐州教授任正好三十个月有余，与宋制刚好相符。

三 邦彦何以至元符元年始改官?

不敏在《新证》中，曾指出邦彦于元符元年“改秘书省正字”，乃“改官”之“改”，非“改变任命”之改。但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决:即按宋代改官之制，选人经三任六考，有举主五人，即可磨勘改官。那么邦彦自溧水任归朝时何以又未改官呢?要弄清这个问题，还须据宋代官制与邦彦之仕履行实进行综合考察。

邦彦何时由教授庐州改知溧水?强焕《题周美成词》曰“待制周公，元祐癸酉中为邑长于斯”，“元祐癸酉”即元祐八年（1093）。现在看来，这是记邦彦至溧水任的最早资料，故《遗事》与陈思《清真居士年谱》均据此断为元祐八年春知溧水。县令当然为小官，但亦不能仅据此即以为沉沦下僚，而是由选人改官的必由之路。《长编》卷四三○即明确记选人改官必须有县令资序，而诸州教授是不能直接改官的。谓邦彦为溧水令即为沉沦下僚，岂其宜乎?至如离溧水任，《宋史》本传仅谓“知溧水县，还为国子主簿”，未明言还朝之具体年月。《年谱》以为在绍圣三年，《遗事》后附年表在绍圣三年下云:“尚在溧水任作《插竹亭记》。”在绍圣四年下云“还为国子主簿当在此数年”，为不定语气，后之论邦彦者多从王氏，以为还朝在绍圣四年。其实以宋制三十个月一任计之，邦彦于绍圣二年八月底已任满，最迟亦当在是年九、十月间闻命，无久留之理，十一月当即离任还朝。况且《建康志》卷二七“溧水县厅壁县令题名”即明谓:“周邦彦元祐八年二月到任，何愈绍圣三年三月到任。”何愈既于绍圣三年三月到任，邦彦又岂能于四年始离任之理?此可视为邦彦于绍圣二年十一月离溧水内调之明文。不惟如此，《花犯》词亦可视为邦彦于绍圣二年十一月离溧水之佐证，其词曰:

粉墙低，梅花照眼，依然旧风味。露痕轻缀。疑净洗铅华，无限佳丽。去年盛赏曾孤倚，冰盘共燕喜。更可惜，雪中高树，香篝熏素被。  今年对花最匆匆，相逢似有恨，依依愁悴。吟望久，青苔上，旋看飞坠。相将见、脆丸荐酒，人正在、空江烟雨里。但梦想、一枝潇洒，黄昏斜照水。

此词作于溧水盖无疑义，且前人早已发现其按年纪事。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引黄蓼园云:

总是见宦迹无常，情怀寞落耳，忽借梅花一写，意超而思永。言梅犹是旧风情，而人则离合无常，去年与梅共安冷淡，今年梅正开而人欲远别，梅似含愁悴之意而飞坠。梅子将圆，而人在空江中，时梦想梅影而已。

罗忼烈先生在《周清真词时地考略》 ⑦ 一文中云:

观起调，所赏亦县圃之梅。黄升曰:“此只咏梅花，而纡余反复，道尽三年间事。昔人谓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余与此词亦云。”所谓“三年间事”，盖以“依然旧风味”为前年事，“去年盛赏”为昨年事，“今年对花”为此年事，共三载也。以前咏梅之作，未见离思，当是前年或去年之什。“今年”云云，疑是还京命下，将别去矣。“相将见”数句，则又结想于未来者。……此词疑作于绍圣三年冬，盖将循水道去溧水而之汴，故结拍云云。

四家均体察细密，所言极是。然以邦彦仕履原之，“前年”似当为元祐八年，此年二月到任，起码正月即至溧水，亦正是梅开之期。“去年”则为绍圣元年，“今年”为绍圣二年，在溧水任三年皆及之。二年十一月离任还朝，其时梅尚未开或开而未久，正所谓“今年对花最匆匆”、“脆丸荐酒”时也，亦诚如黄蓼园所谓“梅子将圆，而人在空江中，时梦想梅影而已”。似作此解更合乎情理。

邦彦为其母守丧与改官之时间亦可互证。如邦彦母不卒于教授庐州时，则至绍圣二年七月溧水任满时已将近七年有余，何以却未改官耶?此可反证邦彦为母守丧当在其时。但这儿又牵扯到宋代官制中一个问题:即凡进入京朝官序列之士人，只要经过四年磨勘，不缺考课，无论差遣任期是否已满，寄禄官即届时照转不误。然而选人改官却不同，前任差遣期已满，只要差一年乃至一两月考课，亦不能改官，必须等到下一任差遣期满，始能改官。故由选人改官，除超擢者外，一般均要延期一二年甚至更长。刚好出仕六年即改官者，则为巧合耳。因为若除去守丧的时间，则邦彦教授庐州与知溧水之时间合计，实五年又五个月，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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