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日，郡集于庾楼。楼正对庐山之双剑峰，北临大江，气象雄丽。自京口以西，登览之地多矣，无出庾楼右者。楼不甚高，而觉江山烟云皆在几席间，真绝景也。庾亮尝为江、荆、豫州刺史，其实则治武昌。若武昌南楼名庾楼，犹有理。今江州治所，在晋特柴桑县之湓口关耳，此楼附会甚明。然白乐天诗固已云“浔阳欲到思无穷，庾亮楼南湓口东”，则承误亦已久矣。张芸叟《南迁录》云:“庾亮镇浔阳，经始此楼。”其误尤甚。 （卷三）
对于苏轼，陆游一向怀有最高的敬意，这不仅仅是由于苏轼的杰出文学成就，也是由于苏轼崇高的人格精神。陆游曾称誉苏轼说:“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忠臣烈士所当取法也。” ⑦ 他在入蜀途中对苏轼的流风遗韵极为留意，仅在《入蜀记》中提及苏轼的就有十二处之多，上引第一则就是其中之一。黄州是苏轼的贬谪之地，也是苏轼的文学事业首次大放异彩的地方，他的别号“东坡居士”就得名于黄州的一处地名。而今陆游亲临当年苏轼啸傲风月的地方，怎能不思潮澎湃呢?“东坡”、“雪堂”，自是当年苏轼的经行憩息之地。连“小桥”、“暗井”这种极为常见的地名，竟然也是得名于苏轼的名章迥句。陆游每到一处，即将所记诵的苏轼名句与眼前景象对照勘察，仿佛是随在苏轼的杖履之后一路经行，难怪他要感慨万千，流连忘返了。整段文字中充溢着对昔贤的景仰之情和对时代变迁的沧桑之感，读来娓娓动人。
第二则是对南唐史事的感叹、议论。陆游是南唐史专家，对南唐一朝的史事了然于心。当他来到采石矶，目睹了当年樊若冰暗测江面留下的遗迹，不免要对这件与南唐亡国直接有关的事件评论一番。陆游是宋臣，对本朝平定南唐当然是拥护的。然而他对樊若冰因个人不得意遂卖国投敌的行为却不以为然，故再三强调宋朝灭南唐事出天意，不是樊若冰个人的举动所能决定的。不但如此，他还在此节之末引北宋张耒《平江南议》的意见，认为宋朝对樊若冰应该“正其叛主之罪而诛之”，并评论说:“文潜此说，实天下之正论也。”南宋虽是南唐的敌国北宋之沿续，但在面临来自北方强敌的威胁而将长江视作边防要地的形势上却与南唐非常相像。在陆游所处的年代里，尤其需要号召国人忠君爱国、抵御侵侮的精神，所以陆游对樊若冰那种投敌求荣的行为持批判态度，不足为奇。此外，陆游对南唐君臣文恬武嬉终致亡国的史实也深为慨叹，如果联系南宋小朝廷的黑暗现状，“暗且怠”三字难道不正是实有所指的微言大义!在指点江山之中评说历史，正是此段文字在内容上的特点。
第三则对江州“庾楼”的景观作了描绘，并考辨此楼不应以晋人庾亮命名。陆游指出庾亮当年任江、荆、豫州刺史，其治所是在武昌，所以只有武昌的南楼才能称为“庾楼” ⑧ ，而前人白居易、张芸叟等人的诗文将江州之楼称作“庾楼”都是出于误传。陆游在此处充分发挥了他长于史地考订的长处，先指出庾亮作镇之地不在江州，再说明眼下的江州治所在晋时仅是一个小镇，此处的一座楼当然与庾亮没有什么关系。此类以考订见长的文字在《入蜀记》中相当常见，这是这部笔记受到后人重视的原因之一。而我在本文中对此予以重视，则是由于它们思路灵动多姿，文笔清丽可诵，绝不同于枯燥烦琐的纯考证文字，故而具有较浓的文学意味。
《入蜀记》中更引人入胜的是那些融写景、论史与抒情于一炉的段落，有些片断简直就是一篇独立的小品佳作，试举一例:
（十月）二十一日，舟中望石门关，仅通一人行，天下至险也。晚泊巴东县，江山雄丽，大胜秭归。但井邑萧条，邑中才百余户。自令廨而下皆茅茨，了无片瓦。……谒寇莱公祠堂，登秋风亭。下临江山，是日重阴微雪，天气飘，复观亭名，使人怅然，始有流落天涯之叹。遂登双柏堂、白云亭。堂下旧有莱公所植柏，今已槁死。然南山重复，秀丽可爱。白云亭则天下幽奇绝境，群山环拥层出，间见古木森然，往往二三百年物。栏外双瀑泻石涧中，跳珠溅玉，冷入人骨。其下是为慈溪，奔流与江会。予自吴入楚，行五千余里，过十五州，亭榭之胜，无如白云者，而止在县廨厅事之后。巴东了无一事，为令者可以寝饭于亭中，其乐无涯。而阙令动辄二三年，无肯补者，何哉? （卷六）
作者在萧瑟秋风中登上“秋风亭”，缅怀当年名臣寇准贬谪至此的事迹，遂产生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叹。又想到江山如此秀美，却因地僻人贫，竟然无人愿意来此作令，更是慨叹不已。应该说，前后两种慨叹本是有矛盾的，可是由于作者是触景生情，兴之所至，笔亦随之，所以反而显得真切动人。寇准本是陆游景仰的前贤 ⑨ ，他当年被谮远谪而流落至此。如今陆游离乡万里来到此地，又适逢“重阴微雪”的萧条天气，怎能不生天涯流落之感?可是巴东的江山之美毕竟唤起了陆游的极大好感，想到这里地僻政简，作令者正可优游逍遥，便又对“阙令”之事表示不解。前者是一个离乡万里游宦至此的陆游的真情实感，后者则是一个富于诗人气质且热爱山水的陆游的真情实感，两者通过穿插在文中的景色描写和谐地融合起来了。这正是《入蜀记》这种特殊文体所独有的优点:它只是逐日记事的笔记，而不是精心谋篇的独立篇章，故而自由挥洒，随意行止，读来分外觉得亲切。
三
如果只有上述两类内容的话，《入蜀记》也许与其它宋代笔记的题材没有很大的区别。然而事实上它还有相当丰富的其它内容，体现了陆游观察生活的独特视角，那就是作者对普通的人民也很关心，对沿途的风土、民俗乃至生产、生活情形都觉得趣味盎然，与此有关的片断是《入蜀记》中最富有生活气息的部分。
首先，《入蜀记》中有一些为普通人所画的人物素描，例如:
（毛）德昭极苦学，中年不幸病盲，而卒无子。……其盲后犹终日危坐，默诵六经至数千言不已，可哀也。 （卷一，六月六日）
庙中遇武人王秀，自言博州人，年五十一。完颜亮寇边时，自河朔从义军，攻下大名，以待王师。既归朝，不见录。且自言孤远无路自通，歔欷不已。 （卷一，六月二十五日）
有嘉州人王百一者，初应募为船之招头。招头者，盖三老之长，顾直差厚。每祭神，得胙肉倍众人。既而船户赵清改用所善程小八为招头，百一失职怏怏，又不决去，遂发狂赴水。予急遣人拯之。流一里余，三没三踊，仅得出。 （卷五，九月二十八日）
第一则写终身潦倒而苦学不已的读书人，第二则写曾抗金立功但没有得到任何封赏的战士，他们都是默默无名的失意之人，陆游对这两类人物都很看重，故笔下充满着感情，自不必多言。第三则写一个性格急躁的船工，失去“招头”（即水手长）的职务后，竟至投江自尽。寥寥几笔，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形象栩栩如生。此类内容，也许是那些自视高雅的文人墨客所不屑措意的，可是它们被写得何等生动有趣!
其次，《入蜀记》中对沿途所见的风土民俗的叙写相当常见，随意点缀，涉笔成趣。例如下面这种比较罕见的生产情景:
抛大江，遇一木筏，广十余丈，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鸡犬、臼碓皆具。中为阡陌相往来，亦有神祠，素所未睹也。舟人云此尚其小者耳，大者于筏上铺土作蔬圃，或作酒肆，皆不复能入夹，但行大江而已。 （卷四，八月十四日）
妇人汲水，皆背负一全木盎，长二尺，下有三足。至泉旁，以杓挹水，及八分即倒坐旁石，束盎背上而去。大抵峡中负物率着背，又多妇人，不独水也。有妇人负酒卖，亦如负水状。呼买之，长跪以献。未嫁者率为同心髻，高二尺，插银钗至六只，后插大象牙梳，如手大。 （卷六，十月十三日）
运河水泛溢，高于近村地至数尺，两岸皆车出积水。妇人、儿童竭作，亦或用牛。妇人足踏水车，手犹绩麻不置。 （卷一，六月八日）
第一则写飘浮在江中的大筏，居然有数十户居民居住在筏上随波逐流。这当然是没有土地的贫民的无可奈何之举!二、三两则写劳动妇女的生活情景，前者展现了一幅三峡沿岸的劳动妇女的画卷，她们背负重物之情状以及其发髻装饰皆历历如画;后者写运河边的妇女同时进行两种劳作，其辛苦劳顿不言自明。
其三，《入蜀记》中也记载了其它有趣的生活插曲，例如下面两则:
（六月）二十五日，早以一豨、壶酒谒英灵助顺王祠，所谓下元水府也。祠属金山寺，寺常以二僧守之，无他祝史。然榜云:“赛祭猪头，例归本庙。”观者无不笑。 （卷一）
（六月）二十六日，五鼓发船，是日始伐鼓，遂游金山。……山绝顶有吞海亭，取毛吞巨海之意。登望尤胜。每北使来聘，例延至此亭烹茶。金山与焦山相望，皆名蓝，每争雄长。焦山旧有吸江亭，最为佳处，故此名“吞海”以胜之，可笑也。 （卷一）
金山寺与焦山寺是镇江的两处名刹，也是该地的两处名胜。寺庙僧人本应六根清净，与世无争，然而金山寺的僧人却不但垄断了水神庙的祭神猪头，而且出榜公示。佛门净地居然收进去许多猪头，难怪观者要大笑了。该寺的僧人还为了与焦山寺争胜，为亭子取名“吞海亭”来压倒后者的“吸江亭”，这哪里像是遁入空门中人的作为!陆游并不反对佛教，他此次路经金、焦二寺时还曾与焦山长老定圜、金山长老宝印相晤，只是当他看到僧人们的世情俗态时，便不免忍俊不禁了。这种生活气息浓厚的小插曲，使《入蜀记》宛如一幅千里长江的风俗画卷，读来饶有趣味。
四
《入蜀记》从两个方面记载了作者的旅行状况，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旅行笔记。现分述如下:
首先，《入蜀记》记载了作者奉朝廷之命赶赴任所的经过，为后代读者提供了关于宋代官差旅行的丰富资料。
一、赶赴远处任所不必日夜兼程，赴官者可以从容为之。陆游从乾道五年（1169）年底接到任命，迟至次年闰五月才动身赴任。如果说这是因病而迁延，那么他已经上路之后仍然“行道迟迟”，走了五个多月方到达夔州，就只能说他并未把王命看得急如星火了。《入蜀记》中对陆游一路上的情形有详细的记载:他不但沿途访亲问友，而且每逢名胜古迹，都要停留数日，以尽观览之兴。例如他在闰五月十八日动身以后，至二十日已达临安，在临安逗留十日，省兄访友，游览西湖，至六月一日才离开。又如他于六月十七日抵镇江，又停留十日，到二十八日才渡江至瓜洲。其后他行经建康府、庐山、鄂州等地，也都停留五日以上。难怪他在此行途中不但写了《入蜀记》六卷，而且作诗九十多首，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二、远行赴官者的盘缠必须自筹，但是政府也提供一定的旅行便利。陆游入蜀，就是靠亲友的资助才凑足了路费 ⑩ 。但是当他上路之后，一路上也曾得到官府的照应。八月三日，陆游行至江州，“始得夔州公移” （卷三） ，也就是说夔州官府已有文书前来。至二十三日，陆游行至鄂州，“夔州迓兵来参” （卷四） ，即夔州方面已派士兵来迎接。九月十日，陆游行至石首县附近，“遣人先至夔” （卷五） ，所遣之人当即夔州派来迎接的士兵。九月二十一日，陆游在江陵府，“刘帅丁内艰，分迓兵之半，负肩舆自山路先归夔州” （卷五） 。可证夔州派来的“迓兵”人数不少 11 。从这些记载可见南宋时官府对地方官的赴任之行是有所安排照应的。而陆游在路经所有的州府时都得到当地长官的宴请接待 （《入蜀记》中记载甚多，文繁不录） ，那些官员并非都是他的旧交，可见地方官府本有接待过路官员的责任。
其次，《入蜀记》中详细记载了作者乘舟旅行的过程，为后代读者提供了关于宋代长江航运的丰富资料。
一、陆游此行除了在临安时曾一度搭乘官船以外 12 ，一路上都是租船而行。《入蜀记》中的租船记载始于镇江，那正好是长江航行的始点:“（闰五月）二十日，迁入嘉州王知义船。” （卷一） 至二十九日又记云:“舟人以帆弊，往姑苏买帆，是日方至。” （卷一） 可见船主为了在长江上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