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创作素有“诗史”(《坚瓠补记》)、“小李白”(罗大经：《鹤林玉露》)之称。从这称呼可见，他既与杜甫、李白的诗歌有着师承关系，而且还可见陆游的创作特色，既有现实主义精神，又带浪漫主义色彩，并且二者结合的十分紧密。

        陆游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丰产的一位诗人，他曾说自己是“六十年间万首诗”。陆游一直活到86岁高龄，至到84岁还是“无诗三日却堪忧”。在这近万首诗中，内容相当丰富，几乎涉及了南宋后期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突出反映了当时时代的社会面貌，真实而又深刻地反映出时代的主要矛盾——阶级、民族矛盾。“多豪丽语，言征伐恢复事”（同前）这很接近杜甫的风格，因而获得一代“诗史”的称誉，“放翁学力也似杜甫”（《后村先生大全集：诗话》)，在陆游近万首诗中，律诗、古诗占绝大多数，他的律诗写得精警、凝炼，“无意不搜而不落纤巧，无语不新而不事涂泽，实古来诗家所末见”(赵翼：《瓯北诗话》)；他的古诗写得纵横、奔放，“才气豪健，议论开辟，引用书卷，皆驱使出之，而非徒以数典为能事。意在笔先，力透纸背。有丽语而无险语，有艳词而无淫词”（同前）。他的七言古诗深受李白的影响，慷慨激昂，乐观自信，在构思和手法上带有李白式的豪放、挥洒色彩，因此，在当时就被称作“小李白”。“小李白”的来由还有一段佳话：宋孝宗赵 很喜欢文学，一日他和左枢密史周必大谈起当今文坛的一些名家，问谁能比得上唐代的李白?必大回答“惟有陆游”。从此大家都称陆游为“小李白”。当然这一称誉不光是皇帝恩赐的了，主要还是陆游诗歌本身具有李白特色所决定了的，这是后话。

（—）

        陆游的现实主义与杜甫的师承关系。

        陆游开始写诗曾在陶渊明和唐代诗人中摸索自己的创作道路，但好长时间没有找到。18岁认曾几为师后，开始步入江西诗派大门，学到“一祖三宗”的不少诗法，并在炼字造句、用典、讲究对仗等方面成效甚佳。后来他又逐步从形式主义，为艺术而艺术脱离现实的窠臼中摆脱出来，他把时代的要求和江西诗派一些创作方法统一起来，熔铸屈原以下，特别是杜甫之长，实现了吕本中所提出的、并没能解释清楚的“波澜之阔”问题(《曾几东莱先生诗集后序》)，可以说是对江西派的发展。像“五更落月移树影，十月清霜侵马蹄”(《马上》)、“县近欢欣初得荣，江回徒倚忽逢山”(《晚泊松滋渡口》)、“看镜不堪衰病后，系船最好夕阳村”(同前)、“常以曲栏贪看水，不安四壁怕遮山”(《巴东令廨白云亭》)等诗句，可以看出在锤炼、自在、苍老、生动上的功夫，颇有杜甫诗之神韵了。当年黄庭坚学杜甫《客从南溟来》、《朝行青泥上》、《壮游》、《北征》等没能做到，陆游却做到了。特别是入蜀(46岁)以后，尤其是在南郑所作的诗，变化很大，“诗家三昧忽见前”(《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他已摸索出自己的创作道路，即在完美形式基础上又熔铸积极的思想内容：丰富多彩的生活，积极的人生观，坚强的生命力，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收复沦陷区的雄心大志，胜利的预感等，都一起涌现出来。总的讲，这个时期的诗里充满了坚强的生命力和胜利的欢笑；诗风也变得沉雄、轩昂，每个字都像从字面上跳出来一样。

陆游的作品“寄意恢复，书肆流传”(《四朝闻见录》)，许多诗作都洋溢着恢复中原、统一祖国的愿望和英雄无路、壮志未酬的悲愤，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陆游是南宋爱国主义士大夫的典型，他的一生都是在民族忧患中度过的，他目睹统治者偏安江南，妥协投降的行为，深受投降派的打击迫害，他在动荡游离中饱尝了忧患。正是这一切构成了陆游诗歌的基本主题——要求恢复中原、统一祖国。可以说爱国主义是贯穿陆游诗歌创作的一条红线。“老自自悯归耕久，无地能捐七尺躯”(《闻蜀盗已平献城庙社喜而有述》)、“报国欲死无战场”(《陇头水》)、“报国无期涕每倾”(《不寐》)，这是写他的痛苦在于捐躯无天地，不能为国出力，只能高吟“为国忧民空激烈”的悲壮诗句。“我亦思报国，梦绕古战场”(《鹅湖夜坐书怀》)，就是在梦境中也念念不忘收复中原。“为国死封疆”、“为国戍玉关”、“死前恨不见中原”、“誓捐一死报天子”、“为君王取旧山河”等，耿耿不忘的仍是要报效国家，对敌作战，收复失地，至到临终报国信念仍不衰，“吾侪日益老，忠义传子孙”，对后代寄予希望，并嘱咐儿子“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

“亘古男儿一放翁”(梁启超《读陆放翁集》)，英雄的诗人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诗中始终洋溢着爱国热忱和坚定不移的信心，这与杜甫那忧国忧民的深沉怀抱是一脉相承的。陆游继承了屈原、杜甫的爱国主义诗歌传统，在诗中充分展现了现实主义精神，这与杜甫那敢于面对现实，讽谕时事，积极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痛苦，在现实政治斗争中走现实主义道路是有师承关系的。正如杨万里所言，“重寻子美行程旧，尽拾灵均怨句新”。陆游确实“继承了屈原那反抗误国的权臣、至死不悔的伟大精神，继承了杜甫那种盼望朝廷克服地方割据势力并揭露当时种种弊端的严正立场”(游国恩、李易《陆游选注》前言)。

        杜甫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安史之乱前后，不管现实多么黑暗，政治多么腐朽，他都敢于面对现实，大胆揭露矛盾，讽谕时事，表明自己态度，指出解决途径。杜甫竭力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痛苦，在他笔下的人民是勤劳、勇敢、善良的；他爱人民的淳朴和率直，并不断探索造成人民贫困的原因：他认为一方面是由于开边战争和军阀混战破坏了生产，造成人民死亡。另一方面来自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这些与陆游那敢于揭露卖国集团只求妥协苟安、抨击投降派丑恶嘴脸并进行斗争的作品，与关注同情沦陷区人民的苦难，“忧国复忧民”的作品，也是息息相通的。   

        至于热爱生活，描写日常生活的作品，陆游与杜甫则有更多的相似之处。首先是选材广泛，“一草一木，一鱼一鸟，无不裁剪入诗”(赵翼《瓯北诗话》)。其次是善于发现那些微小的，不被人注意的美好事物，并给予满腔热情流于笔端，如春雨、细麦、春耕、双燕、娇莺、秋花、梅花、老妪、老农、农民生活、农村风光等，无不入诗；一经点化，则诗意盎然，活灵活现。杜甫是以体物察情细节入微而见长的，如《五百字》中的“酒肉臭”、“冻死骨”的“臭”字、“冻”字，都表现了他观察的细致、描写的深刻。陆游的观察力也是很深刻的，如“富豪役千奴，贫老无寸帛”(《岁暮感怀》)、“有司或苛取，兼并亦豪夺；正如横江绸，一举孰能脱！”(《书怀》)这颇似杜甫那“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他们对贫富悬殊及造成原因所见略同。另外杜甫对妻子、儿女有着深沉的感情，陆游对妻子、儿女，特别是对前妻唐琬感情非常真挚，“伤心桥下看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沈园》)，揪人心肺。

        笔者认为热爱生活与热爱国家、热爱人民是一致的，前者是后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试想一个不爱生活的人，是很难想象他会爱国、爱民的；相反，只有热爱生活的人、具有饱满生活热情的人，才会对国、对民、对妻室儿女有执着感情。杜甫、陆游都是热爱生活的人，他们不仅希望自己有个幸福的家，而且也希望“天下寒士俱欢颜”。正因为他们热爱美好的东西，所以才憎恶丑恶的东西，才敢于对黑暗现实、对残害百姓的贪官污吏、对妥协投降派、乃至皇帝老子进行揭露和批评。

        我们知道陆游是古代写七律最多的诗人，而杜甫对七律的贡献也是卓有成效的。陆游的七律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写闲适生活，类似杜甫成都草堂时的一部分诗作，另一类写

郁闷忧愤心情的，类似杜甫夔州以后的作品。一般地讲，他们都侧重写实，尤其后一类反映时事，抨击朝政，抒写忧国忧民的感情，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时代的面貌。就陆游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手法而言，很有杜诗风格。杜甫的七律创出了沉雄悲壮，慷慨激昂的风格，而陆游的七律则以豪纵气势，悲壮的色彩，浓郁的抒情，高度的概括见长。

        杜甫所面对的现实是腐朽黑暗的，统治压榨是残酷的，人民生活是苦难深重的，正是由于他对人民痛苦产生共鸣，才写出了《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三首》，乃至“三吏”、“三别”。陆游所面对的是始终以苟且偷安为基本国策的统治者，在爱国与卖国、抗战与投降的斗争中，陆游屡遭打击，杀敌报国之志一直不得实现。到南郑前线好容易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可不到一年时间就被调职、贬退，他由镇江到南昌，再由南昌到夔州，一官万里，职位不变(仍是通判)，可是路却越走越远。他虽多次被冷落，自谓“身如林下僧”，但其态度一直是“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卜算子·咏梅》)，爱国热情一直没消退。一官万里虽可悲，但他感到这是一个为国建功立业的好机会。陆游74岁曾作《三山杜门作歌》五首，调子与杜甫的《同谷七歌》很相近，杜甫写出了他在穷困中的气概，陆诗在这基础上更表现出他不和权贵同流合污的品质。这些诗显得更成熟些。

        陆游诗虽学杜甫，但他的思想感情却是意气风发，雄伟阔大的。两人虽都侧重写实，但陆游写实却多写主观感受(这点类似李白那带强烈主观感情色彩的诗歌形象)，而不作具体描绘，既不作杜甫那样的叙述，也不作白居易那样的夹叙夹议，而是形成自己概括性强、抒情性强的特点。他的诗很少具体的铺叙和细致的刻画，而多是把现实内容高度浓缩在一首诗或一、二句诗中，以抒发个人对现实生活的主观感受。如《书愤》就是把向往、愤慨的现实内容高度浓缩在一首诗当中，他向往“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那样的战斗生活。他愤慨“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见斑”的壮志难酬。《关山月》则是通过关山以内的尽兴浅斟低唱，无休止的轻歌漫舞；关山本身戍楼内生者苍苍白发，戍楼外白骨累累；关山以外沦陷区人民惨遭屠杀、蹂躏，由远及近，高度概括出爱国与卖国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又如他从山阴起程到夔州上任的160天路程中他记下了泊瓜州、观秋浦、游东坡、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