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经过长期的发展，律诗在初唐的后期最终得以定型。不过，对于谁是律诗形制的定型者，以及律诗定型的准确时间，学者们尚有争议。在本文中，笔者试图通过对一部重要的、但却鲜为利用的文本——《珠英学士集》的研究来解决上述问题。

《珠英学士集》是在武后时期（690-705）编纂的一部诗歌选集。公元七0 0年，武后诏学士四十七人修《三教珠英》。此后，这些人便被称为“珠英学士”。这些“珠英学士”皆为诗人兼学者，有的还是当时最知名的诗人。因而，编纂《三教珠英》的过程，同时也促进了他们的诗歌创作。公元七0一年，当《三教珠英》最终修成之际，崔融编集的《珠英学士集》也同时问世。目前，全帙的《珠英学士集》已经散佚，仅存敦煌遗书中的两个写本残卷，即“伯三七七一”[1] 和“斯二七一七”[2]。王重民最先证实了这两个写本残卷就是《珠英学士集》的残存文本，并阐述了它和《三教珠英》之间的关系。[3] 在有关这两个写本残卷的其他研究中，吴其煜的两篇论文尤其值得注意。[4] 在这两篇论文中，吴其煜考察了这部诗歌选集的书目著录情况，研究了其编集者，并介绍了《珠英学士集》中所选诗人的履历。

传统看法认为，沈佺期（-713?）和宋之问（656-712）这两位珠英学士是律诗形制的定型者。作为《珠英学士集》的编集者及“珠英学士”之一，崔融也为律诗形制的定型贡献了一部文本，即《唐朝新定诗体》。如果仔细考察“珠英学士”所使用的诗歌形制，或许将有助于解答律诗的最终定型这一问题。

“珠英学士”与《珠英学士集》的诞生

《珠英学士集》是编纂《三教珠英》过程中的副产品。初唐时期，无论官方，还是私家，都对纂辑类书投入了极大地热情。[5] 在初唐一百年中间，大约纂辑了二十部类书，而《三教珠英》则是其中篇幅最大的一部。[6] 王溥（922-982）《唐会要》云：

大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麟台监张昌宗撰《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成，上之。初，圣历中，上以《御览》及《文思博要》等书，[7] 聚事多未周备，遂令张昌宗召李峤、阎朝隐、徐彦伯、薛曜、员半千、魏知古、于季子、王无竞、沈佺期、王适、徐坚、尹元凯、张说、马吉甫、元希声、李处正、高备、刘知几、房元阳、宋之问、崔湜、常元旦、杨齐哲、富嘉謩、蒋凤等二十六人同撰。于旧书外更加仙、道二教，及亲属、姓名、方城等部。[8]

后来，这部类书的名称更改了，正如王溥所记载的：

开成二年……其年十月，敕改天后朝所撰《三教珠英》为《海内珠英》。[9]

《资治通鉴》则云：

改元久视；去天册金轮大圣之号。六月，改控鹤为奉宸府，以张易之为奉宸令。太后每内殿曲宴，辄引诸武、易之及弟秘书监昌宗饮博嘲谑。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与文学之士李峤等修《三教珠英》于内殿。[10]

由上述引文，我们了解到，《三教珠英》的编纂始于久视元年六月，成于大足元年十一月，前后历时共计一年半。其范围似远出《修文殿御览》、《文思博要》之右。

由于唐代类书编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文学创作，尤其是帮助诗赋的创作，因而，成于众学士之手的《三教珠英》，对文学创作无疑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旧唐书·阎朝隐传》云：

朝隐修《三教珠英》时，成均祭酒李峤与张昌宗为修书使，尽收天下文词之士为学士，预其列者，有王无竞、李适、尹元凯，并知名于时。[11]

《新唐书·徐坚传》云：

坚……与徐彦伯、刘知几、张说与修《三教珠英》，时张昌宗、李峤总领，弥年不下笔，坚与说专意撰综，条汇粗立，诸儒因之，乃成书。[12]

这些人与其说是学者，更不如说是文人。当类书编纂进展不顺时，这些文人会做些什么呢？这时，他们很有可能聚在一起，吟诗作赋。《新唐书·艺文志》这样记载这些诗人的选集：

《珠英学士集》，五卷，崔融集武后时修《三教珠英》学士李峤、张说等诗。[13]

十二世纪，《郡斋读书志》亦著录《珠英学士集》五卷，并云：

唐武后朝，尝诏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预修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编集其所赋诗，各题爵里，以官班为次，融为之序。[14]

王应麟（1223-1296）在《玉海》中也记录了这部选集的五卷全本，中云：

崔融集学士李峤、张说等四十七人诗，总二百七十六首。[15]

《唐会要》云，预修《三教珠英》者二十六人。但是，据《郡斋读书志》和《玉海》，预修者凡四十七人。除了上引《唐会要》中二十六人的姓名以外，从《资治通鉴》《新唐书·阎朝隐传》（译者按，应为《旧唐书·阎朝隐传》）和《郡斋读书志》的引述中，我们还可以补充张易之、李适、武三思三人。据《新唐书·艺文志》[16]、《玉海》[17]，以及《新唐书》“李适传”、“尹元凯传”[18]，乔侃、刘允济、吴少微（-706）三人也是“珠英学士”。另外，从现存《珠英学士集》中，我们还发现了另一位“珠英学士”：胡皓。崔融和李崇嗣估计也应是“珠英学士”。《旧唐书·崔融传》云：

久视元年（700），坐忤张昌宗意，左授婺州长史。顷之，昌宗怒解，又请召为春官郎中，知制诰事。……长安四年（704），……时张易之兄弟颇招集文学之士，融与纳言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麟台少监王绍宗等俱以文才降节事之。[19]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久视元年十二月（701年1月14日~2月12日），崔融正在朝中任凤阁舍人，[20] 由此，我们得知，《三教珠英》编纂时，崔融正在京师。因而，他自己很有可能也是“珠英学士”。

十二世纪，《唐诗纪事》云：

沈佺期《黄口赞序》云：圣历中，有敕东观修书，黄口飞落铅椠间，奉宸主簿李崇嗣命采花哺之，河东薛曜邀余为赞。[21]

东观是汉代皇家的聚书之所，汉以后，“东观”一词用来指代皇家的著书之所。“东观修书”很有可能就是指修纂《三教珠英》。因而同沈佺期、薛曜及其他“珠英学士”一样，李崇嗣可能也在预修《三教珠英》之列。

这样，在四十七名“珠英学士”中，我们已经知道了三十五人的姓名。在这三十五人中，有些是当时非常知名的诗人，如沈佺期、宋之问、李峤、张说、富嘉謩、吴少微及崔融。他们都是武后统治晚期上层文学集团中的佼佼者。[22]

如前所云，《珠英学士集》现存着敦煌遗书中的两个写本残卷。一个是“斯二七一七”，其开始处便是一个残卷；因为其后之残卷标有“珠英集第五”的字样，所以我们可以推断，这前面的一卷应该是第四卷。另外一个写本是“伯三七七一”。尽管这一写本并未标出卷次，但是，因为其中所有的诗人在官班上均低于“斯二七一七”卷五中的诗人，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伯三七七一”也应是卷五的一部分，并且在原本《珠英学士集》中，应当紧随于“斯二七一七”之后，因为据《郡斋读书志》记载，《珠英学士集》所收诗人乃“以官班为次”。总之，在原本《珠英学士集》中，“斯二七一七”保存有卷四和卷五的一部分，“伯三七七一”则保存有卷五的另一部分。将二者拼合，现存卷四收诗作三十三首，卷五收诗作二十六首及一个半的独立诗行。二卷总计收诗作五十九首，约占全部《珠英学士集》所收二百七十六首诗作的百分之二十。

现存这些诗作的作者姓名如下：沈佺期，十首；李适，三首；崔湜，九首；刘知几，三首；王无竞，七首；马吉甫，两首及一断句；乔备，四首；元希声，九首；房元阳，两首；杨齐悊，两首；胡皓，两首；无名氏，六首。其中有一首无名氏之作《全唐诗》《全唐诗补编》均漏收。[23]

这些诗作中，有一些无疑作于修纂《三教珠英》的一年半期间。例如，沈佺期的《辛丑岁十月上幸长安时扈从出西岳作》[24] 作于公元701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月三日之间，《三教珠英》刚刚修纂完毕。还有一些显然作于此前，作于外省，例如无名氏的《渝州逢故人》[25]，及杨齐悊的《晓过古函谷关》[26]。因此，《珠英学士集》所收之诗，并非仅仅作于修纂《三教珠英》期间者，而是“珠英学士”们各时期作品的综合性选集。也正因如此，所以，它也是武后时期的一部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诗歌选集。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公元701年12月，《三教珠英》已经修成。《珠英学士集》可能即编成于此后不久，最迟不晚于长安四年（704），因为张易之兄弟是在长安四年（704）年初被杀的。也正是在此前后，律诗在朝中被视为已经得以确立。那么，我们不妨就以《珠英学士集》作为考察当时律诗发展情形的一个现代的材料来源。

有些学者也曾利用其他一些材料来考察律诗的确立过程。例如，高岛俊男《初唐时期五言律诗的形成》[27] 将初唐划分为四个时期：高祖和太宗时期（618-649）；高宗时期（649-684）；武后时期（684-705）；中宗时期（705-710）。尽管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划分，但高岛氏所作分期内的诗歌并非皆作于该期之内。例如，他将沈佺期、宋之问、李峤的全部诗歌均划分在第四期内，全然不顾在事实上，他们的许多诗歌乃作于第三期内。所以，高岛氏的研究结论是有问题的。通过选择以《珠英学士集》为考察的中心，我们可以将研究做得更加精确一些。

通过对《珠英学士集》现存敦煌写本的分析表明，在这两卷残本中，近体诗有二十二首，古体诗有三十七首。这里，我们仅以前者作为研究重点。另外，因为几乎所有的这些近体诗中间两联的对仗都十分工整，所以，笔者就不再逗留于这方面的内容，而将主要精力放在这些诗的声律方面。在二十二首近体诗中，有十三首五律，两首七律，五首五言排律，及三首绝句。我们将按照王力《汉语诗律学》所建立的声律准则来考察这些诗作。[28] 尽管这些准则只是一种方针性的指导，是通过对唐及唐以后律诗的分析来加以重新建立的，但是，它们与初唐诗学著作中提到的声律准则非常吻合，这些初唐诗学著作由王梦鸥的知名著作《初唐诗学著述考》中可见一斑。[29]

在《珠英学士集》的十三首五律中，只有一首完全合辙押韵，即沈佺期的《长门怨》[30]。

月皎风泠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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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门次掖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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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阶闻坠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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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幌见飞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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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露凝珠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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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光下翠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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妾心君未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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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叹剧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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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句第三个音节和第五句第一个音节应仄而平，不过这种变格还是允许的。二、四两联的第一个字也平仄不符，但这种变格不仅允许，而且因为重新平衡了声律，所以还能得到广泛的认可。[31] 如果算上这些允许的变格，那么，看上去此诗是符合声律准则的。

在《珠英学士集》的十三首五律中，有两首只在一处违背了声律准则，即乔备的《出塞》[32] 和胡皓的《夜行黄花川》[33]。让我们来看第一首。

沙场三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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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将五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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旌断冰溪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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笳吹铁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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