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oxoo

阴云暮下雪

ooxxx

寒日昼无晶

oxxoo

直为怀恩苦

xxoox

谁知边塞情

oooxo

有些诗句的第一、第三个字出现了可以允许的变格。唯一一处违背声律准则的出格是第四句的第四个字。此处应仄而平，且拗而未救。这就是所谓的“失对”，是很严重的“出格”。

在《珠英学士集》的十三首五律中，有五首只在两处违背了声律准则，即房元阳的《送薛大入洛》[34]、崔湜的《班婕妤》[35]、马吉甫的《秋夜怀友》[36]、胡皓的《奉使松府》[37]、乔备的《秋夜巫山》[38]。让我们以第一首为例。

惊年嗟未极

oooxx

别绪复相依

xxxoo

雁随春北度

xooxx

人共水东归

oxxoo

夜月临轩尽

xxoox

残灯入晓微

ooxxo

哀怨一罢曲

oxxxx

幽桂徒芳菲

oxooo

第三行第二字应与第二行第二字在音调上相粘，但房元阳并未遵守这一规则。第六行和第七行出现了同样的“出格”。这些都是“失粘”，也是很严重的“出格”。

在《珠英学士集》十三首五律其余的八首（译者按，应为五首）中，有四首出现了三处“失对”或“失粘”，即沈佺期的《览镜》[39]、崔湜的《酬杜麟台春思》[40]、乔备的《长门怨》[41]、王无竞的《咏汉武帝》[42]。另一首杨齐悊的《晓过古函谷关》，有四处声律上的“出格”。

两首七律均为沈佺期所作。一首是著名的《古意》[43]，传统上视为一首早期的七律。另一首是《十月驾幸香山寺应制》[44]。两首诗的声律均符合规则。

在四首（译者按，应为五首）五言排律中，有两首声律符合规则，即崔湜的《登总持寺浮图》[45] 和《同李员外春怨》[46]。其他两首有一处“出格”，即马吉甫的《秋晴过李三山池》[47] 和元希声的《宴卢十四南园得园韵》[48]。

在《珠英学士集》现存三首绝句中，有一首声律符合规则，即无名氏的《渝州逢故人》。其它两首均有一处“失对”或“失粘”，即无名氏的《答徐四萧关别醉后见投》[49] 和沈佺期的《邙山》[50]。

通过对以上二十二首近体诗的考察，我们发现，其中只有六首（或者说27%）声律符合规则。其他十六首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出格”现象：有六首是一处“出格”，有五首是两处“出格”，有四首是三处“出格”，有一首是四处“出格”。从上述证据，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直到《珠英学士集》编纂的那一时期，也就是说公元701年前后，比较严格的律诗的声律准则尚未被“珠英学士”所普遍采纳。

律诗的最后定型：定型者与定型时间

律诗的最后定型，目前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传统上，沈佺期和宋之问被认为是制定律诗格律的两个主要人物。从初唐直至宋代，学者与诗人们都大力表彰二人在律诗定型上的重要贡献。苏颋（670-727）称沈佺期“独擅词人之律”。[51] 独孤及（725-777）总结说：“（五言诗）历千馀岁，至沈詹事（佺期）、宋考功（之问），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52] 元稹（779-832）表彰道：“沈宋之流，研炼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53] 李商隐云：“沈宋裁辞矜变律”。[54]《新唐书·宋之问传》云：“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55]《新唐书·杜甫传》赞曰：“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56] 类似之论不胜枚举，不过这些足以代表唐宋人对沈宋在律诗定型上所作贡献的认识。

尽管如此，但近一时期，这种认为沈宋是律诗定型者的传统观点已经受到了挑战。在其《初唐诗学著述考》中，王梦鸥将注意力投向了上官仪（607?-664）的《笔札华梁》、元兢（649-683）的《诗髓脑》及崔融的《唐朝新定诗体》。王梦鸥认为，这些诗学著述对诗律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提出了一项质疑——为什么不是上官仪、元兢和崔融，而是沈宋被视为律诗的定型者？周祖譔在《武后时期之洛阳文学》一文（参见注释22）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质疑。另外，邝健行、杨明和兴膳宏也都指出，在元兢的《诗髓脑》中，已经清楚地阐明了“对”、“粘”及四声二元化的声律体系。随着这些规则的建立，律诗在声律上的形制便完全定型了。[57]

元兢的仕途生涯开始于公元661年，时为周王府参军。唐高宗总章（668-670）年间为协律郎，并预修类书《芳林要览》。公元670年，又自撰《古今诗人秀句》。[58] 元兢的《诗髓脑》大概也作于此时。此时距《三教珠英》的编纂还有三十年。有趣的是，当时沈佺期和宋之问都还年轻，都在准备其进士科考。[59]

为何元兢的声律理论唐宋学者无人问津，而沈佺期和宋之问却声名赫赫呢？或许沈宋在律诗定型上所作的贡献是在实践而非理论，或许他们都受益于统治者政治上的支持。由上文之探讨，我们可以看出，现存《珠英学士集》六首符合声律之作中，三首属于沈佺期。公元702年，沈佺期由考功员外郎迁考功郎中；公元708年，宋之问亦迁考功员外郎。在一篇早年的论文中，笔者曾认为，进士试诗和律诗定形的时间均为公元702年 [60]，此年，当沈佺期主持进士试之际，他将“诗”纳入了应试内容之一，并规定了声律和修辞准则，及应试诗的字数和句数，并将其命名为“律诗”。在此期间，宋之问或许给予了协助，或许还在六年后他自己主持的进士试中，进一步完善了上述规定。

上述结论来源于两方面的证据。第一，是唐宋作者对沈宋二人的有关评价。第二，是王定保（870-约941）在《唐摭言》中的一段记载：“至神龙元年方行三场试，故常列诗赋题目于榜中矣。”[61] 神龙元年即公元705年，正是沈佺期主持进士试之后三年。合理的推断是，当“诗”成为进士试的规定项目之一时，有关律诗的指导性规定也应广为所知了。否则，考生们将无章可循，而考官们也无法制定具体的评分标准。“律诗”的“律”字，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指声律，另一个是指法律。而唐代的考试制度也正是其国家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62] 这或许就是沈宋将其命名为“律诗”的缘故吧。

上述看法目前可以通过对“珠英学士”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如前所云，“珠英学士”们在公元701年之前的诗作，收于现存《珠英学士集》写本残卷中者，仅有百分之二十七符合律诗的声律要求。这表明，尽管元兢在三十年前便建立起了声律规则的基本框架，但它并未被“珠英学士”们所广泛接受。

而且我们发现，大约在六年或六年多以后的景龙时期（707-710），出现了另一个宫廷诗人群体，即所谓的“景龙文馆学士”。他们的诗作被收入武平一所编的《景龙文馆记》中。高木正一以此作为其一篇重要论文的主题。在这篇论文中，他统计出景龙文馆学士的五律中百分之七十是符合声律要求的。[63] 笔者对景龙文馆学士的全部律诗创作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百分之七十二符合声律要求。[64] 由此，律诗的最后定型应该是在“珠英学士”和景龙文馆学士之间，即公元701年至707年之间。

最后，如前所云，崔融，《珠英学士集》的编集者及“珠英学士”之一，撰写了一部《唐朝新定诗体》的著作。从这著作的题目中，我们可以推断，这绝非是一种个人实践，而应该是一种已被接受的“诗体”。崔融卒于公元706年。[65] “新定诗体”至少在彼时之前就已应该存在了，只不过尚未普遍到被命名为“新定诗体”的程度。

注        释

[1] 黄永武编《敦煌宝藏》（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22卷，472-475页。

[2] 同上，第130卷，530-532页。

[3] 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41年），参见其《敦煌古籍叙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325页。

[4] 吴其煜《敦煌本〈珠英集〉两残卷考》（1974年）、《敦煌本〈珠英集〉中的十四位诗人》（1981年）。

[5] 详见闻一多《类书与诗》，《闻一多全集》（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第3卷3页。

[6] 这一数字来源于唐宋各种书目的记载。

[7]《御览》指《修文殿御览》，北齐朝（550-577）所纂辑，共360卷。《文思博要》，贞观十五年（641）纂辑，共1200卷。

[8]《唐会要》36卷，657页（台北：世界书局，1982年）。胡道静《中国的类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86页，也引用了上述记载。不过他引用的是《玉海》中的引文。另外，据吴其煜《敦煌本〈珠英集〉两残卷考》一文的研究，“高备”应为“乔备”，“蒋凤”应为“符凤”，“杨齐哲”应为“杨齐悊”。

[9]《唐会要》36卷，662页。原文误“开成”为“开元”，此据其前文更正

[10]《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206卷6546页。

[11]《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0卷5026页。

[12]《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9卷5662页。

[13] 同上，第60卷1623页。

[14]《郡斋读书志》20卷2页b面，《宛委别藏》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

[15]《玉海》（台北：中文出版社，1986年）第54卷33页a面。

[16]《新唐书》59卷1563页。

[17]《玉海》54卷32页a面。

[18]《新唐书》202卷5747页；第202卷5752页。

[19]《旧唐书》94卷2996页。

[20]《资治通鉴》207卷6553页。

[21]《唐诗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6卷83页。

[22] 周祖譔《武后时期之洛阳文学》一文曾提及这一点，《厦门大学学报》105期（1991年），69-72页。

[23] 其中，三十二首收入《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二十六首及一残篇收入《补全唐诗》，王重民编，载入《全唐诗补编》，陈尚君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其中一篇无名氏之作——《帝京篇》，仅见于“斯二七一七”；见《敦煌宝藏》22卷，472页。王重民和吴其煜均推断其他五首无名氏之作当归属胡皓，但并无确凿的证据，见《补全唐诗》21页；《敦煌本〈珠英集〉两残卷考》365-366页。现存《珠英学士集》所收元希声诗作有两首；但其中一首——《赠皇甫侍御赴都》，原本被分为八首，分别题为“其一”“其二”，等等。因而，《全唐诗》的编者和王重民均将其视为八首诗构成的组诗，见《全唐诗》101卷1080页；《补全唐诗》18页。

[24]“斯二七一七”，《敦煌宝藏》22卷，472页；《全唐诗》95卷，1021页。

[25]“伯三七七一”，《敦煌宝藏》130卷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