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陆游非常关注北方，但诗中屡屡言及的北方敌情和民心多出自传闻和想象。《剑南诗稿校注》已有所揭示，考之宋金双方文献，可见陆诗偏离历史真实的具体情景。其原因除受客观条件限制之外，主要是主观上偏听偏信，导致其诗多夸张失实之处，进而削弱了其诗的艺术感染力。
 
【关键词】 陆游；《剑南诗稿校注》；金国；遗民；夸诞

     陆游作为南宋最著名的爱国诗人，北方故国沦入女真族之手，自然让他魂牵梦萦，终生不能释怀。北方故土是他爱国感情的重要基石，在他近万首诗歌中，有不少诗歌写到北方故国，涉及到北方的敌情和民心，抒发诗人收复中原的感情和愿望。对此，人们给予了一致的赞赏和肯定。由于陆游平生并未去过北方，这类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有关内容多出于传闻和想象，经常与历史相左，赵翼《瓯北诗话》、钱钟书《谈艺录》已有所揭示，只是一般读者很少考虑相关内容的真实性，因为其真实与否不会对陆游真挚的爱国感情造成大的妨碍。但是，假如我们能够弄清相关问题的历史真伪，相信将有助于准确理解陆游的爱国感情、诗歌艺术以及南宋文人的心态。基于此，本文将结合金源文献，具体分析陆游诗中有关北方“虏乱”及“民心”的历史偏差，进而探讨这类误差的启示意义。

一

陆游一心恢复故国，北方敌情始终是他关注的焦点。北方的风吹草动，都会引起陆游的注意，特别是所谓的"虏乱"，常常激起他情感的波澜，让他浮想联翩。陆游有十多首诗歌写及“虏乱”，钱仲联先生《剑南诗稿校注》［1］(以下简称《校注》)对其历史背景已经做了初步的考证，但尚存在一些不足，我们不妨作进一步的考察。
陆游有关“虏乱”的诗歌，依其真实性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有一定历史依据，但也有夸张失实之处。如乾道九年(1173)九月陆游任嘉州刺史时所作的《夜读岑嘉州诗集》、《闻虏乱有感》等诗，前者谓“群胡自鱼肉，明主方北顾”［1］（P332），后者称“近闻索虏自相残”[1]（P346），《校注》卷四引《金史·世宗本纪》大定十二年(1172)西北路纳合七斤、德州防御史完颜文谋反被杀之事，可见诗中所写有一定的事实基础。纳合七斤，《金史》无传，也不见于《大金国志》等书，他的谋反影响不大。完颜文为名臣完颜宗望之子，贪赃不法，胡作非为，曾被海陵王除名，恢复职位后又被金世宗降职，心怀怨望，遂起反心，事泄被杀。《金史》卷七十四有传。但当时金王朝政权相当巩固，女真族内部的这种矛盾对其政权几乎不构成损害，也就不可能成为“明主方北顾”的契机。显然，陆游夸大了“虏乱”的负作用。
二是所言“虏乱”比较宽泛，没有可以考知的具体事件，其中比较多的只是传闻异辞。如乾道六年(1170)所作的《投梁参政》说：“颇闻匈奴乱，天意殄蛇豕”[1]（P135），但据《校注》卷一，所谓“匈奴乱”只是传闻中的“饥馑连年，盗贼日起”[1]（P136）。
庆元四年(1198)，陆游有《作雪》诗曰：“中原乱方作，弱虏运将平。”[1]（P2450）《校注》卷三十七未加注释，《金史》亦不见相关记载，陆游所言或有所据，但难以确考。次年冬，陆游作《得建业悴郑觉民书言虏乱自淮以北民苦征调皆望王师之至》，从题目来看，似有所据。郑觉民，其人不详，《校注》卷四十二征引宋人宇文懋昭《大金国志》的记载，以为虏乱指“爱王”之叛[1]（P2623），但此事主要出自宋人的记载，史实纷纭难辨。《大金国志》卷十九说爱王是完颜允蹈之子大辨［2］（P260），《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二说爱王为完颜允恭之子[3]（P700），两者所说的叛乱都发生在金国上京或上京以北，但《金史》、《归潜志》等书中没有相关的记载。这种“虏乱”即使存在，其影响也主要在东北一带。该诗中的“虏乱”究竟指什么，已不得而知，很可能只是一种空泛的传言，否则陆游为什么不进一步写出“虏乱”的具体内容呢?
嘉泰四年(1204)，陆游先后写下了《闻虏乱代华山隐者作》、《闻虏乱次前辈韵》。其中的“虏乱”，于史无考，陆游可能张大其辞。
三是捕风捉影，背离史实。这种情况比较突出。
绍熙二年(1191)，金国北疆平安无事，但陆游《闻虏乱》则说：“运数群胡尽，烟尘北道昏。”[1]（P1644）《校注》卷二十二引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二的观点，认为“烟尘北道昏”是指明昌二年完颜宗浩所平定的“契丹余种”扰边之事[1]（P1644）。这种解释虽然符合诗意，但并不正确。今考《金史·完颜宗浩传》：
章宗即位，出为北京留守，三转同判大睦亲府事。北方有警，命宗浩佩金虎符驻泰州，便宜从事。朝廷发上京等路军万人以戍。宗浩以粮储未备，且度敌未敢动，遂分其军就食隆、肇间，是冬，果无警。北部广吉剌者尤桀骜，屡胁诸部入塞。宗浩请乘其春暮马弱击之。……明年，宴赐东北部，寻拜枢密使，封荣国公。[4]（P2073）
金章宗即位于大定二十九年(1189)正月，次年改元明昌。章宗即位当月，“参知政事宗浩罢”［4］（P209）。宗浩担任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留守当在这以后。北京留守为正三品。大睦亲府即大宗正府，掌管皇族政务，同判大宗正府事的职务仅次于判大宗正府事，官阶为从二品。从北京留守到同判大睦亲府事，经过“三转”，至少经历了好几年时间，也就是说"北方有警"不可能在明昌二年。考《金史·章宗本纪三》，承安四年(1199)“三月丁酉，同判大睦亲府事宗浩为枢密使，封崇国公”［4］（P250），以此向前逆推两年，宗浩奔赴泰州(今吉林白城南)当在承安二年(1197)。《金史·章宗本纪二》又载，承安元年正月，“大盐泺群牧使移刺睹等为广吉剌部所败，死之”[4]（P238），说明广吉剌(蒙古部族)侵入边境造成重大破坏的是在承安元年，这以后才引起金廷的高度重视。该年二月，朝廷“初造虎符发兵” [4]（P238），也印证了宗浩“佩金虎符驻泰州”不可能在此前的明昌二年。另外，宗浩所破的广吉剌(弘吉剌)、合底忻(哈答斤)、山只昆(散只兀)诸部，也并非“契丹余种”，而是北方蒙古部系。总之，陆游绍熙二年所闻“虏乱”以及“烟尘北道昏”的推测不可能是几年后与蒙古族的战争。陆游所言只是没有多少根据的传闻之辞。
最典型的是因金世宗回上京而引发的“虏乱”系列传闻，几乎是无稽之谈，却被陆游津津乐道。
大定二十四年(1184)三月，年迈的金世宗“久思故乡”，便率领宗戚、大臣一行从燕京返回金国上京(今黑龙江阿城)，让太子完颜允恭留守燕京。金世宗安排周密，一路游宴，历时一年半，次年九月返回燕京，往返都很顺利，《金史·世宗本纪下》有详细记载。但此事传到陆游笔下，便成了“虏酋遁归漠北”的大好消息。四月，陆游作《闻虏酋遁归漠北》曰：“共言单于远遁逃，一夕荆棘生燕台。天威在上贼胆破，捧头鼠窜吁可哀。”[1]（P1270）将金世宗巡幸上京丑化成遁逃鼠窜，还进而想象出"荆棘生燕台"的衰败景象，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几个月后，陆游又听到了一些风闻，更加相信“虏政衰乱”，激动地写下了两首《闻虏政衰乱扫荡有期喜成口号》[1]（P1285），诗中所谓“虏政衰乱”的唯一依据就是金世宗巡幸上京未归，而金世宗是金代最贤明的君主，连宋人都知道他有“小尧舜”［3］（P842）的美名，他执政的大定年间是金代最承平的时期，实际情况与陆游所言大相径庭，“虏政衰乱扫荡有期”云云只是想当然而已。
最耸人听闻的传言是金世宗途中遭遇刺客。淳熙十二年(1185)秋天，陆游作《秋夜泊舟亭山下》曰：“羽檄未闻传塞外，金椎先报击衙头。”自注：“闻虏酋行帐为壮士所攻，几不免。虏语谓酋所在为衙头。”[1]（P1321）其实，当时金世宗已经顺利返回燕京。传闻的起因可能是，上年冬天金世宗在上京，考虑到“天寒地远”、交通不便等因素，便诏令宋、高丽、夏国暂停派遣正旦使、生日使，这本是保境息民的善举，而“边境奸民，因妄传边报”[1]（P1321），以致以讹传讹，谬以千里。
此外，陆游诗中还有其他一些荒诞不经的传闻。作于淳熙三年(1176)五月的《客自凤州来言岐雍间事怅然有感》：“前日已传天狗堕，去年十一月天狗堕长安，声甚大。今年宁许佛狸生?”[1]（P587）所谓“天狗堕长安”本是陨石类的自然现象，很可能是从大定十四年（1174）十一月的日食附会而来，陆游却据之推导出“逆胡数尽”、“佛狸”将亡的结论。
从上文可知，陆游所谓“虏乱”真实成份较少，大多是传言不实之辞，有的近乎荒谬。

二

北方遗民对宋的感情，是南宋君臣关注的又一焦点。南宋使金文人如范成大、韩元吉等人到中原之后，都留心观察遗民的态度，在诗中较好地表现了遗民群体的复杂心理。陆游没有范、韩等人的便利，但他同样非常关注北方民心，有很多诗歌写及北方义士及遗民。
陆游诗中的北方民心，有的出于他自己的亲身见闻。乾道八年(1172)三月至十月，陆游参加王炎的幕府，在南郑一带从军，渐深入到前线地区，与金兵发生遭遇战，写下了许多寄意恢复的诗歌，可惜大多数诗歌据说不慎落水遗失。好在他后来一再回忆这段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其中至少两次忆及金国将士向他所在的南郑宣抚司提供军事情报。一是淳熙十四年(1187)所作的《昔日》诗，末尾两句曰：“至今悲义士，书帛报番情。”句下自注云：“予在兴元日，长安将吏以申状至宣抚司，皆蜡弹方四五寸绢，虏中动息必具报。”[1]（P1442）二是嘉泰元年(1201)所作的《追忆征西幕中旧事》四首之四：“关辅遗民意可伤，蜡封三寸绢书黄。亦知虏法如秦酷，列圣恩深不忍忘。”诗末亦有自注：“关中将校密报事宜，皆以蜡书至宣司。”[1]（P2928）当时，王炎以参知政事的身份出任四川宣抚使，权力很大，有心北伐，打算收复长安等北方失地。这时，有北方将士私下支持王炎的北伐活动，完全可能，加之此事出自陆游的亲身经历，可靠性自然很高。可以想见，陆游一定倍受鼓舞。但是，这些“义士”、“将校”是否真的不忘“列圣恩深”，是否真的“具报”“虏中动息”，恐怕也不可全信。四川宣抚司钱帛丰足，有所谓的“降赐”、“激赏”等名目［3］（P799），他们自然会用钱帛来收买敌方情报。就在陆游从军的乾道八年，出使金国的韩元吉在《书朔行日记后》中说，朝廷为了获得金国的情报，“遣侦伺之人，捐费千金，仅得一二”［5］。既然有金钱的利诱，对方自然有人投其所好，也就不免让人怀疑其动机和情报的可靠性。韩元吉还说，他在使金途中为了了解民心，多方尝试，“遇小儿妇女，率以言挑之” ［5］，然后才能得知民众中存有怨敌之情。由此也可见北方遗民并不像陆游所想象的那样积极主动地向南宋人提供情报。赵翼就不相信陆游所言蜡书之事，认为“彼以蜡书来利赏赐，自必诡言其败，以中吾喜，肯以实告耶?”[6]（P92）虽然有绝对化之嫌，但并非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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