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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陆游笔下的北方及相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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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2: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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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相关消息。但这类诗作并不多，标明源自使金之人的仅有两首，一是《得韩无咎书寄使虏时宴东都驿中所作小阕》，略曰：“上源驿中捶画鼓，汉使作客胡作主。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书来寄我宴时词，归鬓知添几缕丝?”[1](P371)该诗作于乾道九年(1173)冬天。头年十二月，韩元吉使金，次年三月抵达，返宋途中写下了《好事近·汴京赐宴闻教坊乐有感》一词：“凝碧旧池头，一听管弦凄切。多少梨园声在，总不堪华发。杏花无处避春愁，也傍野烟发。惟有御沟声断，似知人呜咽。”该词侧重表现韩元吉故都听乐的感伤，只字未提北方遗民。陆游读后，却联想到汴京舞女、庐儿已经胡化的妆扮和语言，这一内容显然超出韩词本身所提供的信息量，也是陆游不敢想象、不愿面对的现实，它很可能源于韩元吉的书信，显得比较真实。另一首是《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其中关于中原父老的记载直接来源于范成大的使金日记《揽辔录》，也比较可靠。
除使金文人之外，陆游还有其他途径了解到一些中原消息，如作于绍熙元年(1190)的《估客有自蔡州来者感怅弥日》诗云：“几岁中原消息断，喜闻人自蔡州来。” [1]（P1605）尽管估客带来的只是“如今胡马饮淮流”[1]（P1606），但毕竟增加了他对北方的了解。
上述两种渠道所获知的北方民心，在陆游诗中数量不多，最多的是第三种方式，就是大胆的想象。其中有对北方义士的称赞，有对北方义士的期待。陆游不仅在感情色彩很强的诗中将他们当成收复故国的重要力量，如他在多首诗中说，“幽并从古多烈士，悒悒可令长失职。王师入淮驻一月，传檄足定河南北”[1](P397)，“遗民久愤汗左衽，孱虏何足烦长缨”[1]（P1188），还在相对平实的文章中，也认为“王师一出，中原豪杰，必将响应”，必能一举“定万世之业”［7］(P2219)。从《金史》等书来看，在北方虽然确实存在一些农民起义，但这些农民起义本身不等于陆游所期待的抗敌救国行动，它对南宋收复中原所起的作用是否像陆游所估计的那样重大，也值得怀疑。
陆游还想象北方民众盼望、欢迎南宋官兵的情形：
三秦父老应惆怅，不见王师出散关。--《校注》卷五《观长安城图》
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校注》卷八《关山月》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校注》卷二十五《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关中父老望王师，想见壶浆满路时。--《校注》卷五十八《书事》
类似情景也出现在范成大等使金文人的诗歌中，说明这种想象有其合理性。但遗民们并不都是这样念念不忘宋王朝，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由悲愤、惆怅、失望发展为冷漠、麻木。淳熙十三年(1186)章森使金，陈亮作《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从其“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的词句中，可以看出他对北方民心的隐忧。庆元三年(1197)，陆游眺望北方，表现出类似的担心：“中原堕胡尘，北望但莽莽。耆年死已尽，童稚日夜长。羊裘左其衽，宁复记畴曩?”[1]（P2307）这时，真正意义的北宋遗民几乎全部去世，第二代、第三代遗民成长起来，他们对宋王朝记忆模糊，对女真族的统治渐渐习以为常。其实，早在绍兴十三年(1143)，洪皓在回宋途中就已经目睹了一批“不知有宋”［8］的河北青年。到这时，北方民众对宋的感情自然更加疏远、淡漠，陆游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既然如此，他们还会大力支持南宋收拾旧山河吗?恐怕连陆游自己也缺少十足的信心了。开禧北伐迅速败北，多少也说明了这一点。
但陆游在诗中似乎鲜能理智地看待这一问题。他总是乐于夸大官军的胜利，像《书几试笔》中所言“解梁已报偏师入”、《闻西师复华州》所言收复华州之事均不符合历史，受到赵翼的批评[6]（P92）。陆游还经常想象官军收复故国的具体情景，一边恣意丑化女真官兵“马前腽咿争乞降，满地纵横投剑戟”[1]（P625）、“今兹缚纛下，状若斛觫牛”[1]（P3528），宣泄其民族仇恨，一边纵情想象北方百姓幸福、激动等种种情状。其名作《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描写收复西凉府后，“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1]（P970），既表现了当地的和平安祥，又表现了百姓对宋王朝的归顺向往之心，当然非常浪漫而温情。这种情景出现在梦中，或者借梦境、借醉酒言之，都顺理成章，但如果出现在清醒状态下，那就无异于白日做梦。陆游却偏偏喜欢将非常复杂繁难的恢复大计简单化，将根本不切实际的梦想当成触手可及的未来，如下列诗句：
落蕃遗民立道边，白发如霜泪如雨。褫魄胡儿作穷鼠，竞裹胡头改胡语。阵前乞降马前舞，檄书夜入黄龙府。--《校注》卷十一《出塞曲》
渔阳女儿美如花，春风楼上学琵琶。如今便死知无恨，不属番家属汉家。--《校注》卷十四《军中杂歌》
第一首写宋朝官兵所到之处，落蕃遗民悔恨交加，女真官兵仓惶掩盖其身份，缴械求降。事实上，早在绍兴年间金兵中就有大量的汉族百姓和士人，于宋王朝他们并没有陆游所想象的那样忠诚。第二首写渔阳收复之后，当地女子无比幸福、惬意，她们可以死而无恨了，因为她们已经属于宋朝的子民。这恐怕也是想当然之辞。渔阳一带百姓长期处于民族冲突、民族融合的要冲，形势所迫，他们的胡汉观念淡薄，华夷之防模糊，身处其地的金世宗对此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说：“燕人自古忠直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4]（P184）在这种风尚下，“渔阳女儿”还会不会那么在乎“汉家”身份，自是问题。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陆游笔下的北方民心有虚有实，虚多于实。
三
类似陆游诗歌上述不实的情况，在南宋人中不是个别现象。陆游诗中类似传闻比同时其他文人更加突出，则具有代表性，值得注意。
陆诗失实的重要原因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宋金双方互相对峙，交往有限，特别是战争期间，传言四起，真假难辩。陆游没有辛弃疾那样的北方生活，没有范成大等人的使金体验，自然比他们多了一层隔膜。他基本上是通过间接渠道获知北方消息，可是有时连官方正式通报也不准确。《书几试笔》所云“解梁已报偏师入”之事，据其自注是来自官方邸报[1]（P3848），却并不属实。同样，使金之人带回的消息也不一定准确。像范成大的使金组诗可能就存在主观化的成份，他的《揽辔录》自然也带有他的视角。陆游的名作《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作于绍熙三年(1191)，上距范成大使金已有20年，似乎又说明他没有从这位好朋友处及时、全面地获得相关消息。《老学庵笔记》卷一有则材料记载谢深甫使金归来的见闻，可以参考：
谢子肃使虏回，云：“虏廷群臣自徒单相以下，大抵皆白首老人。徒单年过九十矣。”又云：“虏姓多三两字者，又极怪，至有姓斜卵者。”[9]（P13）
谢深甫于淳熙十六年(1189，金大定二十九年)使金。所言徒单相指徒单镒，生年不可考。据《金史·徒单镒传》，明昌元年(1190)拜参知政事，二十三年后(1213，金贞祐元年，宋嘉定六年)进拜左丞相，因足疾，诏侍朝无拜。次年卒。如果按照谢深甫的记载，徒单镒任左丞相时已经114岁高龄。这绝无可能。可见，谢深甫使金时徒单镒不可能有九十高龄。他所说的女真姓氏斜卵，当是斜卯之讹。对这些不合常理的不实之辞，谢深甫自己居然信以为真，陆游当然更是无从分辨，可见他们对金国多么生疏隔绝!他们当时了解对方情况所面临的客观困难，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要大。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认识。
另一方面，陆诗失实更重要的原因是主观上的偏听偏信，这从反面也反映了他异常强烈的爱国感情。“传闻之事，类多失实”[5]，这应该是当时许多人的共识，也是最起码的常识。对一些传闻，无从分辨，那是条件所限，而不加分辨，甚至不愿分辨，以讹传讹，则是陆游的主观倾向。像“虏酋遁漠北”、“天狗堕长安”等等传闻，在他看来，有利于鼓舞南宋民心士气，加大朝廷抗敌复国的决心，尤其符合他自己的心理期待，所以他轻易地信以为真，借以表现收复故国的理想。开禧北伐之前陆游有多首写“虏乱”的诗歌，夸大对方的内乱，过高估计对方百姓对南宋的支持，乐观地相信“淮以北民苦征调皆望王师之至”，以为这是北伐的良机，北伐开始后，他继续宣扬“中原蝗旱胡运衰”[1]（P3818），实际上他错误地判断了形势。嘉泰四年(1203)，韩侂胄遣其外甥张嗣古使金，刺探金国虚实，张嗣古回来后，禀告韩侂胄“敌未可伐，幸太师勿轻信人言”[10](P87)。次年，韩偏胄又遣李壁使金，再探虚实，李壁回来后亦“言兵不可轻动”[3]（P826）。张嗣古、李壁使金归来之所以反对北伐，是因为对金国有了大体切实的了解，可惜韩偏胄北伐心切，未予采纳。对此，陆游应该有所知闻，因为这前后陆游与李壁有所交往，在开禧三年所作的《次韵李季章参政哭其夫人》诗中陆游还提及李壁使金之事，陆游完全有条件向他了解金国情况以及他反对用兵的理由。可是，陆游出于其执着急切的北伐之念，无视这一点，热情地支持北伐。
诗歌艺术不等于历史、军事，我们当然不能以生活真实来要求诗歌。陆游这类诗歌表明，他很好地突破生活真实，进入艺术真实的境界。这是陆游爱国诗歌创作的一大关捩所在。很难想像，如果陆游念念不忘南宋妥协投降的政策、衰弱的国力和军力、强大的女真敌人，处处从无奈的现实出发，还怎能表现激烈的理想、时代的强音?其结果可能只会发出沉痛的低吟。只有不拘于生活真实，才能展开飞腾的想象，激发杀敌报国的斗志，宣泄其澎湃的爱国豪情。像《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塞亡曲》纯以想象落笔，以将军、战甲、剑戟、风雪、沙碛等意象组合成纵横豪壮的边塞图画，抒发其消灭强敌的雄心壮志，风格近似岑参、李白。有的短篇想象优美，如《闻西师复华州》想象自己于华山下饮酒逍遥、观赏美景之情，充满着诗意，应该说这得益于不拘现实的想象。
需要辨明的是，不拘现实每每与夸张不实相伴。上引《闻虏酋遁归漠北》、《战城南》、《出塞曲》等诗应有夸张失实的倾向，另如“三更穷虏送降款，天明积甲如丘陵”[1]（P367）、“海东小胡辜覆冒，敢据神州窃名号”[1]（P591）、“请书一尺檄，为国平胡羌” [1]（P475）、“驿书驰报儿单于，直用毛锥惊杀汝”[1]（P1597）等等逞一时口舌之快的诗句，不可胜数，其感情真实虽然不容怀疑，但一旦联系到宋金对峙的现实，这些言论便成了无根之谈。方东树批评陆诗尤多“客气假象”[11]（P36），刘熙载批评陆游“有意要做诗人”[12]（P67），钱钟书批评他“气粗言语大”“不仅‘作态'，抑且‘作假’”[13](P457)，这些批评都与其诗中的夸张失当有关。说其有意作假，虽未必准确，但这类诗歌至少暴露出陆游纸上谈兵、不通实务的书生本色。
陆诗的这种夸张、不通实务很像李白。但陆游没有李白孕育于盛唐的大气，没有强大的时代后盾，所以他的夸张相对勉强，加之其艺术表现不够集中，故其艺术感染力明显不及李白。如《将军行》一诗作于绍熙四年(1193)，内容是陆诗习见的理想--收复故国。当时金政权巩固，南宋也没有北伐动议，陆游几乎凭空杜撰出这样一场复国战争，而且将它写得那么轻松、顺利，可谓淋漓畅快。但如果联想到它出现在退守半壁江山的南宋时期，居然将盘踞北方国土的劲敌随意贬为"孱王似兔"，就显得有些诞幻。这种诞幻感多少会降解其艺术感染力。
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言：“放翁，学力也，似杜甫；诚斋，天分也，似李白。”[14]（P33）所谓放翁似杜，当是就其七律而言。他的七律最能代表其诗歌成就，被公认为杜甫、李商隐之后的大家。陆游所处的时代，倒与杜甫经历的乱世有几分相似，他也确实继承了杜甫以律诗写时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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