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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言曾点志,吾得与之偕” ——陆九渊“化民”思想刍议

时间:2009-8-8 16:42:56  来源:不详

【内容提要】
  陆九渊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他的哲学和教育上,他的以“教化”为核心的管理理念对于我们今天的管理论仍然有着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LuJiuyuan’s contribution limited not merely to in his philosophy and the education, he the tube theory still has today take "the enlightenment" as the core management idea regarding us the methodology guiding sense.

【关键词】 陆九渊 礼仪 教化 LuJiuyuan Etiquette to influence and reform

  作为“心学”大师的陆九渊,以其“吾心即宇宙”、“心即理”的哲学观念而为世人所瞩目,又因象山讲学、鹅湖之会而奠定了其在教育史上的地位。然而笔者研究发现,陆九渊一生中,还特别重视“教化”的思想,可以说这是贯穿陆氏思想的另一根彩线。
  我们知道,陆氏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世族家庭,陆家本为名门望族,仅唐代就有陆敦信等六人先后为高宗、武后、玄宗、昭宗、德宗之相。[1](P430)然而到了五代末期,陆氏自宜兴县郡阳山避乱徙居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延福乡青田道义里,则表明家道中落,大势已去。陆门由盛而衰。迨至陆九渊兄弟问世,接连好几代,历时一百多年,家境依然是急剧下滑。但是,尽管经济、政治、文化上陆门处于没落之中,然而陆门唯一没有变更的便是其“礼教”思想。据《陆子年谱》载:(陆九渊)考讳贺,字道乡,生有异禀,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见于躬行。酌先儒冠、婚、丧、祭之礼行于家,弗用异教。家道整肃,著闻于州里。到了陆九渊辈,更是重视“孝礼仁义”。其长兄九思“有《家问》,朱子为跋,略云:‘《家问》所以训饬其子孙者,不以不得科第为病,而深以不识礼仪为优。其殷勤恳切,反复晓譬,说尽事理,无一毫勉强缘饰之意,而慈祥笃实之气蔼然。讽味数四,不能释手’”(同上)。其四兄九韶,“不事场屋,兄弟共讲古学,与朱元晦友善。……又因其奏立社仓之制,行于乡,民甚德之。”“与学者讲学与梭山,号曰梭山居士,临终自撰终礼,戒不得铭墓。有《梭山日记》,中有《居家正本》及《制用》各二篇。”在长兄为父的封建家庭内,陆九思的观点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其《家问》实际上也就是陆氏家族为人处世的宗旨,场屋之事事小,而礼仪之风关乎大节。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其四兄为社稷苍生考虑,要求设社仓之制,以流惠于民。其五兄陆九龄,“登进士第,授桂阳教授,以不便迎侍,陈乞不赴。改兴国教授,未满,丁艰。服除,授全州教授,未上而卒。为时儒宗,道德系于天下重望,特赠朝奉郎,直秘阁,赠谥文达。”(同上)我们可以看出,陆氏的家学渊源是自古以来儒家“孝弟仁义”的继承与光大,他们兄弟的行为是对其家学理论的践行,他们不以封妻荫子为荣,而以不涉礼仪为耻;以科场为轻,以孝德为重,为尽孝道,官可以不做,孝礼不可废。陆九渊出生于此“礼仪孝弟”之家,耳濡目染,日沐夜熏,故而自小便表现出显著的“教化”主体性倾向,而这种倾向随着年龄与学识的增长,又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成为他日后立身行事的指导思想。
  就陆九渊生活的年代来说,陆氏出生于宋高宗绍兴九年已末(1139),是年,宋金和议成立。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一月,宋金和议成立,宋对金称臣。到宋光宗绍熙四年癸丑(1193)陆九渊卒,南宋一直在金人的威胁骚扰中,宋金于孝宗隆兴二年嘉申(1164),又订立了“隆兴和议”,这是南宋与金订立的第二个屈辱和约。宋孝宗继位之后,张浚北伐,遭到了符离之败,为主和派抓到了口实,并且暗示金人出兵两淮,以迫和议。隆兴二年(1164年),金兵果然大规模南下,迫近长江,宋廷最终决定与金重新议和,和约内容是南宋对金不再称臣,改称叔、侄关系;维持绍兴和议规定的疆界;宋每年给金的“岁贡”改称“岁币”,银绢从二十五万两、匹改为二十万两、匹;宋割商州(今陕西商县)、秦州(今甘肃天水)予金;金不再追回由金逃入宋的人员。对于南宋来说,隆兴和议与绍兴和议一样,都是一种屈辱的不平等和议。 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家,面对愚弱的国民,面对投降派的苟安,面对当权者的无能,陆九渊也曾如当年的鲁迅先生一样,准备投笔从戎,“读三国六朝史,见夷狄乱华,又闻长上道靖康间事,乃剪去指爪,学弓马。然胸中与人异,未尝失了。……又尝云:‘吾人读《春秋》,知中国夷狄之辨。二圣之仇,岂可不复?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今吾人高居优游,亦为可耻。乃怀安非怀义也。’”在陆氏看来,最重要的是要感化人民,让百姓明了“义利”,即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要使得人们警醒,就需要晓之以“礼”,譬之以“理”,授之以“义”,只有整个民风民俗民心得到彻底的改变,才能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
  据《陆子年谱》载,陆九渊自小便以“礼”为重,六岁时,“侍亲会嘉礼,衣以华丽,却不受。季兄复斋先生年十三,兴《礼记》以告,乃受。”(《年谱》)此即表明陆九渊自小便懂得尊重兄长,可谓是知“书”识“礼”。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曾有之辩”可以说对其人生观的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冲击。八岁,“读《论语•学而》,即疑《有子》三章,及看《孟子》到曾子不肯师事有子,至‘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等语,因叹曾子见得圣人高明洁白如此。”十三岁,笃志圣学,其兄复斋因读《论语》,命先生近前,问云:“看《有子》一章如何?”先生曰:“此有子之言,非夫子之言。”复斋曰:“孔门除却曾子,便到有子,未可轻议。”先生曰:“夫子之言简易,有子之言支离。”(《年谱》)这是陆九渊分别在八岁和十三岁时有关曾子和有子的看法。我们知道,孔门之中,曾子、冉有、子路、公西华等都可谓孔子高足。然而由于个人心性、志向的不同,他们为人处世的方法也各异。《论语•先进》记载: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从这则小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冉有与曾皙的区别,虽然冉有和曾皙都讲到了礼乐,但,冉有实际上更重视的是武功,强调的是采用一系列的政策方针,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从而来使得国家强大。对于礼乐一类教化百姓的羞恶之心的,则没有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这也正是他与夫子、曾皙的差别所在,也因此让夫子“哂之”。而曾皙则从这些俗务中解脱,把教化放到了一个显著的地位,以“教化”为第一旨归,让百姓在感召下自动形成“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仁义之心”,从而蔚成礼仪之邦,达到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从本质上说,曾子是为了“得心”,而冉有是为了“役行”,心之不获,神安以服?故而陆氏说“夫子之言简易,有子之言支离”了。在陆九渊十五岁时,即作《初夏侍长上郊行分韵得偕字》:“讲习岂无乐,鑚磨未有涯。书非贵口诵,学必到心斋。酒可陶吾性,诗堪述所怀。谁言曾点志,吾得与之偕。”这里陆氏高度重视“心”的作用。曾点,曾皙,名点,字皙。他追求的是自如闲适的志趣与和乐的人生境界。陆氏秉承他的这一潇洒旷逸的志趣,于己重在“立心”,于人重在“获心”,而这也就成为他成年后立身处世的坚定不移的信条。二十四岁时,精考《周礼》,秋试及第,见举送官启末云:“某少而慕古,长欲穷源,不与世俗背驰而非,必将与圣贤同归而止,忘己意之弗及,引重任以自强,谓先哲同是人而往训岂欺我?穷则与山林之士,越六经之旨,使孔孟之言复闻与学者;达则与庙堂群公,还五服之地,使尧舜之化纯,被于斯民”。又云:“吾自应举,未尝以得失为念。场屋之文,只是直写胸襟。”这便是陆氏的穷达观,典型地体现了一位天才型文人对人生价值的认同方式。其实,有宋一代士人的显著特色便是独善与兼济,二者并行不悖,而不是此前文人的一条腿走路。换言之,宋人无论或穷或达,都是注重个人品格的塑造。穷了与己之人格无损,达了只是其中的绿叶,起到一种衬托的作用。而陆氏在这方面可以说堪称楷模,不过他不仅仅是以道德品质的自我完善为核心,而是重在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并且让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实现过程中让“民”“庙”均得到感化,统而言之,是以“民”为终极目标的。无论是以“尧舜之化纯,被于斯民”,还是“使孔孟之言复闻于学者”,起的都是改造世风的作用。
  陆九渊讲“仁”、“道”;重“德”、“性”,身体力行之。其三十四岁春试之卷曰:“狎海上之鸥,游吕梁之水,可以谓之无心,不可以谓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见其过焉而游矣。济溱洧之车,移河内之粟,可以谓之仁术,不可以谓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见其浅焉而谬矣。”对于“无心”与“道心”,“仁术”与“仁道”,陆氏是有着严格的区分界限的,根据关注程度的深浅,根据对象之异,你的行动便有了质的区别。故而他说:“恻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此即是本心。”其教化生民,以复本心为宰,“吾之学问与诸处异者,只是在我全无杜撰,虽千言万语,只是觉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吾之为人言,多就血脉上感动他,故人之听者易。”(《年谱》)他尊重人性,作《天地之性人为贵论》,高扬人性的大旗。他认为人首先要确立人性本身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是与圣人的人性相颉颃的,也就是孔孟之性,在这个前提下,发明本心,敬重他人,事之以礼,以仁,以道,以德,从而实现大治。陆氏三十九岁时,丁继母太儒人邓氏忧,他事继母与诸兄曲尽孝道,得闻于孝宗皇帝,圣语:“陆九渊满门孝弟者也。”这就是一种无形的感化力量。他更直接褒扬孝义的行为,如其五十一岁时,有感于梁光结庐其亲茔,赋诗云:“孩提无不爱其亲,不失其心即大人。从此劝君休外慕,悦亲端的在诚身。”从人性的角度来勉励梁光的这一行为,加上他自己为继母的守制,可谓表里如一,堪为美谈。他知荆门军,整治军备,改革弊政,修筑城墙,移风易俗,荆门“初习俗偷人,以执役为耻,吏为好衣闲观,至是此风一变,督役官吏,布衣,杂役夫佐力,相勉以义,不专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若无事。”他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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