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上属于雄奇险怪一路。他的诗歌很少取材于自然景物，从诗题上看，仅有《猫饮酒》一首似是咏物诗，全诗如下：
枯肠痛饮如犀首，奇骨当封似虎头。尝笑庙谋空食肉，何如天隐食糟丘。
书生幸免翻盆恼，老婢仍无触鼎忧。只向北门长卧护，也应消得醉乡侯。[2](P223)
与其说这是咏物诗，不如说是抒怀诗。用语也偏于狠重健硬，与诚斋体的亲切自然绝不相类。李纯甫现存诗中之所以没有诚斋体风味，当然不排除相关诗歌失传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当时并没有着意去模仿，没有创作出数量可观的相关作品。
喜欢诚斋但不效仿诚斋，看似矛盾，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诚斋体与李纯甫有相合之处，也有不相合之处。上文已探讨诚斋体与李纯甫在喜欢新奇、耽于禅悦方面的相合之处，不相合之处主要体现在诚斋体与李纯甫的性格及文学思想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喜欢诚斋体，是因为诚斋体属于那种“别转一路”的新诗体，但他同时又强调“勿随人脚跟”，仅此一点他就可能不去效仿他所喜欢的诚斋体。当然，在创作实际中，李纯甫并没有完全做到“勿随人脚跟”，刘祁说他“文亦不出庄、左、柳、苏，诗不出卢仝、李贺”。他不学诚斋可能还另有缘由。一是日益衰乱的时代、怀才不遇的经历，使得他很难有杨万里式的轻松自在和幽默，他的诗主要是不平之鸣，抒写其郁愤情怀。二是李纯甫豪迈不羁的个性，如他自己所说“躯干短小而芥视九州，形容寝陋而蚁虱公侯，语言蹇吃而连环可解，笔札讹痴而挽回万牛。宁为时所弃，不为名所囚”[1](P7)，这种个性本质上与亲切小巧的诚斋体有不相容之处。他能够欣赏诚斋体的活泼，已是难得。很难想象，“芥视九州”的胸怀和眼光如何能写出诚斋风味的诗歌。
李纯甫在金末的影响力很大，刘祁甚至认为其影响力超过了同时的赵秉文，号为“当世龙门”[1](P7)。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如雷渊、宋九嘉、李经、马天采等。他们的性格与李纯甫有相似之处，如雷渊“辞气纵横，如战国游士；歌谣慷慨，如关中豪杰”[4](P557)，他们的诗歌也与李纯甫相似，多属于险怪一路，但从他们的诗歌中同样也看不出诚斋体的成份。这说明，李纯甫喜欢诚斋体，没有像他喜欢雄奇险怪那样，带动其他人也喜欢诚斋体。这样，就大大局限了诚斋体在金源的影响。
由此可知，诚斋体传入金源之后，尽管受到李纯甫的公开赞许，但已经显露出与金源时代、金源作家不相适应的地方。随着时局的恶化，其生存环境会更加严峻。
三、元好问对诚斋体的弹压
作为金源最杰出的诗人，元好问对诚斋体的态度最值得注意。但他像其老师赵秉文一样，没有正面提及杨万里，只是在《又解嘲》二首之二中提及南宋诗人徐似道和张鎡：
诗卷亲来酒盏疏，朝吟竹隐暮南湖。袖中新句知多少，坡谷前头敢道无？[4](P389)
该诗作年不详，但可以肯定作于金亡之后。钱钟书先生解释说：“竹隐，徐渊子也。南湖，张功父也。皆参诚斋活法者。遗山盖谓此辈诗人苟见东坡、山谷，当‘叹息踧踖，愧生于中，颜变于外’，犹昌黎之见于殷侑耳。乃以山谷配东坡，弹压南宋诗流。”[3](P486)从中可见，徐似道、张鎡两人的诗歌也已传入金源，而他们两位恰恰非常喜欢和推崇杨万里诗歌。张鎡（1153-？）字功甫，有《南湖集》。他曾从杨万里、陆游等人学诗，在南宋人中，“知诚斋诗之妙而学之者，以张功甫为最早”[3](P121)。徐似道字渊子，号竹隐，孝宗乾道二年（1166）进士，有《竹隐集》。徐似道诗学诚斋，深得诚斋体貌，“洵堪与诚斋把臂入林”[3](P447)。我们不妨先看一下他们的诗作：
散乱飞鸿掠快晴，嗈嗈那复苦寒声。定知已入新诗了，才过余舟便不鸣。
——张鎡《五家林四首》之四[8](P31641)
夜黑林间亦自奇，莲花两朵白如衣。初疑野鹭池中立，试拍栏干吓不飞。
——张鎡《夜赋》[8](P31660)
古书万卷积成蠹，老屋数间深却幽。午枕忽惊毛骨冷，觉来风雨一山秋。
——徐似道《宿云岩二首》之一[8](P29101)
行到溪光竹色间，客怀于此最相关。无端一阵西风雨，不许从容坐看山。
——徐似道《溪上值雨》[8](29106)
上述诗歌具有诚斋体的新、奇、快、活、趣的特点。张鎡、徐似道在南宋诗坛只能算是二三流的诗人，其知名度远不及杨万里，既然他们的诗歌都已传入金源，我们则更有理由相信，杨万里的诗歌在金源传播得更早更广，他们那些推崇诚斋体的言论以及效仿诚斋体的诗歌同时也扩大了诚斋体在金源的影响。
元好问在《又解嘲》诗中，将张鎡、徐似道与苏黄等人相比，其用意何在？钱钟书先生推测，元好问是以苏黄来“弹压南宋诗流”，自是不错，但似非其主要目的。他的侧重点应该不是简单地比较他们与苏黄成就的高低，因为高下分明，无需比较，其侧重点可能是质疑他们的“新句”之“新”，怀疑其“新句”没有超出苏黄的范围。联系《论诗三十首》中对苏黄“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的批评，元好问可能不赞成张鎡、徐似道等人诗歌的新巧。张鎡部分诗歌“滑而不灵活，徒得诚斋短处”[3](P121)，也是其原因之一。元好问是否一定读过杨万里的诗歌，没有确凿的证据。从他的诗坛地位以及与赵秉文、李纯甫等人的交往来，他对诚斋体不会一无所知。之所以避而不谈，只能说明他不太喜欢诚斋体，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推知这一点：
其一，元好问比赵秉文、李纯甫等人晚一辈，比他们遭受了多得多的苦难。在金王朝贞祐南渡期间，他的家乡忻州为蒙古人所侵犯，其兄元敏之即死于这场劫难。他的全家随即迁至河南三乡，以避战乱。当时，他尚未进入诗坛，也没有担任官职，未必有条件接触到诚斋体，同时他感时伤乱的强烈情怀与诚斋体的活泼幽默相去甚远。后来金王朝日渐危殆衰亡，元好问亲历战乱，感时伤乱的情绪更加强烈，也就很容易失去对诚斋体的兴趣。诚斋体虽然别具一格，令人喜爱，但它源于时局安定、仕途顺达、生活充足的外在环境，它的流传特别是发展离不开这些优越条件。可以说，出身优越的诚斋体北传时机欠佳，金末动乱的现实不是诚斋体生长和拓展的合适土壤。
其二，从元好问的诗论来看，在早年的《论诗三十首》中即反对追新逐奇，其《诗文自警》中亦有“无为黠儿白捻”[9](P38)的戒条，意思是说不要像顽童一样耍小聪明。而诚斋体恰恰写得很聪明机巧，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小聪明。乾隆批评杨万里等人诗歌“油腔滑调”[10](P503)，清人李慈铭曾批评诚斋七绝“间有清隽之作，亦不过齿牙伶俐而已”[11](P942)。元好问生于幽并地区，正如耶律楚材所说，“元氏从来多慷慨，并门自古出英雄”[12](P320)，所以他崇尚雄奇豪壮，不太喜爱具体细微的自然小景，晚年又一再倡导“以唐人为指归”[9](P37)，对苏、黄等人都有微辞，对轻快小巧、偏于琐碎的诚斋体也就自然难有赞赏之意。换言之，诚斋体这种南方诗风很难赢得北方人的普遍喜爱。
其三，元好问作为对立政权的代表诗人，其金源文学独立性的意识更加自觉，论诗难免心存南北之见，有“弹压南宋诗流”的倾向。他编完金诗总集《中州集》之后，作《自题中州集后》五首总论金诗，其一曰：“邺下曹刘气尽豪，江东诸谢韵尤高。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大有与南宋诗歌一争高低之意。其二曰：“陶谢风流到百家，半山老眼净无花。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也表示对曾慥《宋百家诗选》为代表的宋诗以及南宋人沿袭江西诗风的不满，同时也有抬高“北人”之意。在《中州集》中，他赞成萧贡等人所提倡的“国朝文派”[2](P33)，认为国朝文派贯穿金源始终，体现了与宋代文学不同的特点。在这种与南宋文学争高低、求独立的心理作用下，元好问只字不提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难以弹压的著名诗人，就不难理解了。避开独具一格的诚斋体本身，转而弹压诚斋体的追随者，也不失为一种高明的策略。可见，政权对立于诚斋体的传播多少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当然，对诚斋体了解不够、不便评论可能也是其原因之一。
在创作上，元好问诗歌的主导倾向与诚斋体相去甚远，有少数诗篇看似具有诚斋体诗风，但未必源于诚斋。如：
荷叶荷花烂漫秋，鹭鸶飞近钓鱼舟。北城佳处经行遍，留着南山更一游。
——《元好问全集》卷十二《济南杂诗》十首之九[4](P369)
谁擘轻绵乱眼飘，不教翠纽缀长条。只愁更作浮萍了，风转波冲去转遥。
——《元好问全集》卷十三《戏赠柳花》[4](P397)
看山看水自由身，著处题诗发兴新。日日扁舟藕花里，有心长作济南人。
——《元好问全集》卷十二《济南杂诗》十首之十[4](P369)
石岸人家玉一湾，树林水鸟静中闲。此中未是无佳句，只欠诗人一往还。
——《元好问全集》卷十三《药山道中》二首之一[4](P399)
前两首选取细微之物入诗，写得轻松，但算不上活泼幽默；后两首诗有意以自然为诗材，但与杨诗将自然景象“生擒活捉”[8](P27255)入诗、以致姜夔说“处处山川怕见君”[8](P32037)尚有较大区别。上述诗歌即使与诚斋体有关，所受到的影响也不会很大。
总之，从赵秉文到李纯甫再到元好问，诚斋体的影响呈现下降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诚斋体的特点不适应金末动乱的时代，不符合北方人豪迈的个性。归根结底，是时代及地域文化的差异决定了诚斋体在金源日渐消退的命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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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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