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代表了“不知书者”的世俗群体“浅近卑俗”的话语表达和审美价值取向，柳永歌词从浪子词人到狎客话语的艳情叙述，完成了从个体书写到男性性别、欲望群体话语模式的建构。

    作为男性欲望群体的浪子和狎客，最突出的特征是流连青楼歌馆，通过金钱交换，以获取声色之娱。凸显出他们作为性别和欲望主体的文化身份和话语表达。柳永的狎客话语，以恣肆的男性自我欲望叙述，大胆的身体和情欲关怀，大量的女性声色、姿容感官刺激描写，和“算等闲，酬一笑，便千金慵觑”的夸富、显富的世俗言说方式，表达了普通街市市民——被边缘化的城郭户众，久被压抑的情欲诉求，表现出世俗化甚或鄙俗化的审美价值取向。柳永的狎客话语，强调男欢女爱的云雨之欲，应该获得满足的天经地义，何况郎才女貌两情相悦。而且认为“雨云惹”四处留情，是浪子和才子的天性和权力：“嘉景，向少年彼此，争不雨云惹?奈傅粉英俊，梦兰品雅。”（《洞仙歌》）“佳景留心惯，况少年彼此，风情非浅。”（《洞仙歌》）集游宴狎妓于一体的狎客群体，视女性的身体为欲望化的消费对象，因而肆意渲染女性声色姿容、歌喉舞姿带给他们的感官刺激：“访雨寻云，无非是、奇容艳色。就中有、天真妖丽，自然标格。”（《满江红》）“意中有个人，芳颜二八。天然俏、自来奸黠。最奇绝，是笑时、媚靥深深，百态千娇，再三偎着，再三香滑。”（《小镇西》）凸现欲望不断膨胀的街市世俗文化消费风尚，和新都市空间下话语言说方式的转型。柳永的狎客话语，以对情色感官刺激和放浪无度的诉求，以及周旋于无数歌妓之间的艳遇炫耀，在

    满足男性中心的虚荣和欲望的同时，凸现狎客赤裸裸的消费狎戏女性身体的粗鄙、世俗的言说方式。反映了在新的街市空间下，艳情娱乐的商品化，使作为坊郭户众的男性欲望群体日益膨胀的感官刺激、情欲诉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放空间和话语表达权利。

    这种通过个体体验建构的“浪子+艳情”的狎客话语，与六朝宫体诗一样是自我欲望想象的话语表达，是个体感官欲望和欲望叙述的又一个轮回。只不过欲望的主体，由彼时垄断性资源和娱乐资源的宫廷权贵，变成了此时的普通举子士人和街市市民。这种狎客话语，由于表达了广大的市民阶层久被压抑的身体和情欲诉求，“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成为世俗文学——宋人笔记小说和话本津津乐道的人物和情节。由柳永、柳永歌词和柳永故事构成的“浪子+艳情”的话语模式，作为都市市民文化的话语建构，在接受群体不断选择、叙述的历史化过程中，成为都市文化的经典。从两宋众多的词话和笔记小说、话本，如《醉翁谈录》、《绿窗新话》、《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等，到元明的戏曲小说、拟话本，如《众名妓春风吊柳七》等流行于民间的市井大众文本中，可以看到这种话语的建构和流变过程。

    这种浪子—狎客话语，因为代表着新的都市文化群体的文化诉求而“大得声称于世”，并且不断地在社会日常生活中渗透与播散，日益由边缘影响中心，构成了北宋中叶都市文化不可忽略的世俗潮流。

        二  、从才子词人到才人话语：功名与享乐相对立的都市叙述言说方式

    ——新都市空间下才人群体的文化身份叙述与北宋中叶都市文化建构

    北宋中叶新的都市变革，除带来娱乐时空与娱乐群体的拓展外，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朝野上下日常生活和时序节庆集体狂欢的享乐化、平民化和商业化趋势，催生“陶陶尽醉太平”、享乐至上的都市生活和都市叙述方式。

    对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等都城时序节庆的长篇铺叙，是柳永歌词“陶陶尽醉太平”的都市叙述名篇。从“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燃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街市的繁华喧腾；到“倾城，尽寻胜去”，“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的集体狂欢；节庆中的少年男女，共同感受“浓欢无价。任他美酒，十千一斗，饮竭仍解金貂贳。恣幕天席地，陶陶尽醉太平，且乐唐虞景化”（《抛乐》），将北宋中叶新都市空间下，借时序节庆及时行乐的集体狂欢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形式（慢词长调）还是内容（寻胜游宴），都最能体现北宋都市文化转型的特征。

    以时序节庆为载体的集体狂欢，当然不是宋代的独创19。只是由于都城制度与商业制度的变革，由于北宋皇帝对借时序节庆彰显太平盛世、与民同乐的强调20，此时的时序节庆集体狂欢，比之前代，呈现出更为平民化、世俗化、商业化和艳情享乐化的倾向。同样是都城时序节庆叙述，柳永歌词更关注和描述的，是新街市空间中的饮食男女。而非中古时期里坊制度下集体出游的皇宫贵族主体21。同样是皇家水边修禊盛宴，北宋“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无论是柳永笔下“绕金堤、曼衍鱼龙戏，簇娇春罗绮，喧天丝管”的百戏班子或孟元老笔下的商业摊位出租22，甚或“凤辇宸游，鸾觞禊饮，临翠水、开镐宴。两两轻飞画楫，竞夺锦标霞烂”（《破阵乐》）的飞舟夺标专业户，都充满了浓郁的商业气息。新的街市制度下的日常生活或集体狂欢，时时处处皆有街市商业化如影随形。因为有“朝廷买市”的商业利益和彰显太平盛世之政治功能的双重趋动，各种鱼龙百戏，小唱，杂剧杂技也异彩纷呈，构成了新的都市文化娱乐商业化、专门化的新内涵和新功能。

    在里坊制度下，只能在两市不定时演出的市井文娱，在北宋的日常生活和时序节庆集体狂欢中，成为固定的日常化和商业化的娱乐行业。遍布全城的勾栏瓦肆，为坊廊户众提供他们喜闻乐见的各种娱乐消费。以其新的生产、消费和传播方式，重构了传统的以等级、权力为核心的贵族精英文化一体化的创作、消费、传播方式23。它既以满足新的城市坊廊户众的文化需求为目标，同时又以新的话语方式和世俗内容，重构都市文化的趣味和价值取向。

    同是都城节庆时序叙述，杜甫从朝野出游看到的，是皇妃贵戚的骄奢淫佚，引发的是“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的深刻感叹和批判意识。而柳永看到的却是“凤辇宸游，鸾觞禊饮，临翠水，开镐宴”，“霁色荣光，望中似睹，蓬莱清浅”的与民同乐的人间仙境，以及“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随分良聚。堪对此景，争忍独醒归去”（《抛乐》）的世俗享乐陶醉。体现出传统士大夫精英群体和文化，在新的社会结构和都市空间中的阶层、角色分化，以及精神生活方式（从修齐治平“先忧后乐”到以声色享乐为尚）的更替和取代趋向。体现出他们在世俗化、平民化、享乐化的过程中，对世俗的认可和追随。这种拆除深度，追求瞬间的快感，以声色享乐为尚的价值取向，代表了北宋中叶新街市空间下从士子、才子到才人群体的角色变化和文化身份转向。

    才子，是唐宋科举考试，特别是“以诗赋取士”制度化以来，用以称谓那些具有卓著文学才能、却又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个体。士大夫与才子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不仅被制度认可而且位居要路；而后者却是怀才不遇，生不逢时。才子词人是柳永平生最真实、快意的角色，他著名的《鹤冲天》，最为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的角色话语、文化身份和价值取向：“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柳永作为才子词人最突出的特征，不仅是多才多艺，更是他“忍将浮名，换了浅

    斟低唱”——将功名与享乐相对立的言说方式，以及惊世骇俗的边缘化人生取向：“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不啻是对主流价值取向的公开宣战。

    宋代统治者基于“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国策，重文抑武24。天子亲自殿试25，中举者皆为“天子门生”，荣耀无比。因此，进京赴考，学优而仕，是宋代学子概莫能外的人生道路和主流价值取向。宋朝优待士大夫26，所以娱宾遣兴、浅斟低唱，早已是宋代士大夫普遍的享乐方式。文人角色的多重性：公务与私情、治国与娱乐，因为社会政治、经济、商业、娱乐文化发展形成的不同空间得以实现27，并用诗、文、歌词或笔记、小说等不同的文体功能表达。

    然而士大夫群体浅斟低唱的享乐方式，与“忍将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功名与享乐相对立的言说方式和享乐至上的价值取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对于皇帝和朝廷而言，前者是可以接纳的享乐方式；后者则是不能容忍的、对士大夫主流精英价值取向的解构和挑战。是对士大夫群体文化身份的颠覆。柳永因此而触犯天颜，招致同时代和历代士大夫群起而攻之，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28。在柳永的歌词里，随处可见这种着意将功名利禄和艳情享乐相对立的叙述：“浮名利，拟拼休，是非莫挂心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莫闲愁，共绿蚁、红粉相尤。向绣幄，醉倚芳姿睡，算除此外何求?”（《如鱼水》）

    作为举子，本应以功名读书为重，明知“如此清致，早晚是读书天气”，但随着“渐渐园林明媚，便好安排欢计。论槛买花，盈车载酒，百千金邀妓。何妨沉醉，有人伴，日高春睡”（《别银灯》）。作为屡试不第的才子，他更是唱出了“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愤激。即使是殿试中举这样重大的人生大事：“便是仙禁春深，御炉香袅，临轩亲试。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待惩时、等著回来贺喜。好生地、与我儿利市。”（《长寿乐》）也被他解构为与庸常的艳遇赏钱相提并论；中举了，他的最大愿望，也仍然是艳情享乐：“遍九陌，相将冶游，骤香尘，宝鞍骄马。”（《柳初新》）中举后四处游宦，他仍一如既往地认为：“这巧宦，不须多取。共君把酒听杜宇，解再三，劝人归去。”（《思旧乐》）

    曾经被作为士大夫精神标志的“举世皆浊唯我独清，举世皆醉唯我独醒”的屈原精神，在这里被解构成为“堪对此景，怎忍独醒归去”的自甘沉溺。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历史使命感，在这里，成为“晚岁光阴能几许?这巧宦不须多取”，并代之以“怎浮生，不满百。虽照人轩冕、润屋珠金，于身何益”（《尾犯》）。

    文化身份是需要叙述才能表达的，它来自创作者的话语实践，并受制于各种社会权力。才子词人的角色话语和都市叙述，固然是因“偶失龙头望”的落第和“明世暂遗贤”的怀才不遇而引发，却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价值取代，突破主流意识形态对个人建功立业的目标规定，叙述出与之不同的文化身份、价值取向。实质上代表了一个庞大的、从士大夫群体分化而出，介于主流精英和街市市民之间的才人29群体的言说权利和话语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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