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的文化身份和话语权威喻说，赋予“才子词人”——才人群体的合法性，使得这一新崛起于边缘的群体，具有了与主流精英分庭抗礼的意味。正是在这一点上，其躲避崇高，拆除深度，消解传统士人人生意义和使命感，摆脱主流意识形态桎梏，追求瞬间情欲享乐，放弃精神维度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才具有意味深长的边缘文化或亚文化的创造价值。也正是由此，柳永才子词人的角色话语和都市叙述，才得以实现了从个体文学书写，到才人群体话语模式的建构。
才人群体从娱乐消费到生产的角色过渡——由“见说兰台宋玉，多才多艺善词赋，试与问，朝朝暮暮，行云何处”（《击梧桐》）的独逞才情、娱乐消费，到“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商，一经品题，声价十倍”30的角色转换，是柳永才人话语和文化身份叙述——作为新街市文化的创作主体——才人群体的价值实现和生存特征的话语表达。
与主流精英群体的价值实现，主要依赖于皇帝朝廷的知遇不同，才子词人——才人群体则全赖新的接受和传播群体——青楼歌妓的赏识、“云踪雨迹”——冶游于街市各色人等的认同与消费。由于歌妓是才人和受众之间的第一媒介，才人与歌妓之间在才艺上的惺惺相惜，是这个新角色、新群体和新职业，异于其他男性群体狎玩心态的亮点：“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当年双美。且恁相偎倚，未消得怜我，多才多艺。”（《玉女摇仙佩》）“未同欢，寸心暗许，结前期、美人才子，合是相知。”（《玉蝴蝶》）
这些歌妓不仅是他们才艺的知音，还是他们在主流生活和价值取向受挫时的红颜知己：“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歌妓们的青睐、追慕，不仅是才人歌词流传的巨大推动，更是他们男性魅力获得满足，社会功能、人生价值和情感依托获得多重实现的关键：“珊瑚筵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索新词，人含笑立尊前。按新声、珠喉渐稳，想旧意、波脸增妍。”（《玉蝴蝶》）由此决定了他们将艳情与功名相对立的言说方式和价值取向，不仅是基于欲望的满足，也是不同的角色群体、社会阶层分化、分工和职业取向所致。
因此，才人群体必然更贴近街市空间和世俗社会，通过作品的商品化，为大众提供文化娱乐消费：“平生自负，风流才调，口儿里、道知张陈赵。唱新词，改难令，总知颠倒。解刷扮，能咳嗽，表里都峭。每遇着、饮席歌筵，人人尽道，可惜许些了。”（《传花枝》）这种为主流社会惋惜的浪费，却是最受市民阶层欢迎之处。尤其“三妓挟耆卿作词”的“才子+艳情”的柳永故事模式，更是作为此后小说戏曲的母题广泛流传。
“柳耆卿，名永。……其为人有仙风道骨，倜倘不羁，
傲睨王侯，意尚豪放。花前月下，随意遗词，移宫换羽，词名由是盛传，天下不朽。……至今柳陌花衢，歌姬舞女，凡吟咏讴唱，莫不以柳七官人为美谈。”31柳永作为街市空间的时尚偶像和主流社会批评的热点，数百年经久不衰，体现了他作为才子词人的边缘人生、社会功能和价值实现的最大成功。
偶像的认同，是话语建构和文化身份认同以及价值观念流行的必然结果。新兴的街市文化需要有自己的偶像作为文化、审美取向的代言。它以时尚的形式传达出偶像的言说方式，人生取向和价值目标在民众中的反映。特别是在市民文化这样的亚文化层，偶像具有意想不到的巨大魅力，柳永构建的“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微睨王侯，倜倘不羁”的神话，以神奇的速度流传和再叙事。让新兴崛起的才人群体和世俗庸常中的街市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及时找到意义世界，确认他们自己在文化地图上的标示。作为浪子、才子词人角色话语实践的柳永、柳永歌词和柳永故事，在宋、元、明、清不同的群体、不同文类、文本反复叙述的过程中，成为才子和才人话语的偶像和经典32。
正是由于才子词人的这种话语实践，使得才人群体和街市市民阶层的话语表达，由口传模式的边缘状态，成为文本，跨越边缘与中心两种传统，交叉于主流和边缘多个文化圈，打破精英文化一体化的格局，为才人群体和市民阶层的言说权力、话语表达争取到一席之地。如宋人徐度《却扫篇》卷五所云：“耆卿以歌词显名于仁宗朝，……其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之人尤喜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复称于文士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
柳永歌词的才子词人角色话语，将中唐以来杜牧、温庭筠、韦庄等才子的角色分化倾向，发展为才人角色话语实践，为此后无数默默地在新的街市空间里，在勾栏瓦肆中卖文为生，为市民阶层生产娱乐文化商品的书会先生们，勾勒出新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定位33。从柳永到元代书会才人的典型代表关汉卿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浪子—才子—才人群体一脉相承的轨迹。
柳永的才子词人叙述，作为北宋中叶从士大夫话语到市井才人话语转型的开风气者，表现出柳永的社会身份与文化身份叙述之间的交叉错位，甚或自相矛盾的状态。例如，一方面他的文化身份叙述是“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的自傲和不屑于功名；但在社会身份上，他则必须屡败屡试，直至改名方才一举高中；再如，在文化身份叙述上，他认为“晚年光阴能几许?这巧宦、不须多取”（《思归乐》），但在实际生活中，他又为了升迁不断用词拜谒权贵，献词祝寿于当朝皇帝。显示其作为传统士大夫社会角色和文化身份的另一面。又如，他在文化身份叙述上，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但在作为官宦的社会角色上，他又不得不收敛自己：“又岂知，名宦拘检，年来减尽风情。”（《长相思》）使自己尽量符合士大夫主流的伦理要求。这种集多元角色话语实践和文化身份叙述于一体的交叉错位状态，使柳永的歌词充满了复杂的形态和张力，很难用一元化的价值标准进行判断。体现出文化转型时期，边缘与中心相互位移渗透，导致角色分化、价值取向和文化身份叙述复杂多元的过渡时期特征。正是这种多元交叉错位，使柳永的歌词得以打破不同阶层文化圈的壁垒，同时在士大夫群体和街市市民群体中同时传播，代表了宋代文化分化、整合的新趋势。
三 、从游宦词人到羁旅行役话语：游宦与艳情
——新都市空间下游宦叙述的多元拓展
——边缘和主流话语的雅俗整合与北宋都市文化建构
话语是一种自我文化身份确认。阶层的分化带来角色话语表达的变化，是一个随社会身份的变化而变化的双向过程。柳永的歌词，既有从主流到边缘的话语分化和建构：例如他的浪子词人和才子词人角色话语。又有从边缘到主流的话语整合和雅俗重构——游宦词人的干谒投献和羁旅行役叙述。
宦游叙述是中国古代士人最常见的话语方式。唐宋科举取士的制度化，使庶族地主知识分子获得游学、游幕和游官——空间流动和人生选择的最大可能性。宦游叙述，从来包括修齐治平、入世达生、干谒投献、羁旅行役等等主题。只不过这些以往主要由诗歌文本承担的功能，转由以娱宾遣兴为主的歌词承担时，无论在叙述方式或话语资源上，都要经过雅俗整合的话语拓展和重构。
柳永歌词的宦游叙述，有两个重大的创新。一是用诗歌的应制干谒和羁旅行役叙述，拓展歌词的表现功能和话语形态，使之由边缘进入中心；一是用歌词原本的艳情叙述和娱宾遣兴功能，改造宦游叙述的宏大话语，使之充满了世俗的温暖和诗意。以歌词作为皇帝祝寿之献和宫廷大典之献，从现存文本看，始于柳永34。
他的《玉楼春》（“凤楼郁郁”）歌颂宋真宗作醮的盛大场面；《御街行》（“蟠紫烟断星河曙”）庆祝宋真宗天禧二年以星变大赦天下之盛；《送征衣》、《永遇乐》均是为宋仁宗生日所作的祝寿词。铺叙皇帝生辰之日，天地日月山川呈现出各种祥瑞，以及政和民丰、朝野同庆的太平盛世。他以赋为词，极尽铺叙渲染之能事。直接禀承汉赋“宣上德而尽忠孝”的话语传统和叙述模式，盛赞“朝野多欢民康阜”。他的咏京城禁苑元宵节的《倾杯乐》，更因传入禁中，人“多称之”。打破宋初“民间作新声者甚众，而教坊不用”35的文化隔膜。将流行的新声小唱，拓展为慢词长调的鸿篇巨制，使其与“承平气象，形容曲尽”的需求相符36。由边缘进入中心，开辟了宋词的另一番天地。
另一方面，他又不囿于宫廷中心视野和程式化的话语模式，用歌词作为都市叙述，雅俗重构。与投献朝廷之作程式化的歌功颂德不同，柳永对各路府太守的干谒词，更具浓郁的新都市生活气息。他干谒苏州太守、杭州太守、
成都太守的投献之作，上片大都着意凸显繁华喧闹的都市享乐生活；下片则盛赞其治下的清明政绩。由于柳永的关注点和兴趣点更多的是在“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蛾画舸，红粉朱楼”（《瑞鹧鸪》）；“锦里风流，蚕市繁华，簇簇歌台舞榭。雅俗多游赏，轻裘俊、靓妆艳冶”（《一寸金》）等街市空间的世俗享乐生活，使易流于程式化的干谒之作，平添许多世俗的温暖和亮色。其都市叙述也因“承平气象，形容曲尽”，成为传颂千古、彰显地域风土人情的名篇佳句。
这种边缘与主流话语的雅俗整合37，不仅使宋代宦游叙述获得多元拓展，使新的街市世俗生活，获得话语表达的一席之地。柳永的干谒之作，也因为鲜活的都市叙述不胫而走，由官府到市井，远播边陲和异国。“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无论是在接受群体，还是传播空间上，都远比一般的干谒投献词更具生命力。
唯其如此，柳永以赋为词的慢词长调，才同时具有街市、宫廷、路府的多元视角，使宋词的宦游叙述和都市叙述，“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体现出北宋中叶新的都市文化建构过程中，与传统话语资源分化整合的流变过程。最能体现这一话语分化整合流变的，是他的羁旅行役叙述，实现了从游宦到艳情的话语转型和雅俗重构。他将唐代王勃“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所代表的大丈夫志在四方的宦游叙述话语模式，重构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儿女情长的宋代羁旅行役的言说方式。
柳永的羁旅行役叙述，有两种类型。一是将功名仕途与艳情相对比、相对立的言说方式，叙述士人因功名仕途无法实现的艳情享乐，借以抒发羁旅行役之苦。是对时代主流话语伦理的反抗，传达的是打破话语和价值取向一体化，争取个人情欲享乐合法化的审美诉求。二是将艳情打入传统的宦游宏大话语，以世俗生活的“儿女情长”取代宦游叙述的“风云之气”。前者可谓“雅不避俗”，后者可谓“俗不伤雅”。获得“尤工于羁旅行役”之称，他的《戚氏》甚至被推誉为：“《离骚》寂寞千载后，《戚氏》凄凉一曲终。”（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第一类代表作是《玉蝴蝶》（“望处雨收云断”）、《夜半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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