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院召入翰林院;三年五月，拜左拾遗，仍充翰林学士 （见《旧》传） ，该诗首四句“元和运启千年圣，同遇明时余最幸。始辞秘阁吏王畿，遽列谏垣升禁闱”即述此。“谏垣”即御史台。接下，诗有“二贾二张与舍弟，驱车逦迤来相继”，指在五月或稍后，行简至长安;“日暮银台下直回，故人到门门暂开。回头下马一相顾，尘土满衣何处来?”写故人相逢新昌里第的情景，《旧唐书·职官二》 （卷二三） 翰林院下曰:“天子在大明宫，其院在右银台门内。”故以银台代指翰林院，居易此时正兼左拾遗与翰林学士。关键是以下几句:“齐入文场同苦战，五人十载九登科。二张得隽名居甲，美退争雄重告捷。……唯有沅犀屈未伸，握中自谓骇鸡珍。”“五人”当为二张、二贾与弟行简，即诗中的“二张、美、退及沅犀”，“退”乃“知退”省称。五人十年间同入文场，九应科举，“二张”应有斩获，“美”、“退”则于此告捷，只“沅犀”一人未得第。由此可见行简于本年登第，且当参加的是东选，否则不会迟至三年五月后方至长安，此时一般说来放榜（至团甲）已毕;其次，回应贞元十六年落榜事，故居易有“重告捷”之语。
三 起家、元和中仕历及终官
行简仕历多未明之处。首先是起家时间。《旧》传曰:“贞元末，登进士第，授秘书省校书郎。”行简于元和二年登第，授职不可能在贞元年。据《元稹集》 （卷一七） 《使东川》诗序云:“元和四年三月七日，……秘书省校书郎白行简为予手写为东川卷。”按唐人习惯，校书郎多为起家官，而据元文足见行简得授此职显然已在元和时期。而元和三年中，吏部曾对元和元年以来的待阙者多次即行授官，《唐会要》（ 卷七五） 杂处置有:“元和三年正月，吏部奏，准去年六月敕，元和元年下文状人，但有续阙，即便注拟。元和二年下文状人，均待有两季下续阙，至冬末合收用者注拟。”又其下:“其年（即元和三年）三月敕:秘书省、宏文馆、崇文馆、左右春坊、司经局、校书郎、正字，宜委吏部自今平流选人中，选取志行贞进、艺学精通者注拟。”据此，行简起家即应在元和三年，至迟在该年末至四年初之间，既与元稹之说合，也是及第后的通例，时年三十三岁。
其次是元和中仕历及是否任“司门员外郎”一职事。《全唐文》白行简条云:“元和中累迁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又见《旧》传:“（元和）十五年，居易入朝为尚书郎，行简亦授左拾遗，累迁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旧》传所述仕历与《全唐文》一样都提到曾任司门员外郎一职，而《全唐文》更言行简任此职与主客郎中都在元和中，则误。在这里，《新》传虽无确切时间，但对仕历记载大抵不错，“（府）罢，与居易自忠州入朝，授左拾遗。累迁主客员外郎，代韦词叛（按:应为判）度支案，进郎中”。今列行简在元和中仕历，三年以校书郎起家;六年丁母忧去职;九年赴剑南东川节度使卢坦幕至十二年;后随居易迁转于梓、江、忠三州，十五年偕归长安待官，至长庆元年得授左拾遗，事均历历可辨，《全唐文》所言于时间、职名都有不符之处。行简未任过司门员外郎，此或是与居易任官舛误，或乃主客员外郎误。据《唐会要》（ 卷五九） 度支员外郎条:“长庆三年十二月，度支奏:主客员外郎判度支案白行简，前以当司判案郎官、刑部郎中韦词，近差使京西句当和粜，遂请白行简判案。今韦词却回，其白行简合归本司。伏以判案郎官，比有六人，近或止四员，伏请更置郎官一员判案，留白行简充。敕旨，依奏。”左拾遗为门下省官，从八品上。主客员外郎属尚书省礼部郎官，从六品上，故行简超八阶授官。如此超擢，其因未可猜度，但行简在长庆元年至三年间由左拾遗除主客员外郎事属无疑，旋因韦词出使而入户部判度支，并于长庆三年十二月前因户部奏请留任，改充度支员外郎，时年四十八岁。然行简与韦词均以别官判度支，参《唐会要》（ 卷五九） 别官判度支条。
另，《旧》传在“累迁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后说:“长庆末，振武水运营田使贺拔志言营田数过实，诏令行简按覆之，不实，志惧，自刺死。”如此行文，对行简迁主客郎中时间易生疑窦，长庆共四年，户部于长庆三年十二月奏请行简留任，改度支员外郎已应在四年，于本年再进郎中恐属难能。诸司郎中为从五品上，而五品在唐人是一大关节，未可轻许。以己忖度，当在长庆四年判振武营田使贺拔志度支案后，至敬宗宝历元年迁转较为可信，并加朝散大夫，著绯，时年五十岁。此有《白居易集》（ 卷二四） 《闻行简恩赐章服喜成长句寄之》为证，诗云:“吾年五十加朝散，尔亦今年赐章服。齿发恰同知命岁，官衔俱是客曹郎。”注曰:“予与行简俱年五十始著绯，皆是主客都（按:应为郎）官。”加朝散一般应在职事官达五品之后，即在迁郎中之后，居易诗亦是此意，由此可断行简任郎中在宝历元年。《新》传未提贺拔志事，但顺序不误，而《全唐文》白行简条记载多误。
最后，行简官终于膳部郎中，此职不见载本传，故系于卒年。此说有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可证:“弟行简，皇尚书膳部郎中。”清劳格《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 卷二三） 膳部郎中白行简条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太原白氏，襄州别驾季庚子，刑部尚书居易弟行简，字退之，膳部郎中。”另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膳部郎中补遗条称:“白行简，旧、新《唐书》传止称主客郎中，《新唐书》表称膳中，《白氏集》六一祭崔咸文亦曰膳部房。”诸说均可与居易文互证。又检居易《祭崔常侍文》 （《白居易集》卷七） :“居易兄弟与公伯仲前后科第同登四五，辱为僚友三十余年，又膳部房与公同声尘之游，定胶漆之分。”此崔咸（按:应为威）即与行简元和二年同第之人。古人有以官名行世之习，终官之名即在其列。据此，行简官终于膳部郎中当可从，时年五十一岁。《唐六典》:“礼部尚书，其属有膳部郎中，从五品上，掌邦之牲豆、酒膳，辩其品数。”《旧唐书·职官二》:“（膳部）郎中、员外郎之职，掌邦之祭器、牲豆、酒膳，辨其品数，及藏冰食料之事。”膳部与主客均为礼部诸曹，故行简此官当由主客郎中所改。
四 行简元和十至十一年间于东川使蒲及元稹《崔徽歌》及序之作年
据《旧唐书·宪宗本纪下》（ 卷一五） 云:“（元和八年八月）辛丑……卢坦为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旧唐书》（ 卷一六六） 白居易传附行简传则称:“元和中，卢坦镇东蜀，辟为掌书记。”据居易元和十年八月在江州作《寄行简》 （《白居易集》卷一） 中“去春尔西征，从事巴蜀间。今春我南谪，抱疾江海 。……春来梦何处，合眼到东川”，可知在元和九年春入蜀，至十二年九月间为卢坦幕掌书记。行简入幕后的事迹多不见载，然据元稹《崔徽歌序》及相关记载可知，此间行简曾以幕客身份出使河东道蒲州（据《旧唐书·地理志》卷三九，置于武德元年，即隋河东郡，入唐与河中府名几度更改，属河东道，今山西永济西北）。
《崔徽歌序》记蒲女崔徽因相思兴元幕客裴敬中发狂病亡事，在崔徽临终前，受托向裴氏转交其画像者即行简。《崔徽歌序》原文不存，但此文大有《霍小玉传》之风，于宋人影响甚大，见于题咏、诗注、笔记者甚多，故概貌犹存，文字稍详者为《绿窗新话》卷上《崔徽私会裴敬中》条（注出《丽情集》）和《类说》（ 卷二九） 《丽情集·崔徽》，文字稍异。现据《绿窗新话》录于下:
崔徽，蒲妓也。裴敬中为梁使蒲，一见为动，相从累月。敬中言旋，徽不得去，怨抑不能自支。后数月，敬中密友东川白知退至蒲，有丘夏善写真，知退为徽致意于夏，果得绝笔。徽持画谓知退曰:“为妾谢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徽且为郎死矣。’”明日发狂，自是移疾，不复旧时形容而卒。
该文提到行简以东川幕客身份使蒲事，而具体时间则不明确，这正是本节的目的。而由裴敬中的行止，特别是与崔徽恋情有关的行踪事迹对解决此问题并无帮助。在这场才子佳人恋情的记载中，有关裴敬中的还有几条，王十朋《东坡先生诗集注》（ 卷一二） 宋援注有:
崔徽，河中倡也。以御史裴钦中病亡，元稹为作《崔徽歌》。 赵尧卿则注曰:
裴钦中以兴元幕使河中，与徽相从者累月。钦中使罢，徽不能从，情怀怨抑。后数月，东川幕白知退将自河中归……元稹为作《崔徽歌》，以叙其事。
据此透露，裴敬中曾任监察御史，并入兴元幕，元文作于其以御史职病亡之后;且行简至蒲约在敬中使蒲后数月，受崔徽之托转交画像予裴敬中，则甚至两人曾有会面?但是，此裴敬中即《新唐书》（ 卷一六九） 、《旧唐书》 （卷一四八） 的裴，裴氏本字“敬中”，称“弘中”乃宋人避赵匡胤祖讳敬改，宋人记载也有作“钦中”者，应系讹误。检本传事迹多与元文不合，裴于贞元中曾拜监察御史，然“藩府交辟，皆不就”，并无作幕记载。且元和三年入相，又“元和五年，中风病。……明年，改太子宾客，卒”，即于元和六年亡故。此时行简尚未入卢坦幕，且裴氏非终于御史，而谓裴氏以旧相病亡而崔徽不知，似也有悖常情。
窃意以为，虽然元文记裴氏行迹于史多有不合，但对裴崔情事及行简使蒲事则无须存疑。何则?一、元稹与裴过从密切，感情甚笃。元和十年，元稹时为江陵府士曹参军，正月奉诏还朝，二月在长安游寺观，有《西归绝句十二首》 （《元稹集》卷一九） ，其五曰:“白头归舍意如何?贺处无穷吊亦多。左降去时裴相宅，旧来车马几人过?”其七曰:“闲游寺观从容到，遍问亲知次第寻。肠断裴家光德宅，无人扫地戟门深。”此裴相即裴，前诗于“裴相”下注曰“裴相公”;《唐两京城坊考》 （卷四） 《西京·长安县·光德坊》:“太子宾客裴宅。”又元和十二年元稹离通州归京途中宿蓬州芳溪馆，赋《感梦》诗，题注为“梦故兵部裴尚书相公”，诗于“前时奉橘丸，攻疾有神功。何不善和疗，岂独头有风?”下注曰:“予顷患痰，头风， 逾 月不差，裴公教服橘皮朴消丸，数月而愈。今梦中复征前说，故尽记往复之词。”且于诗末表示:“未死终报恩，师听此男子。”尤见两人情深。元稹当绝无谤讪裴氏的可能。《崔徽歌》及原序虽佚，但序存引文，已见上述;歌余残句，《绿窗新话》及《青泥莲花记》引八句，据《新话》云:“元微之歌其略曰:‘崔徽本不是娼家，教歌按舞娼家长。使君知有不自由，坐在显时立在掌。末云有客名丘夏，善写仪容得艳姿。为徽持此谢敬中，以死报郎为终始。’”对崔裴情事言之凿凿，不容怀疑。二、元白之交，为世盛称，行简豫游，情如友于。如谓元氏不知行简在东川的行迹甚至捏造事实，均不可信。
如此，关键问题或在时间，即裴崔相遇与行简使蒲间应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彼时，裴曾以御史出使兴元，与崔徽相遇并生情愫，裴不久旋归，崔徽则相思成疾。而从元文看来，可能是陷入精神错乱，如“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徽且为郎死矣”一语即非正常，而“明日发狂，自是移疾，不复旧时形容而卒”，既是实情，也属随语敷衍之文。由此造成两个结果，一是崔徽确不知裴氏之亡;二是深陷相思，时间概念也因此错乱。故在得遇行简时，有托其致意于裴氏的一幕。如果《绿窗新话》对《崔徽歌序》的引文只是文字检省而无情节删减，则元文对行简受托之后的举止其实未涉一语，是元氏深有“此恨绵绵无绝期”之感吗?此虽出一己之忖度，但由前述元氏与裴、行简之交，未必全属臆测。实际上，元文的狡狯之处即应在此，所谓“后数月”其实跨度很大，这一跨的时间基点是行简使蒲，却把裴带离了原本的时间轨道，只有崔徽仍徘徊于往事，更见其怨情之深，文字极尽摇曳跌宕之姿，一如元氏之《莺莺传》，也是传奇的故技。
但这一跨同时提醒我们，元稹在裴亡故前也不知此事。他可能在什么时候知道此事的呢?卞孝萱《考〈崔徽歌〉的写作年代》认为是元和十五年以后得自行简，于时过晚。关键证据是，元稹一生曾寓兴元府的时间正在元和十一年夏至十二年九月间。
元稹于元和十年三月出为通州司马，闰六月至通州，不久“染瘴”，八月病危;十一年夏复患疟疾，居易《东南行一百韵》云“去夏微之疟”，诗作于元和十二年，“去夏”即十一年夏。即赴兴元医治，时郑余庆为兴元尹。元稹《献荥阳公诗五十韵》并启 （《元稹集》卷一二） 自注:“稹病疟二年，求医在此。”而《西归绝句十二首》作于赴兴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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