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梦》作于离兴元归京途中。由《元稹集》可知，其怀裴之诗正以元和十年至十二年为多，如非在此得闻裴崔情事，原因何在?至于闻听此事的渠道，可能就是行简，其受托于崔徽，而元稹恰在此地，行简素知元、裴之交，故无由不转告元稹，而元稹感而作歌及序，应属必然。故结论如下:一、崔、裴相遇生情事必在裴起家御史之后某时，但出使兴元事于史阙载;二、行简必在元和十年至十一年间由东川幕出使兴元，遇崔徽，知与裴之事，并转告元稹，《崔徽歌》及序作年当以此为上限。故知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考》（ 卷二） 《崔徽歌序》条谓“行简往河中，当在元和九年至十二年间，而崔徽、裴敬中之事亦在此时。……元稹闻崔徽事为作歌并序，似当在元和十五年”诸论不尽允当。
五 生平著述及《李娃传》等诗文作年
行简文集已佚，存世著述尚有:
一、诗七首。《春从何处来》、《贡院楼北新栽小松》、《金在》、《归马华山》、《夫子鼓琴得其人》、《李都尉重阳日得苏属国书》、《在巴南望郡南山呈乐天》。《全唐诗》卷四六六著录，其中《文苑英华》卷一八六、一八七、一八九收省试诗三首。
二、赋二十首。《新月误惊鱼赋》、《斗为帝车赋》、《五色露赋》、《望夫化为石赋》、《文
王葬枯骨赋》、《君臣同德赋》、《垂衣治天下赋》、《振木铎赋》、《舞中成八卦赋》、《金跃求为镆铘赋》、《滤水罗赋》、《石韫玉赋》、《沽美玉赋》、《澹台灭明斩龙毁璧赋》、《以德为车赋》一、《车同轨赋》、《狐死正首丘赋》、《欧冶子铸剑赋》十八首，见《全唐文》卷六九二，前十六首又见《文苑英华》卷六、一、一五、三一、四二、四三、六七、七九、一三、一一、一一五、一一六、一二一;另《以德为车赋》二收于《文苑英华》卷一二一。叶德辉《双梅景丛书》收《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一首，原出敦煌鸣沙山石室，现存巴黎，为房中术之作。
三、传奇文二篇。《节行倡李娃传》，始载于《太平广记·杂传记》卷四八四，注出唐陈
翰《异闻集》，题《李娃传》，《全唐文》卷六九二同;《类说》本《异闻集》题《 国夫人传》;《情史》题《荥阳郑生》;《绿窗新话》卷下题《李娃使郑子登科》。明晁栗《宝文堂书目》、高儒《百川书志》著录，一卷;《虞初志》卷四、《艳异编》卷二九妓女部、《青泥莲花记》卷四记节一、《情史》卷一六情报类、《唐宋传奇集》卷三、《唐人小说》卷上皆采自《广记》。《艳异编》不题撰人，余皆题唐白行简。收入丛书类略。《三梦记》，始载陶宗仪《说郛》卷四，题唐白行简。《五朝小说·唐人百家小说》记载家、重编《说郛》卷一一四、《唐人说荟》一三集、《唐代丛书》卷一六、《龙威秘书》四集、《香艳丛书》四集、《晋唐小说六十八种》六册、《旧小说》乙集、《丛书集成初编》文学类、《唐宋传奇集》卷三、《唐人小说》卷上皆从《说郛》收录。又见《全唐文》卷六九二。伪作《纪梦》附《全唐文》同卷《三梦记》下。《中国丛书综录》子部小说类均著录。
由前节可知，行简善为科场词赋，现存诗、赋除应试词赋外，多属课业文字，故其作年多不可考，然大略多在贞元十四年至元和二年间似可确定。现将可确切系年者略叙次如下:
《舞中成八卦赋》和《贡院楼北新栽小松诗》作于元和二年已见前述。赋见《文苑英华》卷七九及《全唐文》卷六九二;诗见《全唐诗》卷四六六及《文苑英华》卷一八七省试八。
元和十四年春三月，居易赴忠州刺史任，行简偕行，二十八日抵。当于其后不久，行简首唱《望郡南山》，《全唐诗》 （卷四六六） 题为《在巴南望郡南山呈乐天》，注曰:“时从乐天忠州。”居易酬以《和行简〈望郡南山〉》，二诗均见《白居易集》 （卷一七） 。南山即忠州翠屏山。
凡以诗赋为课业文字者，主旨多为咏物颂德，而少记人与事，故难于系年。但行简赋作中有与他人同题同韵或分韵的部分作品，因属课业文字，当可由相关诸人登进士第时间大致考定其作年。略叙如次:《文苑英华》 （卷一五） 《五色露赋》下收行简、贾、王起与袁兑四篇，“以率土康乐之应为韵”，属同题同韵;卷六七《振木铎赋》下收王起“以孟春之月遒人徇路为韵”者为第一，行简“以振文教而纳规谏为韵”者为第二，罗立言“以发号施令王猷所先为韵”者为第三，属同题分韵。数人中，知行简于贞元十六年初举，元和二年及第;袁兑于史无载;两《唐书》贾传只言擢第，未详其时;罗立言者，《旧唐书》 （卷一六九） 云:“贞元末，登进士第。”《新唐书》 （卷一七九） 同。《全唐文》 （卷六九二） 罗立言条曰:“贞元末进士。”而《旧唐书》 （卷一六四） 王起传云:“贞元十四年擢进士第。”但与贾并于元和二年登贤良方正极言直谏科。故知五人均曾于贞元后期应举，课以赋作自属必然，而制举不试文赋，加之王起于贞元十四年登进士第，故此二赋作年至迟应在贞元十四年。
《文苑英华》卷一一五收行简、李瑾《石韫玉赋》两篇，前者“以温润积中英华发外为韵”，后者“以淳粹积中英华发外为韵”，虽为分韵，实亦大同，且同题，亦是联作课业文赋。唯李瑾未见诸史载。另，卷一二一收行简《以德为车赋》二篇，分别“以至德之人有车同载为韵”及“以国家道通远迩为韵”，韵虽有别，但以车载物喻人之蕴德，在人则利其身，在皇帝则利天下的题旨联类而及。一人以同题前后为赋，其旨当亦在文外。参以行简最后及第年份，亦当以元和元年末为时间下限。不过，古诗文系年多难允切，行简又文名起于科场，故就以上诸赋而言，参《旧》传“（行简）辞赋尤称精密，文士皆师法之”及王谠《唐语林》 （卷二） 文学称王起、行简“为场中词赋之最，言程试者宗此五人”，故诸赋虽信为课业之文，亦不免垂范后学之意。倘如此，则其赋具体作年实难确定。故前述不免为臆说，亟待方家教正。
《三梦记》之三梦分系于天后时、元和四年、贞元中，因以元和四年之二梦（即叙元稹于梁州梦乐天游曲江、慈恩事）为最晚，故为该文创作上限。但此文结构十分特别，此三梦情节并不相干而缀于一文，其内在整合之道为彼此因情相属而以梦通之理。中国古代小说结构有缀合一体，自来多以为是长篇小说的结构成例，因缺乏显在主体线索贯串全篇而素获讥评，却实为中国小说结构的民族思维特征的反映。但以缀合体结构一短篇小说之佳例，却当以此文为最先。
《李娃传》末有“贞元中，……时乙亥岁秋八月”，依例即其作年，但学者多不从，讼议纷纭。窃以为当属行简晚年作品，约作于长庆四年至宝历二年间。理由如下:长庆三年，《元氏长庆集》成，但不见载《李娃行》一诗，而且有关此诗在唐代流传的情况从未见载，至宋方有佚句出现，窃意其从未进入《元氏长庆集》，只口耳相传，方致遗佚，故此诗应作于长庆三年十月之后，即《李娃传》的创作上限应系于长庆三年十月;《李娃传》结语仅及李公佐一人，“予与陇西公佐”，未见及居易、元稹之辈，或因文曰时在“贞元中”而有取舍，但其时居易与之同在襄阳守制，断不应无。这既是否定“贞元十一年说”的内证，也是断代的重要证据，以理推之，如元白诸人在场，必见诸文字。而自元和十五年起，居易、微之、梦得等宦游各地，自长庆四年至宝历二年冬，长安仅行简一人;现存唐代文学史料亦未有一言及于《李娃传》者，亦可证其为晚年作品，因与诸人异地而居，且不久辞世，其文行之未远，未及取誉故也。而所提及之“李公佐”与“贞元中”等，无非狡狯假托之辞。综合以上推断，《李娃传》当作于长庆四年至宝历二年间。
上一页 [1] [2] [3]
